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节。最具有决定性&#，急忙冲过去
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很少有人在“文化大革命”，它一
度。那是过份了，不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的“正本”了。
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让人难
以忘怀。当然，它竟响了，那
得开，
多年，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山西的
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贫瘠的山头，沉重的镢头，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憨厚的大寨人
没有怨言，
而对这些干燥灰黄的泥土又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他？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轻薄地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
但是，当这个ฐ山村突然成了全国朝拜的对象，不远千里而来的参观学习队伍浩é浩荡
荡地挤满山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主ว义的大热闹背后去寻找某种深层的蕴
涵了。我觉得，大寨的走红，是因为它的生态方式不经意地碰撞到了当时不少人心
中一种微妙的尺度。大家并不喜欢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大家花费几十年时间
参与过的那场社会革命，是以改变贫困为ฦ号召的，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是剥ຓ夺富裕
为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划上等号。结果，既要
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别ี
，以整齐划一的艰苦劳动维持住整齐划一的艰苦生活。因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
在贫困的感受，与以前更贫困的日子相比还能获得某种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
灭了贫困；消เ灭了贫困又没有被富裕所腐蚀，不追求富裕却又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
景，这就是人们在这个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广价值的尺度。
当然，一种封闭环境里的心理感受，一种经过着力夸张的精神激情，毕竟无法
掩盖事实上的贫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们看到了一切，眼圈发红，半是感
动半是同情。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陪衬出来的
是一个同样的命题：感人的艰苦，惊人的贫困。直到今天，人们可以淡忘大寨，却
很难磨去这一有关山西的命题。
但是，这一命题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é的
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
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
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内，中ณ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
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ณ心。北京、上海、广州ะ、武汉等城
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
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ใ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
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
；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ฐ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
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ษ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
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เ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
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当时山西城
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8๖22年，
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ฦ
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ใ人，
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
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民大规模西迁，使之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