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的病情还依然严重，在地上站不稳，头晕，可我却说，就感到眼冒金花，所以，也许是这些天来一，‘不用了，’
我说，让自己้不能倒下。苏联军人见我脸色苍白，身子虚弱，满头汗水，就示ิ意让我先坐下休息一下。当我刚从，象要昏倒。但我硬是扶，‘第一是还我**语录，第二是我要见一下战友，第四是还，第三是还我的军装。’
正值黎明时分，天上的星星越来越稀，身下的石山就象一座，但夜风却是越来越冷，很快就把我们身上仅有的那点热量吸光了，所以，我们整个身子就跟冰块一样冰冷。但为了占据有利地形，战士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顾不得膝盖和手指被划破，顾不得冰冷刺骨，硬是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仔细地观察着苏军的动静。
我们一百来人，分成各个战斗小组和分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甩开步子朝着10公里外的前沿阵地进发。此时，夜色深浓，繁星满天，风声正急，凉气渗人。这里素有‘早穿棉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俗称，虽是八月盛夏之季，但夜晚的温度却是很低。所以，我们都穿着四件的厚衣服。
正在这时，裴副站长和魏指导员带着一位三十四、五岁，穿着四兜军服的英俊军人来到李排长面前，
回到宿舍里，副班长余长安就对我说，‘袁国孝，你今天真争气，成绩不错。’我谦虚地说，‘还不是平常你和班长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副班长说，‘不过，你还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我说，‘那ว是自然。’我拿起脸盆刚ธ走到水笼头边上接水，李排长过来，用手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小伙，今天射击成绩不错，给你们班争了光。’我说，‘全是平时排长和大家指导帮忙的结果。’
陵石山的坡下，使得铁列克提小河边上的38号界点，离阿拉湖只有数百米的39๗号界点和离苏联铁ກ路线只有数十米40号界点，全部划ฐ入苏联的境内。一个月前，我方的巡逻分队还走在戈壁平川之中的边界线上的我方แ一侧，可现在我们只能ม走在丘陵石山下的坡路上。而且，他们还在争议地区的山坡高地上建立起观察哨所和简易工ื事，并在我巡逻分队通过的一些险要地方，挖出了许多掩体和坑道。为了保持边界的安定，我方巡逻队只能从已被改变过的边界上进行巡逻。
据说从沙俄到เ苏联时期，它的国家每年要有‘领土收入’。这种‘收入’的方式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一是将沙俄强加给我们的以某山脊、某河流为界ศ，推到我国领土上的某山脊、某河流；二是利用每年在平原的疏松地带，动用军队和直升机枪杀和驱赶我牧民和羊群；三是在边界上私设界标。过去，他们曾侵占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些领ๆ土相当于六个ฐ英国，三个法国和十二个捷克的面积。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已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继续明目张胆地侵占我国的领土了，可是，他们却采取偷偷摸摸的方式来改变边界ศ线，或是以武装人员强占或限制当地农民出入的方แ式继续蚕食我国的领土。来到边防站后，经常听到苏俄侵犯我国领土的犯罪事实，我们当兵的早就义愤填膺了。过去，我们没办法，现在我们也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还要忍受这种屈辱？
他端起杯子，喝了口茶，用恳切的口气对我说，大家做生意都不容易，你让一点，我也让一点，咱们取个中间数咋样？我说你是要九角五分？他点了点头，说，我这是咬牙赊本赚辛苦。
我们做辣椒生意的，一般在吃肉时，总会要让收购站啃些骨头，再让椒农们喝口汤。但不能让你去吃肉，让我来啃骨头。我不以为然地说，可我们当地产的小红椒就不需要长途运输。所以，价格要比你的价格有优势。但他说他们那边的小红椒要比我们当地产的小红椒质量好，名气也大。我说差不多，就是好一些一般人也看不出。谁吃辣椒时还要问这辣椒是哪里产的？
他因伤病刚从塔城军分区医院转到军区总医院住院。因为我们俩人都只有17岁，是战友，又是病友，所以，就有许多的共同语言。他显得有些恢心，说，‘我真倒霉，因为受伤没能ม参加这次战斗ç，别的战士都立功受奖，可我连个嘉奖都没有。’说着，便长长地叹着气。我安慰着他说，‘你还年轻，又懂ฦ得医学，以后会大有前途呢。’可他还是很悲观，说，‘有啥前途？那象你现在都是军区有名的大英雄，跟珍宝岛上的孙玉国一样，过不了多久，就能ม当上排长连长，再不用回到农村老家了。’
我当然也有这种期望和憧憬，但我知道我跟孙玉国还不一样，人家是真正的英雄，是跟苏联人硬碰硬打出来的，而且是打了胜仗，为ฦ国家立了大功，争了大光。而我是被苏军俘虏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就不能ม跟孙玉国比。我问他以后咋办。他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只能回部队好好干吧。’
我在军区总医院疗养了二十多天，到了十月下旬，军区派我去托里做巡回报告。我就带着父亲一起去了托里，进到了烈士陵园，看到一排两行的烈士陵墓，我数了数一共是28座。我们在无名高地上有26个人，牺牲了25人，还有3名记者也牺牲了，我是个ฐ唯一的幸存者。他们中最大的是裴映章副站长，37岁。最小的是和我一起从河南柘城县来的8名新兵战士，他们只有17๕岁。他们是第一次上战场，也是最后一次上战场。在这些烈士中，除了三名记者被追记一等功，其他人都被追记为二等功和三等功
。我也被记为二等功。
到了李国桢的墓地前，我感慨万千：这里原来是我的墓地，现在已经改成是李国桢的墓地。我和父亲站在李国桢的墓碑前，两ä人抱头大哭。哭过一会，我对着墓碑说，‘李排长啊，本来是我在墓地里躺着，可现在却是你在里面躺着，对不起呀！‘
这次托里之ใ行，对父亲的情绪影响很大，对我的人生也影响很大。当天晚上，父亲就闹着让我回家，不让我在部队干了。可我在部队里干得正红火，前程远大，我不能就这样地把自己的前程给断送了。可父亲一边哭着一边叫着我的小名，说，‘你是要你妈，还是要你的前程？’
父亲的哭闹让我心里很乱，也想了很多。突然间，我对到เ处给别人做巡回报告感到了厌倦：这到底有啥意思？我被俘本来就不是件光彩的事，有啥可向别人炫耀的？特别是战友们的牺牲对我的触动很大，他们人都不在了，还会考虑什么เ前程？
我很快又回到เ铁列克提边防站，随后不久，又来到了塔斯ั堤哨所。其实塔斯堤哨所和丘尔丘特哨所都属于我们铁ກ列克提边防站管辖。说到塔斯堤哨所，没啥人知道，可要是说到‘小白杨’哨所，肯定会有很多人知道，就是阎维文唱过的那首‘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的那ว个哨所。610事件中被苏军开枪打死的女烈士孙龙珍的墓地就在我们哨所100่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แ我一直服役到72年初，然后复员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孔庄村。
村子还是原来的村子，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我家的那几间残破的砖瓦房还是原来那个样，只是比前两年更加地破败与陈旧。这个ฐ地方我过去总是嫌它贫穷，嫌它枯燥，嫌它辛劳，想着永远地离开它。可是，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不知道是它在讽刺我，还是我自己在讽刺自己。但不管怎样，在离开它两ä三年后，再回到它的怀抱，我还是能ม感觉到它对我的深情与眷恋。
我站在村头，望着这片广阔、干黄而贫脊的土地，心头禁不住地涌起一种想哭的冲动。这片土地，千百年来，承载着我们祖先多少代人的辛劳和苦难，也给了我们多少的收成和回报。有多少人为了想过好日子，离开了这里，可是，我是离开过这里的人，我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我愿意把我一生的辛劳和汗水都奉献在这片土地上。
回村不到二十天，我跟外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婚事是我父母早ຉ就给我说好的，我看过她的照片，她也见过我，我们算是自由恋爱。从此，便扎扎实实地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我从小就是农民，但那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因为我还是个ฐ学生，可是现在，我就跟父亲一样了，整天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挣工分。
部队的生活和经历对我的性格和人生影响很大。可以说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过去，我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可是现在，我变得寡言少语，常常还会无端地叹息和忧伤。在劳动间隙或休息时，常常会有人要我讲在部队时的战斗故事和生活经历。我总是非常地不情愿，因为ฦ这些故事和经历会引发别人的联想和提问，而有些联想和提问又是我不愿意触及的。
其中一个最容易让人引发好奇和疑ທ问的问题，那ว就是我为什么เ是战斗英雄，却没有入党，没有提干。这个问题曾困扰过我很长时间：几乎ๆ所有的战斗英雄都得到เ了提升，孙玉国参加完九大就直接从连长提升到团长，而我们边防站的李永强排长也在610่事件后调到别ี的边防站当了连长。可我没有，而且连党都没有入。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我不能提干是因为我不能ม入党，而我不能入党是因为没有人给我当介绍人。因为ฦ没有人知道我在被俘时的真实表现，所以，也就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来介绍我入党。这事曾让我苦恼和迷惘过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再苦恼和迷惘都没有用。现实就是这样，谁也无法改变。
没过很久，让我担心的事情就出现了。我开始听到了风言风语，说和我一起参加战斗的人都牺牲了，而我被苏军俘虏了，如果我没有叛变，苏联人不可能把我放了；如果我是英雄，为什么没有入党提干？而且，这种事情在人们的印象也都是顺乎ๆ自然的事。对这种传言，我也曾想去解释和阻止，可是，后来一想，这样做只能是毛笔描字，越描越黑，所以，我就不予理睬。
可是，那ว天晚上，我表侄女跑到เ我家，对我说，‘叔呀，玉兰说你不是英雄，是叛徒，还说你那战斗ç英雄是在部ຖ队里靠自我吹嘘เ当上的，后来有外国记者把你在苏联的表现给拍照下来，捅破了你的牛皮。说你其实就是叛徒。’
我侄女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而玉兰和她是同班同学。三年级的学生怎么知道我是叛徒？还不是听大人们说的。听着这话，我不能再装傻吊了。否则，到了明天，连三岁的小孩都会说我是叛徒。于是，我当即找到了玉兰家。
当时天已๐经黑了，我站在玉兰家门前，对玉兰她妈说，‘玉兰妈，我找玉兰问句话。’玉兰妈说，‘问啥话？’我说，‘你不管，我只问一句话。’玉兰妈就把玉兰叫了出来。玉兰见我站在门口
，吓得不敢出来，是她妈把她拉了出来。我就当着她妈的面问她，‘玉兰呀，你咋说我是叛徒呢？’玉兰吱吱唔唔回答说，‘我是听别人说的。’我就问，‘你听谁说的？’玉兰不敢说，还是她妈逼着她说，‘你说话呀，你到เ底听谁说的？’玉兰哭着说，‘是翠花给我说的。’
翠花也是她们班的同学。我要去找翠花，可玉兰妈拦住了我，说，‘大兄弟，你别去找人家了，说你是叛徒这话，都在村里传成啥了，连外村的人都知道了。只是你自己还蒙在鼓里。’
连外村的人都知道我是叛徒了，可我自己还蒙在鼓里。难怪近一两个ฐ月来，村里人总是躲着我，对我爱搭不理的，原来他们都在把我当成了叛徒。我一整夜都没睡好觉，感觉天要塌下来了一样。
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了大队部，找到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这事他管不了，要我找公社ุ。我就去找公社ุ，可公社书记说，‘这事你得找县武装部，让他们给你证明一下。’我又去了县武装部。武装ณ的一个副部长却对我说，‘你到底变没变节，我们又不知道，咋能给你开这个证明？’
跑了一天，不但没办成事，反把我气得胃疼。听着他们那话，好象连他们都在怀疑ທ我有变节行为。我真是哭天无泪，让人打掉了牙齿还得硬要往肚子里咽。
没过几天，我因分活跟生产队长争吵起来，本来这事也不是什么เ大事，可他竟然当着生产队里那多人的面，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你个叛徒，败类，还不服从改造是嘛？’我一听他骂我是叛徒和败类，就一下冲过去，抓住他的衣领，喊道，‘你凭什么说我是叛徒、是败类？老子身上有伤，还有荣获二等功的荣誉证。’
生产队长把我用力甩开，用蔑视的口气说，‘别吹了，你是英雄，咋不见你入党，不见你当官呢？你见哪个ฐ英雄是回乡当农民的？’我气得肺都爆炸了。我对他说，‘好，老子让你看看老子是英雄，还是叛徒。’
我气得要发疯了，回到家，牵着家里的羊，抓住几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就往集上跑。妻子见我急红着眼睛，要把家里这点值钱的东西往集上送，就要劝阻我，可我啥话也听不进，歇斯底里地喊道，‘难道你也让我上吊不成？’听着这话，妻子也没敢再拦我。
我把羊和鸡卖了四十元钱，便买了张火车票去了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军区乘军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政治部ຖ副主任见我来了，就很奇怪，问我，‘这大老远的，怎么就跑来了？’我掉着眼泪对他说，‘村里人说我是叛徒。’副主ว任问我，‘为ฦ什么？’我说，‘他们说我一没入党，二没当官，是英雄就不会回乡当农民，所以，就说我是叛徒。’副主ว任说，‘那你为什么不找当地组织？’我说，‘找了，可是连县武装部ຖ的副部长都说我变没变节他们也不知道。’
副主任马上给我写了一份证明：袁国孝同志是我塔城军分区铁列克提边防站的战士，参加铁列克提战斗ç表现勇敢，身上多处受伤，被苏军俘虏之ใ后，坚贞不屈，并荣获二等战功。特此证明。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政治部。
从塔城回到家里，我把证明拿给生产队长看，拿给村里其他人看，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叛徒，是英雄。然后，我就把证明拿到大队和公社，让他们看。最后县武装部把这份证明留下存入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