万里归来卜筑居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我作为长子，尚未结婚的叔叔在安徽含冤自尽。怯生生地询问家里情况有无&#x，我父亲被无由关押，它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但在，然后才回，家？我所在的大学也是日夜风起云涌，既不得安生又逃避不开，只得让刚刚初ม中ณ毕业的大弟弟出海捕鱼，贴补家用。大弟弟每隔多少天后上岸总是先与我联系，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氵朝期，20来岁。如何ã，家人还在，家的四壁还在，时时准备遭受风雨的袭击和路人的轰，但在那年月好像是完全暴露在露天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又接到指令必须到เ军垦农场继续改造，那些天。去时先，天天排队出操点名，接受长篇训话，一律睡地铺而伙食又极其恶劣，大家内心明白，整训完以后就会立即把我们抛向一个污泥、沼泽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绝无回归的时日。我们的地铺打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从西边墙板的夹缝中偷眼望去，那里有一个安静的院落，小小一间屋子面对着河流，屋里进出的显然是一对新婚夫妻，与我们差ๆ不多年龄。他们是这个镇上最普通的居民，大概ฐ是哪家小店的营业员或会计吧，清闲得很，只要你望过去，他们总在，不紧不慢地做着一天生活所必需、却又纯然属于自己的事情，时不时有几句不冷也不热的对话，莞尔一笑。夫妻俩都头面干净，意态安详。当时，我和我的同伴实在被这种最正常的小镇生活震动了。这里当然也碰到了文化大革命，但毕竟是小镇，又兼民风柔婉，闹不出多大的事，折腾了一两下也就烟消去散，恢复成寻常生态。也许这个镇里也有个把“李国香”之类，反正这对新า婚夫妻不是，也不是受李国香们注意的人物。唉，这样活着真好！这批筋疲力尽又不知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们向壁缝投之以最殷切的艳羡。我当时曾警觉，自己้的壮志和锐气都到哪儿去了，何以20来岁便产生如此暮气的也隐之ใ想？是的，那年在恶风狂浪ฐ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镇的生活，我在人生憬ä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
理由是简明的：苏州ะ缺少金陵王气。这里没有森然殿阙，只有园林。这里摆不开战场，徒造了几座城门。这里的曲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这里的小食太甜，这里的女人太悄，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这里的书法过于流利，这里的绘画不够苍凉遒劲，这里的诗歌缺少易水壮士低哑的喉音。
不仅有汽车站，而且还有个火车小站。当日道院如今成了一个ฐ旅๓游点，门庭若市，园圃葱翠，屋宇敞亮，与我们日常游玩的古典式园林没有什么两样。游客以青年男女居多，他们一般没有在宅内展出的朱耷作品前长久ื盘桓，而乐于在花丛曲径间款款缓步。突然一对上年岁的华侨夫妇被一群人簇拥着走来，说是朱耷的后代，满面威容，步履沉重。我不太尊敬地投去一眼，心想，朱耷既ຂ做和尚又做道士，使我们对他的婚姻情况很不清楚，后来好像有过一个叫朱抱墟的后人，难道你们真是朱抱墟之后？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
法国现代学者乔๒治·杜梅吉尔geesduezil提出过印欧古代文明的三元tripartie结构模式，以古代印度、欧洲神话中不约而同地存在着主神、战神、民事神作为ฦ印证。他认为这种三元结构在中国不存在，这似乎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略๓为ฦ关注一下傩神世界，很快就发现那里有宫廷傩、军傩，乡人傩，分别ี与主神、战神、民事神隐隐对应着。傩，潜伏着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几个ฐ文明侧面。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ใ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เ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เ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范仲淹从洞庭湖讲到了天下，还小吗？比之心胸ถ揪隘的文人学子，他的气概确也令人惊叹，但他所说的天下，毕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
《白帝托孤》是京剧，说的是战败的刘备退到白帝ຓ城郁闷而死，把儿子和政事全都托付给诸葛亮。抑扬有致的声腔飘浮在回旋๙的江面上，撞在湿漉漉的山岩间，悲忿而苍凉。纯银般的声音找不到เ了，一时也忘却了李白的轻捷与潇洒。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我跌跌撞撞往里走。
莫将波浪枉明时。
咬一咬牙，狠一狠心。总要出点事了，且把脖子缩紧，歪扭着脸上肌肉把脚伸下去。一脚，再一脚，整个ฐ骨骼都已准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然而，奇了，什么เ也没有发生。才两脚，已嗤溜下去好几米，又站得十分稳当。不前摔，也不后仰，一时变作了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再稍用力，如入慢镜头，跨步着舞蹈，只十来下就到เ了山底。实在惊呆了：那么艰难地爬了几个时辰，下来只是几步！想想刚才伸脚时的悲壮决心，哑然失笑。康德所说的滑稽，正恰是这种情景。
树愈来意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ฐ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๑“阳关古址”四字。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缭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在别的地方แ，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á主，踉踉跄跄，直到เ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เ手把你碎成轻尘。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ศ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ฦ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ฐ洞穴吞吐。
当然事情也有较为乐观的一面。真正走得远、看得多了，也会产生一些超拔的想头，就象我们在高处看蚂蚁搬家总能发现它们在择路上的诸多可议论处。世间的种种定位毕竟都还有一些可选择的余地，也许，正是对这种可选择性的承认与否和容忍的幅度，最终决定着一个ฐ人的心理年龄，或者说大一点，决定着一种文化、一种历史的生命潜能和更新可能。事实上，即便是在一种近似先天的定位中，往往也能ม追寻到เ前人徘徊的身影，那ว我们又何必把这种定位看成天生血缘呢？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延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๔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ฐ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ต，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ฐ地道的学者艺术学，他太激动，大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๔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ฦ人情世故，不懂ฦ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ใ辈，更不懂ฦ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ຂ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ถ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ม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ä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เ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藏书家遇到เ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间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80高龄的范钦๔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ม，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ะ止早ຉ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เ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๐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返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เ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刺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๔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à租充当藏书楼ä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ำ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๔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ฐ、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ใ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ๆ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ใ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ฐ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เ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ม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ຉ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ม而崩坍，因而已๐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ฦ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ท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3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1้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ล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เ，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ศ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๗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ๆ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แ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á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เ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ม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ใ，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ฐ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对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เ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๔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ຉ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ฦ举ะ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19岁的黄宗羲在廷一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ä个ฐ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ฦ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ใ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ä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ฦ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ຖ钥๓匙。这里有选择，有裁é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ฦ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ฦ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า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ณ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ว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ฐ没有办法中ณ的办法。但是，如此严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ດ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ຈ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6๔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ต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ຐ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ณ，在钦๔定的藏书楼中ณ，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ດ隆下今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é劫，颇觉言之ใ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杨，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ณ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ກ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๗14年，一个ฐ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ๆ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ว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เ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ฐ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ä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แ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ฐ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๔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ä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ຖ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ທ已๐成为ฦ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3๑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แ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น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了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ณ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ຂ沉重又宁静。阁中ณ一位年老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沓无可寻。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裴明海ร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博、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ณ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ຖ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ม把他们的目光投向这种苍老的屋宇和庭园呢？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