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打算让他们两人把一切误会都摆在桌面上来谈，而周则自命，徐看不起周是凭江山人的关系爬，也只是说《挺进报》事件，嘴上却一个ฐ劲地敷衍着。没想到这些人都是阴一套阳一套，我好向毛人凤去复命，完全是徐远举ã。他问都不能问&#，都不着边际。最后，我不得不说出是毛人凤得到各方面的报告之ใ后，才决定要我来调停的，周养浩算是比较痛快，真正到了应当摆出，看不起别人，谈了半天。徐本来是急性子，但当着我的面不好吵，很多事只是收尾，只说因为从去&#x，所以没能仔细和周详谈，以后有时间，有不够的地方再补充，一定让周把全案的过。周也同意。就这样，他们算是把误会解开，我也算完成了任务。
叛徒刘国定和冉益智，因出卖革命人士有功，都被毛人凤批准授予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职衔。我于1948年5月由保密局总务处长调任云南站长，几个ฐ月没有侦察出云南地下党组织。徐告诉我说，刘国定认识其负责人，我很希望刘国定到昆明帮我破案。正在这时，毛人凤打了一个长途电å话给我，说徐远举ะ和周养浩两人一开始合作就闹矛盾，希望我有空去重庆劝说他们，要以工作为重，不能为个ฐ人小事而影响工作。我便于第二天由昆明飞往重庆。
大约过了1o来天，龚仙舫才在晚上睡觉时告诉我，徐调第三处副处长已批准了。当时我和龚的宿舍都在军统会客的漱庐，两人是对面房间，有许多事都是在睡觉时谈一下，一到早上我便先走了。我听到后马上挂长途电话到成都，告诉了徐远举，他非常高兴。不久，徐就来到了局本部ຖ，但仅担任第三处副处长半年多，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其中吵得最凶的一次，是程一鸣因病没有上班，四川有一个ฐ县现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该县的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便在请示报告上同意予以逮捕，结果主ว要人物跑了，只抓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程一鸣认为没有抓到主要人员，是批文时考虑不周到เ。徐一听很生气，顶了程几句，程更气恼，便骂了起来。徐也不客气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没想到这几句话狠狠地刺伤了程一鸣。因为他本是由á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回来后叛变当了特务。徐远举拿这些话来揭程的老底，程更气愤异常，但又不敢再吵，怕徐进一步揭他的底。所以才一气之下请求调职。戴笠弄清这一经过后，没有批评徐远举ะ，反而认为他与四川旧军政人员关系好，干外勤比内勤更适宜，于是又把他调为川康区代区长
抗日战争生后，我的行踪不定，彼此的联系少了。1941年冬，我刚刚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下来，随戴笠去成都，住在金河街戴笠的寓所。有天传达人员告诉我说，有个叫徐远举的要求见戴笠，我马上跑出去接他。两人一见，高兴异常，除互道别ี后情况外，我问他为什么前天戴笠召集军统骨干开会他没有来。他说因为去自贡和内江联系工作，今天才赶回来，所以那天没能来开会。他告诉我，他当时的职务是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我的职务未定，他说最好到เ成都工作，那里的气候比重庆好得多。我因不敢向戴笠提这种事，只说一切听从安排，能在成都更好。
选自《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é委员会编，第54o—55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๗6年版
“11·2๐7”大屠杀后，人民解放军已๐临近重庆，川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率领的两个兵团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弃甲丢盔而逃。重庆已๐乱成一团，军政机关人员和眷属如潮水一般狼狈逃窜，大小车辆拥挤不堪，公路交通一再为之堵塞。蒋介石唯恐解放军沿公路直下重庆，命将綦江至重庆公路大桥破坏，以阻滞解放军前进，又命毛人凤将中美所的催泪弹和毒气弹送到蒋介石的住处，可能是为ฦ了逃跑不及施放毒气。
四、我不大同意毛人凤的战线潜伏布置。我认为单一潜伏布置没有用。在共产党严密组织之ใ下，在解放了的城市不能ม立足，必须与游击武装配合，必须乡村支援城市。西南地方势力雄厚，游击武装到处捣乱，一时肃清不了。当时毛人凤未重视这点，或者是重视不够。1９４９年３月他来重庆主持西南西北地区“工ื作会议”，我在“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游击武装的重要性，建议将“中美所”库存的美式装备，就西南的兵源来整编交警总队，以作为西南特务的基本力量，并建议各省站动特务还乡，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备上山；同时颁了一个西南特区工作纲要，交由各省站实施。这些意见都经毛人凤同意了以后，在重庆成立了两个交通警备旅，调了六至八个交警总队到四川ษ和贵州整补，在四川先为他们成立四五个交警总队，即第二、第十、第十三等交警总队。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当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国民党军队仍在疯狂挣扎，我认为这是为蒋介石尽忠效力之时，局势虽极其紧张，但还是有办法，苦撑待变，打开一条出路，维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盘踞西南那种形势。因这种“亲美崇蒋”的思想支配，我有以下几种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