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真有&，求上帝ຓ启示于你——比&#x，我在海外：我为你祷ຕ告，遇到难以教化的人，说话很和气。在《人民，说现在大学生，我真想把他也算个知识分子，就怕他不乐意当。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举例言之ใ，就说，据我所知，教皇博学多识，连“郭鲁茅巴๒”都不知道，我登时就如吃了一闷棍。不知为ฦ什么我该知，我想这是个蒙古人。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原来他是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知识的多，一般来说，但把自编的黑话也列入知识的范畴，就难说有多客观了。现在中ณ学生不知道李远哲也是个罪名——据我所知，学化学的研究生也未必能ม学到李先生的理论；他们还有个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窍，连杨振宁、李政道、李四光是谁都不知道。据我所知，这三位先生的学问实在高深，中学生根本不该懂，不知道学问，死记些名字，有何必要？更何况记下这些名字之后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国籍，这是给孩子灌输些什么？还有一个ฐ爱说的话题就是别ี人“格调低下”，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兄弟我格调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里看到เ过这种腔调，的题目叫《会说话的猪》。总的来说，这类文章的要点是说别人都不够好，最后呼吁要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否则ท就要国将不国。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国外的报刊上也有。只是挑出的毛病比较靠谱，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来抬自己。如果把道德伦理的功能概ฐ括为批判和建设两ä个方面，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ศ方面。我不认为这是批判社ุ会——这是批判ศ人。知识分子的批判火力对两类人最为猛烈：一类是在校学生，尤其是中ณ学生；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的同类。这道理很明白——别人咱也惹不起。
现在该说说建设的方面了。这些年来，大家蜂拥而上赞美过的正面形象，也就是电å视剧渴望里面的一位妇女。该妇女除了长得漂亮之外，还像是封建时期一个ฐ完美的小媳妇。当然，大伙是从后一个方แ面，而不是前一个方面来赞美她；这也是中古的遗风。不过，要族表一个戏中人，这可太古怪了。我们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则ท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回国服务。想要崇高，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请，以便拒绝掉，这也太难为ฦ人了；在知识分子里也没有普遍意义。所以，除了树立形象，还该树立个森严的道德体系，把大家都纳入体系。从道德上说事，就人人都能ม被说着了。
所谓道德体系，是价值观念里跟人有关的部分。有人说它森严点好，有人说它松散点好，我都没有意见。主要的问题是，价值观念不是某个ฐ人能造出来的人类学上有些说法，难以一一引述，道德体系也不是说立哪个就能立起哪个。就说儒家的道德体系吧，虽然是孔孟把它造了出来，要不是大一统的中央帝国拿它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想造道德体系，关上门就可以造。造出来人家用不用，那ว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然可以潜心于伦理学、道德哲学，营造一批道德体系，供社会挑选，或是向社会推荐——但是这件事也没见有人干。当年冯定老先生就栽在这上面，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学乖๔了，只管呼吁不管干，并且善用一种无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种句式来源于《圣经·创น世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真是气魄宏伟。上帝的句式，长用用还差不多。咱们用也就是跟着起哄罢了。
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ณ古遗风是什么了。他既ຂ不像远古的中ณ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如前所述，这正是中古的遗风。倒霉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备，自己都说不清；于是就哀叹：人心不古，世道浇漓，道德武器船不坚，炮不利ำ，造新า船新炮又不敢。其实可以把开船daທpao的事交给别人干——但咱们又怕失业。当然，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该有公民热情，针砭时弊也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不过出于公民热情去做事时，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这个ฐ地位咱们又接受不了，非要有点知识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这个ฐ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三、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
现在中ณ国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时，批判找不着目标，颂扬也找不着目标，只一件事找得着目标：呼吁将大任降给我们，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任，没有它我们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要论价值体系的形成，从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ม也是关系到每一个ฐ人，维护也好，变革也罢，总不能光知识分子说了算哪。要社会把这份责任全交给你，得有个理由。总不能说我除了这件事之外旁的干不来吧？凭我妙笔生花，词儿多？那就是把别ี人当傻子了。凭我是个好人？这话人人会说，故而不能认真对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说，历史上就是我们负这责任。这不是个ฐ道理，历史上男ç子可以三妻四妾，妇女还裹脚哪，咱们可别讲出这种糊涂油蒙了心的话来找挨骂。再说，拉着历史车轮逆转，咱们这些人是拉不动的。说来说去，只能ม说凭我清楚明白。那么เ我只能凭思维能ม力来负这份责任，说那些说得清的事；把那些说不清的事，交付给公论。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么เ讨论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场，从科学的立场，从理性的立场，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咱们能不能ม学会？
最后说说中ณ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然，他有“士”的传统。有人说，他先天下之ใ忧而忧，后天下之ใ乐่而乐悲观主义แ者？，有人说，他以天下为己้任国际主ว义แ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为ฦ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有资格教训别人教化于民。这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看自己的。问题是别ี人怎样看我们。我所见到的事，实属可怜，“脱裤子割尾巴”地混了这么เ多年，才混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咱们把“士”的传统忘掉为好，因为ฦ不肯忘就是做白日了。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就讲硬道理：有什么เ事，我知道，别人还不知道；或者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别人想不通；也就是说，按现代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力。这样虽然缺少了中国特色，但也未见得不好。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知识分子的不幸
乔叟《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ฐ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แ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ฦ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ว义者可能ม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๐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ต。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ฐ答案，但不愿为ฦ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帐：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๐被取消，这位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แ：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ฦ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这是一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中唱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不应再有其他评价。还有一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啊，
就是好！……
这四个ฐ“就是好”，无疑ທ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ฦ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ฦ，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ๆ下一起祷ຕ告。因为ฦ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早ຉ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เ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า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中国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ຕ，这没什么เ不好。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疯：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ฐ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ม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แ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ว意了。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唯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ณ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著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เ了第一顶ะ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处，对于切身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说到เ信仰，我和我老师有种本质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对儒学击节赞赏；他告诉我说，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ต——他对犹太教也有兴趣；至于割没割包皮，因为没有和他老人家同浴ภ的机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ฐ信仰的爱好者。我相信他对我的看法是：可恨的无神论者，马基雅弗利分子。我并不以此为耻。说到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和他划ฐ清界线，因为他胆敢把道义แ、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但我还是不当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门徒，这样把自己้划在本民族的圈子里面，主要是想防个万一。顺ิ便说一句，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对于这一点，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话来说，是这样的：你们大陆来的同学，经历这一条，别人没法比啊。
我对墨子的崇拜有两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ว就是现了光的直线传播，比朱子只知阴阳二气强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实验记录来证明。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种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际是论兼爱是可能的。这种方法叫德尔塔－依伏赛语言，高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ฐ儿。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谈利害。我最佩服他这后一点。但我不崇拜他兼爱无等差的思想，以为有滥情之嫌。不管怎么เ说，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ฦ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ท，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เ第一。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ว些定义แ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แ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ใ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ใ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ใ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ย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ย，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已吃。中ณ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一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ຉ亲、郭解埋儿，一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忽一日，来了“文化革命”，学生把他驱到เ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假如不讲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绝的方法来作践他。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ๆ……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给他们讲“割股疗亲”，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时至今日，一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ฐ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ฐ制ๆ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想当年，像姚文元之ใ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ม有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也别ี做圣人，以免头上鲜ຒ血淋漓。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เ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一种善吧？科学知识分子说这就够了，人文知识分子却来扳杠。他们说，这种朴素的善恶观，造成了多少罪孽！现代的科技文明使人类迷失了方แ向，科学又造出了毁灭世界ศ的武器。好吧，这些说法也对。可是翻过来看看，人文知识分子又给思想流氓们造了多少凶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烟雾弹！翻过来倒过去，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我建议把看不清楚的事撇开，就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利害来考虑问题——从这种利ำ害出，考虑我们该有何种道德、何种信念。至于该给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灌输些什么，最好让领导上去考虑。我觉得领导上办这些事能行，用不着别人帮忙。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有一个ฐ公开的秘密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托尔斯泰是这样，维纳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แ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เ乐意：打个ฐ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这种看法会遭到เ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เ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แ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เ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据野史记载，中ณ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种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เ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เ息的人则ท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ท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ะ一反三。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ม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行，以为ฦ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ม鼓励好消เ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เ息。另外，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เ息。最后，你会想到เ，我讲出这样一个ฐ古怪故事，必定别有用心。对于最后一点必须ี先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象之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เ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现了中ณ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ศ的前途倚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人叫作马寅初。五十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ณ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能ม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这方แ面有一个ฐ例子是我亲身所历。我和李银河从一九八九年开始一项ำ社会学研究，次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个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เ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的一位顾问，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ฐ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ๅ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ๅ一点道理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的第一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ฐ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设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消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ฐ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เ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由á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我以为ฦ主要起因于此。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的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ำ。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ำ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ใ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在中ณ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ใ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ใ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ท，二是党性的原则ท。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ฦ。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เ学者的苦心。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提出了“仁者无敌”之说，有了军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弹”之ใ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王来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因为ฦ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须说明的是，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这一点我还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以现大致可分为两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ม按方抓药，治人的病。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ใ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另一种说道，本人所治之ใ学对于现在人类所有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买大力丸的，这种丸ฤ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ณ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这是狡猾的例子——罗素า曾写了一本《西方แ哲学史》，从未提出别人做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再滑也滑不过佞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也没有被人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เ，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是说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要和林彪比滑头，大家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际上在那时就已生了。
罗素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现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ຓ是万物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气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ใ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作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แ壳往君王的板子刀子上撞。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แ袋和屁股。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之口，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扯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以我和李银河为ฦ例，现在就再不搞同性恋问题了。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ฦ他们产出的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า闻。总之ใ，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至于君王，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暴型，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เ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这后一种君王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在得出第三个ฐ结论之前，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有句老话叫做“久居鲍鱼之ใ肆不闻其臭”，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不过，我知道假如一个人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那ว么เ就可以断ษ言，他是个真正的信使。这就是第三个结论。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先生，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é架上的布鲁诺，不过这句话留着总有它的用处。
现在我要得出最后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假如没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เ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打听一下召唤什么เ。如果是召唤古希腊，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花剌子模，我就反对。我相信马寅初这样的人喜欢古希腊，假如他是个ฐ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邦里走动，到处告诉大家：现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要是滑头分子，就喜欢花剌子模，在那里他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ว。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有几个ฐ能和马老相比。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原载《读书》19๗95年3๑月号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积极的结论
我小的时候，有一段很特别ี的时期。有一天，我父亲对我姥姥说，一亩地里能打三十万斤粮食，而我的外祖母一位农村来的老太大，跳着小脚叫了起来：“杀了俺俺也不信。”她还算了一本细帐，说一亩地上堆三十万斤ภ粮，大概ฐ平地有两ä尺厚的一层。当时我们家里的人都攻击我姥姥觉悟太低，不明事理。我当时只有六岁，但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姥姥ณ是错误的。事隔三十年，回头一想，现我姥姥ณ还是明白事理的。亩产三十万斤粮食会造成特殊的困难，那么多的粮食谁也吃不了，只好堆在那里，以致地面以每十年七至八米的度上升，这样的度在地理上实在是骇人听闻；几十年后，平地上就会出现一些山峦，这样水田就会变成旱田à，旱田则ท会变成坡地，更不要说长此以往，华北平原要变成喜玛拉雅山了。
我十几岁时又有过一段很特别ี的时期。我住的地方我家在一所大学里有些大学生为ฦ了要保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而奋起，先是互相挥舞拳头，后用长矛交战，然后就越来越厉害。我对此事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北京城原来是个很安全的地方，经这些学生的努力之后，在它的西北郊出现了一大片枪炮轰鸣的交战地带，北京地区变得带有危险性，故而这种作法能不能叫作保卫，实在值得怀疑。有一件事我始终想知道：身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人，身披销甲â上阵与人交战，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自我感觉如何？当然，我不认为在这辈子里还能有机会轮到我来亲身体验了。但是这些事总在我心中徘徊不去。等到我长大成人，到海外留แ学，还给外国同学讲起过这些事，他们或则ท直楞楞地看着我，或则用目光寻找台历－－我知道，他们想看看那ว一天是不是愚人节。当然，见到这种反应，我没兴趣给他们讲这些事了。
说到愚人节，使我想起报纸上登过的一条新闻：国外科学家用牛的基因和西红柿做了一个杂种，该杂种并不到处跑着吞吃马粪和腐植质，而是老老实实长在地上，结出硕大的果实。用这种牛西红柿做的番๘茄酱带有牛奶的味道，果皮还可以做鞋子。这当然是从国外刊物的愚人节专号上摘译的。像这样离奇的故事我也知道不少，比方แ说，用某种声波哨子可以使冷水变热，用砖头砌的炉灶填上煤末子就可以炼出钢铁ກ；但是这些故事不是愚人节的狂想，而是我亲眼所见。有一些时期，每一逃诩是愚人节。我在这样的气氛里长大，有一天，上级号召大家去插队、到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我就去了，直到เ现在也没有认真考较一下，自己的心脏是否因此更红了一些。这当然也是个很特别的时期。消极地回顾自己的经历是不对的悲观、颓废、怀疑都是不对的。但我做的事不是这样，我正在从这些事件中寻找积极的结论，这就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