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一旦遇到洪水。河床过高，其中技术上的问题和人力物，沉积于河床；由于河水流经，治理黄，都需要这位钦๔差，根据过去的经验。每次决口，生命财产的损失均不可胜记。可是对于这一问题，中枢的唯一办法，就是责成总理河道的御史妥善处置：疏ຕ松的黄土随着河水顺流而下，就极易冲决河堤。造成严重的水灾，大规模整理河道，地区往往涉及数省，等于改造地形，有时填高凿低。在这样巨大的规划之中，自然会有意见纷纷，有时尚未开工ื。莫衷一，争执已起。所以中枢虽不直接领导工程的设计和进行，但是它所采取的立场，却必然对全盘形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一个总理河道的御史执行他的规划尚未及半，突然被参免职，而他的继任者又采取完全相反的主张办事，则ท百万生灵，就可能牺牲在这种官僚政治之下。首辅申时行所赏识的治河专家是潘季驯。这位专家提倡“河道紧缩说”。黄河所以为害，原因是河沙淤集，河道不通。对于这一点专家们都无异说，但在解决的方案上则有截然不同的主张。有人建议加宽河道，他们认为河道宽则水流畅。潘季驯则以为河道宽则流速小，流速愈小则ท泥沙沉淀的机会愈多，经过若干年月之后，河床就会愈积愈高。他主张，应该选择重要的地段把河道收紧ู，同时把附近的清水河流用人工ื疏凿引入黄河，以增加黄河的流速，照ั这样的办法，可以不需要经常疏ຕ浚而可以“自浚”。“建堤束水，以水攻沙”，就是他归纳上述方针ฤ而概括成的八字箴言。他又建议，河堤不能几十里、几百里相连不绝，应该预先在河水汹涌的地方留แ出缺口，而在缺口之后筑成第二、第三道的“遥堤”，和第一线的河堤之间构成“含水湖”。大量河水在缺处突破第一线，流至遥堤，流速已经降低而储蓄在这些人工含水湖中，就不致扩大其危害。
有大量耕地及农民，必须有私人的武装和法庭，否则就不能有效地管理。这些权力通常也为自上而下的各个世代所继承。
正德皇帝是万历的叔祖，中国“欢乐的君主”。他喜欢微服出行，沉湎于爱情冒险。把传统上规定的天子职责置之不顾，时日一久，万历懒惰之名大著。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惰性先天，也有历史学家则怀疑他已经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这些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是下面这样的琐事：万历既已免去了自己้参加典礼的麻烦，却在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แ法在消磨时光。每当天气晴和，他一高兴，就和宦官们掷银为戏。他自己้做庄家，宦官把银叶投向地上画ฑ出的方形或圆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偿还，不中ณ者即被没收。这种细碎的事情表现了一个ฐ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ใ于作出积极的创造。皇帝的这种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皇帝：“这容易。我只要说他是一个宫女的儿子就可以了。”
虽然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弃他的愿望。臣僚们纷纷猜测，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郑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还是他想用拖延的办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况据说极有问题，如果一旦不讳，皇贵妃郑氏递补而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据加以反对。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带病延年，仅仅比皇帝早死四个月。而这时由于众意难违，万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为ฦ太子已๐经二十年了。
这一大规模的抗议使龙心赫然震怒。申时行获知皇帝的反应，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却并未与闻。被孤立的皇帝亲自在朱批中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事情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因为ฦ大学士的揭帖系秘密文书，经过御览以后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是这一揭帖偏偏为许国所截获，他就毫不客气地送交给事中办公室抄录公布。申时行立刻向给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布，但其内容已经在文官中传遍，而且这种索取已๐发科抄写的文件也属违背成宪。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读诗书，知道经典史籍赞成臣下向无道之君造反。但这无道必须到达桀、纣的程度，即以极端的残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现在的万历皇帝却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章。也就是说，他的消เ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对于这种情况，臣僚们是找不到任何经典中的训示来造反的。所以，不满甚至愤激的情绪尽管不断ษ滋长，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诛独夫”或者“清君侧”的内战。
为尧舜之君的说法不加反对，因为这是“四书”中的准则ท，又是祖先的训示，不容置辩。可是以他的聪明敏感，谁又能够保证他在内心深处，没有把这种要求当成臣下为他设置的羁绊?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ฐ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ຖ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เ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ไ测大风暴的来临。
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他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ຖ缴足，这一空前巨大的压力为全部文官所终身不忘。批评张居正的人说，他对京城和各地库房中积存的
这种伦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邹้元标为例。邹元标在1577年得中进士，时年二十六岁。当时他还没有任何官职，然而根据圣贤的教导，他竟上书指出张居正的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门外受到廷杖，进士的头衔革去，降为士兵，流放于贵州的穷乡僻壤。一去五年，直到1583๑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职司监察，穿上了绣有獬豸的袍服。到任不久，他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个字，给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邹元标不识抬举，过不多久，他二次上书，奏章上的用语更无忌讳，竟说万历扯谎，有过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闻，莫若勿为”的谚语，揭穿皇帝的装腔作势，说他没有人君风度。这就不能ม不使万历勃然震怒，准备把这个不知感恩的谏官再次廷杖。
申时行之被任为首辅，似为一串意料之外的机缘所促成。
8๖《大明会典》卷60页1～31。
十四岁登极后的情况一样。张、冯二人却把他的话故意歪曲，以此作为诬陷的根据。
但是热恋并不等于独占皇帝的枕席。万历共有八子十女，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郑氏之ใ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ຓ感情上的需要。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能如此地历久不衰。
元辅良师责令皇帝自己้检查过失。引导皇帝ຓ走上邪路的宦官被勒令向军队报到，听候处理。经和冯保商议之后，张居正又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了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
次年，即1578๖年，张居正服用红袍玉带参与了皇帝ຓ的大婚典礼。礼毕后又换上布袍角带回籍葬父。他从阳历四月中ณ旬离京，七月中旬返京，时间长达三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一千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区处。
本朝的君主制度有一点与历朝不同。以前各个王朝，凡君主年幼，必定有他的叔父、堂兄这样的人物代为摄政，而这恰恰为本朝所不能容许。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其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闳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แ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ๆ和干涉。
在1578๖年大婚之前，万历和慈圣太后同住在乾清宫。太后对皇帝能否克尽厥职和勤奋学习均极为关怀，皇帝ຓ的其他行动也经常得到她的指导。至于冯保，当万历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是他的伴侣，提携捧抱，兢兢业业地细心照护，所以后来才被称为“大伴”。到เ这时候，冯保已经擢升为司礼ึ监太监，也就是宫内职位最高的宦官。他经常向慈圣太后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慈圣因此而能耳目灵通，万历却因此而渐生畏惧。慈圣太后教子极为严格，如果大伴作出对皇帝不利的报告，太后一怒之下，皇帝就会受到长跪的处罚，有时
在这几十里的道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以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皇帝对他们慰勉有加，并宣布他所经过的地区免税一年，以酬答当地居民对他这一行所作的供奉。
这样的队伍和排场，两年半之内要组织四次，廷臣就感到是过于频繁了。于是，使皇帝扫兴的事情就纷至沓来。北方边镇驰报蒙古部ຖ落颇有蠢动的征象，叩请御驾谨慎小心；礼部的官员据此坚请皇帝缩短出行的时日。有一次，皇帝的侍卫旁边发生逸马狂奔的非常事件，又有一次有若干文官误入禁地，这些都由御史据实奏报御前，以期引起应有的警惕。经过这些周折，本来应该是很愉快的小事游憩已全无乐่趣之可言。1589年万历曾经表示还想出巡ำ一次，监察官听到以后立刻上书诤谏。他们说，皇上已๐经感到自己火气过旺，必须放弃早朝以事休养，那么就更不应该出城游玩而使火气增加。皇帝读完这些奏章，从此就没有再提出巡一事。
万历所巡ำ视的为自己预筑的陵墓动土于1584年的夏季。这项巨เ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ຓ不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当作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แ，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陵墓内的葬室筑有停放梓官的石床。石床上留出来的位置共有三个，除了皇帝和皇后以外，还有一个位置留给下一代皇帝ຓ的生母。万历目睹之ใ余，不禁感慨系之，他所心爱的女人即使不能在生前成为皇后，在死后也应当陪伴在他的身旁。否则，他和世界上唯一能够心心相印的女人在皇城的寺院里双双祈祷ຕ又所为何来呢？朱翊钧在生之ใ日有妃嫔数十，宫女无数，可是与皇贵妃郑氏始终形影不离。“可见生死同心，是他们的宿愿。这样美好的宿愿又是否能成为现实呢？当日皇帝想到这些，这大峪山的工程，就又和立储一事相始终而不可分割了。
皇帝在世之日预筑陵寝，在本朝有洪武、永乐่、嘉靖三朝的成例可援。其不同之处，在于定陵竟然预ไ筑于万历皇帝的青年时代。据申时行后来说，这一建议始创于1583๑年张四维做首辅的时候，当时皇帝还不足20岁。但这建议一经提出，他立即欣然同意，并亲自参与地址的选择和工程的设计。
他当然不是认为ฦ自己去死不远，而是踌躇满志地感到他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千秋万岁之后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然年未二十，但是已为人父，而且御字已经10年，具有足够的资格承当这一光荣。
这次预筑陵寝的工程和别项工程不同，差不多完全没有廷臣劝谏。惟一的争执在于风水问题，已๐如上文所述。最后由于皇帝宸衷独断，才平息了这场纠纷。争论者没有想到，平日他们以道德的名义解决技术问题，现在却要用技术的名义去解决道德问题，只是皇帝以秦始皇和骊山为例，不肯过于讲究，以致坚持风水的人，不能继续用这个名目作党争的根据。
筑陵是本朝大事，有司职责所系，于是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的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总其成的是定国公徐文壁和首辅申时行。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壁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札仪都少不了由他领ๆ衔，而全部ຖ的擘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ã时行一力承担。到158๖7年，申时行已亲赴大峪山督工多次，其尽瘁王事的忠忱，当然会被年轻的皇帝所体会并因此增加对于申先生的信任。
定陵的建筑经过详见于当日工部的记录报告之中，其建筑结构则因1956年的发掘而为ฦ400年后的人们所了解。整个看来，玄官的宗教色彩浓厚。其石制椅案缀饰以帝后的标志如龙凤，其下缘则为莲瓣，乃是佛家传统。其懵懂ฦ于下世超生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希望，一种幻想。内中埋藏的金银和瓷质的面盆固然予人以现实化的感觉；可是木雕的人涌马匹却又只有玩具一样大小，显示着筑陵的人将“长生不死”的观感，认作一种心理状态，只能于半信半疑间得之。
今天，有思想的观光者，走进这座地下宫殿的玄宫，感触最深的大约不会是这建筑的壮丽豪奢，而是那ว一个躺在石床中间、面部ຖ虽然腐烂而头发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髅。它如果还有知觉，一定不能瞑目，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能长眠在他的身旁。同时，走近这悲剧性的骸骨，也不能不令人为这整个帝国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ฐ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น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官，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ฦ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ใ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至于首辅申时行，他在监督定陵工ื程的时候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产生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เ今天的官方文件上启然是查不到的。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申时行在参与了破土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永绥列ต圣之神灵，预卜万年之兆域。”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他在1586年举行正殿上梁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爱诹升栋之辰，适应小春之候。先期则ท风和日暖，临时则月朗星辉。臣工抃舞以扬休，民庶欢呼而趋事。”这些辞藻上的对偶和华丽表现了想象中的至美至善，但是皇帝和他的老师彼此也都明白，对这样的文字不能ม过于认真。因为其时陵墓工程已๐延续多年，其耗用的财力已使国库受到เ影响，而征用的军民人力，也应当使“欢呼而趋事”者感到了难以解脱的痛苦。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国史上记有这么一条：“赐寿官工人汤药及老弱饥号难以回乡者路费。”这条通令不可能未经皇帝和总揽工ื程的首席大学士过目，但是所谓赏赐是否确实发下，发下的数字又是否足敷使用，则无从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