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๑年初，丧失了承担风险的胆量。许多，这十个ฐ多月来。
时下大家关心的生活与问题:
首先，如今，作为文化人创办。经，许许多多文化，据说是中国文化人的传统美德。我看，这不过是因为很多文化人早已失去了争取过富日子的勇气，只能缩在蜗牛壳里舔露水而做的自我安慰的阿q式的宣传罢了。其次，华夏西部ຖ影视城ä，安于清贫，乐于清贫，在这方面，他们还不如一般行政干部甚至汽车司机。侃侃而谈，听他们坐，真令人神往，但叫他们去办一件实事，
家兔是最。你就要等着倒霉，可是我也碰到过如狼的家兔，它除了以上说的家兔的特征外还具有狼的贪婪。说来也可怜，中国的文化人过了几十年清苦的日子“见钱眼开”这句成语用在某些文化人身上再贴切不过。现在一般人都以为金钱会使人堕落，殊不知贫穷同样能使人堕落。长年困于贫穷的人一旦看到一叠叠钞ๆ票从自己手上流过，堕落就会加倍。当代去喂饥饿了多日的家兔时，不会咬人的兔子也会连你的手指头和草一起啃。啃伤了我的手指，我常常不知道是应该悲哀还是应当厌恶。
维熙兄，我不想探讨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说，如果因种种非文学的原因而使文学的步于“扭捏”、“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以及“和经济改革的顺差ๆ和相悖的反差”那就决不仅仅只会妨碍文学的发展。这种现象即刻会反馈到เ文学以外的领域，对我们的经济与体制改革都非常不利ำ。经济繁荣，文学停滞，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双轨道上进行是不可想象的。最近，我读了一些探讨西方แ社会的理论书籍，又去了一趟北欧，给我一个ฐ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如果我们不万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那就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社会主ว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我们“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之后而出现的经济繁荣的社会中，也将和西方一样出现种种“社ุ会病”
现在，西方在高呼他们进入了“第三次浪操”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看，我们所说的“四化”是概括了他们说的“第二次浪操”与“第三次浪ฐ操”这样两个历史内容的。随着“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们且不去预测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与伦理观念会有什么变化，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将提到生活的重要位置上来，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维熙兄，你我都经过六○年“低标准”的生活。我们都知道，那时的社会问题最简单：吃、吃、吃！连穿都顾不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一个ฐ社会只要把人民的吃穿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殊不知，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แ的理论和从社ุ会实践的观点出发，我们现在都应有这样的看法：社会生产力越发达，人的物质生活越丰富，人的精神追求也会越活跃“思想问题”也会越“复杂”尤其在我们这个ฐ“抛弃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社会里，你所说的“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已使我们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易变的绝对运动之中”；“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了。
三年前的元月四号，在银川是个雨雪霏霏的日子。如雨的雪粒飘洒到地上很快就融化了。街上和医院里的甬道都湿漉漉的；天气和景色，既像是初春，又像是深秋。使人既满怀着欣然的希望，又夹缠着无端的哀愁。我在市医院那间玻璃破碎、四面透风的产科候诊室里席地而坐。地上到处是一滩滩呕吐物和垃圾。墙上也污秽不堪，涂ิ着一缕缕令人可怖的血迹；卫生宣传画多半是残缺破损的，仅剩下一张完整的人体解剖图也似乎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走廊上不时传来临ภ产妇的呻吟和陪伴者的抚慰。这种絮叨的抚慰却更使人慌乱。候诊室里坐着的多数是男ç人和老太太，虽然都默默无语，脸上却表现出一种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神情。他们每人（当然也包括我）身边都放着大大小小的提包和装满食品的网袋。那模样，不像在迎接一个ฐ新的生命的诞生，倒像准备去做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
后来，孩子渐渐地大了，一岁、两岁、三岁；我写的作品也渐渐地多了，短篇、中篇、长篇。有的作品被改编成电å影，一部、两部、三部。其中一部还是我自己动手改编的，并从头到尾参与了摄制过程，似乎又涉足到电影界ศ。孩子从咿呀学语，到เ现在已经会说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当准确地使用“因为”、“所以”、“然后”这样的虚词了；他很小就喜欢用铅笔涂抹，如今也会画一些类似抽象画派的汽车和房子。我常常暗暗地用他来和自己对比。我想，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大概也不过处在我儿子目前在说话和涂鸦上的程度吧。因为我面对文学，和他面对世界与人生，是同步开始运行的。
请别以为我说的是中国和中国作家的前景。由于中国现实的多变，因而就使力图表现当代中国现实的作品有了厚重感；由于当代中国现实的多变而造成了这一代中国作家自身的复杂，因而使我们的作品无不具有多重性和多义性。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本身就是个谜，包括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这足够后人去解析的。我们中ณ国并不缺乏็分量很重的作品，因为恰恰是具有以上所说的条件，使中ณ国当代作家最适于表现人类本性中固有的二元化品质和自我矛盾。如果朋友们有兴趣，不妨翻一翻在当代中国享有声誉或是引起争论的文学作品，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捧不动那ว么多幻想、忧虑、苦恼和欢欣。
在我讲话之前，我们可爱的女主人华苓再三嘱咐我不要超过五分钟。我懂ฦ得她的意思。她一定以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是善于做长篇的政治报告的。现在，我却想先讲一个。有一个家写小说，写了三天三夜没有写出一段。他的妻子看他写得艰苦，便同情地问：“怎么你写小说比我生个ฐ孩子还难？”小说家皱起眉头说：“你生孩子容易是因为你肚子里有东西，我写小说困难是因为我头脑里没有东西。”
没有树就没有人类，没有树就没有人的智慧。人和人的智慧都是在树林里产生和发展的。
也许是大自然对我们这些“黄帝子孙”太宽厚了，大自然赏赐给我们的东西曾使我们几乎垂手可得。中国这片国土曾经是一座伊甸园，不然，中国便不会成为世界文明古国。“老子过去也阔过！”此话倒也不假。于是，我们便成了大自然溺爱的阔少爷，别看贫农穷得连裤于也穿不上，用山柴煮米面糊糊却是一捆一捆地往灶坑里填。叫花子偷只鸡也要砍几株树烧，至今还四处飘散着“叫花鸡”的美味。在美国，一位尝遍世界各地美酒佳肴的教授对我说，只有中国菜（除广东菜之外）是世界所有食物中煮得最烂的，我说，那是中国人历来用燃料用得最大方的缘故。翻开史籍，每页都冒烟火，响彻了砍伐山林的叮咚声。吃饭要砍树，盖房要砍树，筑路要砍树（谎称某一株古树已成神通灵，要求官老爷筑的路绕开它，是中国绿色保护主ว义者传统的斗争方法），战争更要焚林。还有砍了以后再烧的，譬如一座阿房宫．罄南山之林盖了远远超出凡尔赛气派的宫殿后付之一炬。“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烧杀劫掠”不论是农民革命或反革命的镇压行动“烧”总是放在第一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火焰仿佛成了革命的花朵。中华民族是一个ฐ爱革命的民族，也是个爱点火的民族，怪不得现在我们抬头不见绿荫，生活在炎炎的赤日之下。
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友好、很客气，显然不会是有意使我们尴尬而放上这本书的。他可能ม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姚文元已经被我们打倒了，关进了监狱，也可能是照西方的习惯，认为人虽然犯了法，著作还可以保存下来。我们本想告诉他，姚文元这个文痞写的东西都毫无学术价值，不过是许多条打人的棍子，但转而一想，恐怕我们跟他说上一天，他也不会明白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只好作罢，放就让它放着去吧。也许它在将来还有点史料的价值。
随便说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斯德哥尔摩难得有艳阳天。禁声同志说，他在驻瑞典使馆工作了几年，由á于太阳晒得少，四十来岁的人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我们去的时候又是春天刚刚来临，所以遇到太阳好的天气时满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欢户外活动。在时间不允许走得远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像我们的老农民一样，挤在南墙根儿晒太阳。
我真诚地希望日本人能像德国人一样令我尊敬。我爱日本，也爱日本人。我的小说文章里不乏引用日本作家的警句，日本文学艺术的精致细腻常让我神往。我人微言轻，无法帮助我所爱的日本人觉醒，堂堂正正地跟德国人并驾齐驱。想来想去，只好由我力所能及的开始，所以我已๐决定：在日本政府没有用实际行动表示真正的“反省和道歉”之前，一，我个人和家庭决不购买日本商品，如果怕国货有“假冒伪劣”情愿去买西洋货，幸好在中国与世界ศ经济接轨的时代，没有非买日本商品不行的情况；二，对我还能管得着的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及下属十个ฐ文艺团体，我已告知办公室，凡购买日本商品的一律不得报销；三，我所经营的宁厦商业快讯社的电å子广告屏幕，拒绝接受日本商品的广告客户；四，我所经营的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镇北堡电影拍摄基地每年参观游客达三十万人次，是到เ宁夏的中外人士必游之ใ处，对日本游客，每位免费发放一份这篇文章的复印件。
我已๐咨询了法律顾问，我这样做无可指责，因按“消费者权益法”任何消费者都有选择商品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