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
前言
王小波一生写过约35๓万字的杂文随笔，这个书名是他生前为自，故称“全编”，所见到เ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这本《沉默的大多数》是收得最全的一本，一个是北岳文艺ä。这些文字收过两个集子，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我愿在此引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致友人的信中ณ说过的一段话：“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ฦ《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另一个是文化艺术出版社的。他为《沉默的大多数》所，作为他对这本书。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是个一刀两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从我辈开始，中ณ国要。”
这本杂文随笔集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涉แ及知识分子的处境及思考，社ุ会道德伦理，文化论争，国学与新儒学，民族主义等问题；包括从日常生活中掘出来的各种真知灼见，涉及科学与邪道，女权主义等；包括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评论，涉及性问题，生育问题，同性恋问题，社会研究的伦理问题和方法问题等；包括创作谈和文论，如写作的动机，作者的师承，作者对艺术的看法，作者对问题格调的看法，对影视的看法等；包括少量的书评，其中既有对文学经典的评论，也有对当代作家作品的一些看法；最后，还包括一些域外生活的杂感以及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评点。
王小波的杂文随笔有两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它独特的思路，一是它独特的语言风格。他的思路属于自由人文主义，是在经历过思想浩劫的国度硕果仅存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结晶；他的语言犀利ำ幽默，妙趣横生，是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文字。正如一些专家和一般读者所说，读他的文字是一种享受，可以获得阅读的快感。他的文章既让人捧腹，又令人掩卷沉思，把杂文随笔提高到了艺术品的境界。
王小波的思想将通过他的作品活在人们的心中。
李银河
1997年8月2๐3日于北京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序言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芭芭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๑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ษ，结果整个世界ศ都深受其害。直到เ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ฦ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ม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ม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ท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替每个ฐ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交付公论。讨论伦理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假设有一个领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เ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是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气地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认识的中国人都说“不”，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这倒不是唬外国人，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ฦ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๐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五个傻儿子，既ຂ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ม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ณ傻谁不会呢——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写过的——“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但装ณ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เ底，最后弄假成真。我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某人“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了风云人物。到เ了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后就被人整成了“三种人”。到了这个ฐ地步，就只好装下去了，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轻些呀。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ฐ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ฐ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ฐ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ว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ว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ๆ域里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ฐ不宜提倡，那个ฐ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า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在萧翁的《芭芭拉少校》中ณ，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ว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ฦ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199๗7年3月20日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
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ใ中ณ，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เ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ฦ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
沉默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价值观很简单：开口是银，沉默是金。一种文化之内，往往有一种交流信息的独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语言，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文化可以传播，等等。这才能叫作文化。
沉默有自己的语言。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เ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ฦ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
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不值得推荐，那ว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ล。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带时更困难。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这方面就说这么เ多，因为我不想编沉默的辞典。
一种文化必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戈尔巴乔๒夫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件事是公开的秘密，假如你想给自己盖个小房子，就得给主管官员些贿赂，再到国家的工ื地上偷点建筑材料。这样的事干得说不得，属于沉默；再加上讲这些话时，戈氏是苏共总书记，所以当然语惊四座。还有一点要补充的，那就是：属于沉默的事用话讲了出来，总是这么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传播。在某些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样四下漫延着。把这叫作传播，多少有点过甚其辞，但也不离大谱。在沉默的年代里，人们也在传播小道消息，这件事破坏了沉默的完整性。好在这种话语我们只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说，比方说，公共厕所。最起码在追查谣言时，我们是这样交待的：这话我是在厕所里听说的！这样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着排便艰巨เ的呓语，不值得认真对待。另外，公厕虽然也是公共场合，但我有种强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为它太脏了。我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从我懂事的年龄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在甜蜜之余也有一点怀疑：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再说，含蓄是我们的家教。
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ณ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ศ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所以听到เ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เ神圣时，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เ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对于天下三分之ใ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
总而言之ใ，我总是从实际的方面去考虑，而且考虑得很周到。智者千虑尚且难免一失，何况当年我只是个小孩子。我就没想到这些奇妙的话语只是说给自己听的，而且不准备当真去解放谁。总而言之，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
与沉默的大多数相反，任何年代都有人在公共场合喋喋不休。我觉得他们是少数人，可能有人会不同意。如福科先生所言，话语即权力。当我的同龄人开始说话时，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写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书名为《血统》。可以想见，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给她的书写个ฐ序。这件事使我想起来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见所闻。
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正上初ม中一年级。有一天，忽然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ຖ份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份则成了黑五类。我自己้的情况特殊，还说不清是哪一类。当然，这红和黑的说法并不是我们明出来，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起的。照我看来，红的同学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是值得祝贺的。黑的同学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我不等对他们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一些红的同学就把脑แ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一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他们对同班同学问得格外仔细，一听到他们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狗崽子！”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突然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但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学在大庭广众下变成狗崽子，未免也太过份。这使我以为ฦ，使用话语权是人前显贵，而且总都是为了好的目的。现在看来，我当年以为的未必对，但也未必全错。
话语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想要证明说话者本身与众不同，是芸芸众生中的娇娇็者。现在常听说的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拥有世界ศ上最杰出的文化，在全世界一切人中最聪明。对此我不想唱任何一种反调，我也不想当人民公敌。我还持十几岁时的态度：假设这些都是实情，我们不妨把这些保藏在内心处不说，“闷兹蜜”。这些话讲出来是不好的，正如在文革时，你可以因自己是红五类而沾沾自喜，但不要到人前去显贵，更不要说别人是狗崽子。根除了此类话语，我们这里的话就会少很多，但也未尝不是好事。
现在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题目：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暑期布置的读书作业是《南方来信》。那ว是一本记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读物，其中充满了处决、拷打和虐杀。看完以后，心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那时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点要变成个性逼antai了。总而言之，假如对我的那种教育完全成功，换言之，假如那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期望得以实现，我就想像不出现在我怎能不嗜杀成性、怎能不残忍，或者说，在我身上，怎么还会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现在我就在掘沉默，但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来掘。这篇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所谓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到好看，别的就管tamade。现在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住在一所大学里。有一天，我从校外回来，遇上一大夥人，正在向校门口行进。走在前面的是一夥大学生，彼此争论不休，而且嗓门很大；当然是在用时髦话语争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导，还经常提到“十六条”。所谓十六条，是中央颁布的展开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叫作“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ใ用。在那些争论的人之ใ中，有一个人居于中心地位。但他双唇紧闭，一声不吭，唇边似有血迹。在场的大学生有一半在追问他，要他开口说话，另一半则在维护他，不让他说话。
文化革命里到处都有两派之ใ争，这是个具体的例子。至于队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帮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子，一个ฐ个也是双唇紧闭，一声不吭，但唇边没有血迹，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有几个大学生想把他们拦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拦住，他们就从侧面绕过去，但保持着一声不吭的态度。这件事相当古怪，因为我们院里的孩子相当的厉害，不但敢吵敢骂，而且动起手来，大学生还未必是个ฐ儿，那ว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实。我立刻๑投身其中，问他们出了什么事，怪的是这些孩子都不理我，继续双唇紧ู闭，两眼直，显出一种坚忍的态度，继续向前行进──这情形好像他们了一种集体性的癔症。
有关癔症，我们知道，有一种一声不吭，只顾扬尘舞蹈；另一种喋喋不休，就不大扬尘舞蹈。不管哪一种，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队时，村里有几个妇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说法，她其实是个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说成立，这位丈夫就是个兽奸犯吵吵闹闹，以狐狸的名义要求吃肉。但肉割来以后，她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很显然，这不合乎狐狸的饮食习惯。所以，实际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于文化革命，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癔症，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但是我说的那些大学里的男孩子其实没有犯癔症。后来，我揪住了一个ฐ和我很熟的孩子，问出了这件事的始末：原来，在大学生宿舍的盥洗室里，有两个学生在洗脸时相遇，为各自不同的观点争辩起来。争着争着，就打了起来。其中一位受了伤，已๐被送到医院。另一位没受伤，理所当然地成了打人凶手，就是走在队伍前列的那一位。这一大夥人在理论上是前往某个机构叫作校革委还是筹委会，我已经不记得了讲理，实际上是在校园里做无目标的布朗运动。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线索：被打伤的学生血肉模糊，有一只耳朵是左耳还是右耳已经记不得，但我肯定是两ä者之ใ一的一部ຖ份不见了，在现场也没有找到。根据一种安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这块耳朵不会在别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学生嘴里，假如他还没把它吃下去的话；因为此君不但脾ຆ气暴燥，急了的时候还会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于交待这件事的要点，忽略了一些细节，比方说，受伤的学生曾经惨叫了一声，别人就闻声而来，使打人者没有机会把耳朵吐出来藏起来，等等。总之，此君现在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耳朵吐出来，证明自己的品行恶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听到这些话，马上就加入了尾随的行列ต，双唇紧闭，牙关紧咬，并且感觉到自己้嘴里仿佛含了一块咸咸的东西。
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到那件事的结局；因为天晚了，回家太晚会有麻烦。但我的确关心着这件事的进展，几乎失眠。这件事的结局是别ี人告诉我的：最后，那ว个咬人的学生把耳朵吐了出来，并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会怎么看，反正当时我觉得如释重负：不管怎么说，人性尚且存在。同类不会相食，也不会把别人的一部份吞下去。当然，这件事可能ม会说明一些别的东西：比方แ说，咬掉的耳朵块太大，咬人的学生嗓子眼太细，但这些可能性我都不愿意考虑。我说到这件事，是想说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学到了一点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好的。这是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话语中，你很少能ม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ณ选择。我个人经历过很多选择的机会，比方说，插队的时候，有些插友就选择了说点什么，到“积代会”上去“讲用”，然后就会有些好处。有些话年轻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ม简单地解释道：积代会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讲用是指讲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参加了积代会，就是积极分子。而积极分子是个好意思。
另一种机会是当学生时，假如在会上积极言，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就可能当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又是个好意思。这些机会我都自愿地放弃了。选择了说话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弃的，他们会认为，我不会说话或者不够档次，不配说话。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我说我是自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相信。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据我所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当知青。除了穿着比较乾净、皮肤比较白晰之ใ外，当地人怎么看待我们，是个ฐ很费猜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以为我们都是台面上的人，必须用台面上的语言和我们交谈──最起码在我们刚去时，他们是这样想的。这当然是一个误会，但并不讨厌。还有个ฐ讨厌的误会是：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们要高价，以致我们买点东西，总要比当地人多花一两倍的钱。
后来我们就用一种独特的方法买东西：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等你数清了毛票，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起初ม我们给的是公道价，后来有人就越给越少，甚至在毛票里杂有些分票。假如我说自己洁身自好，没干过这种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决定不争辩。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但这个人决不是我。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滚。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美啦！三热爱啦！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从当时的情形和该老乡的情绪来看，他想说的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那一句话的头一个字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
我举这个ฐ例子，绝不是讨了便宜又要卖乖，只是想说明一下话语的贫乏。用它来说话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用它来思想了。话语圈子里的朋友会说，我举了一个很恶劣的例子－－－－我记住这种事，只是为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觉得不是的。还有一些人会说，我们这些熟练掌握了话语的人在嘲笑贫下中农，这是个卑劣的行为。说实在的，那些话我虽耳熟ງ，但让我把它当众讲出口来，那情形不见得比该老乡好很多。我希望自己้朴实无华，说起话来，不要这样绕嘴，这样古怪，这样让人害怕。这也是我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有句古话：敬惜字纸。这话有古今两ä种通俗变体：古代人们说，用印了字的纸擦屁股要瞎眼睛；现代有种近似科学的说法：用有油墨的纸擦屁股会生痔疮。其实，真正要敬惜的根本就不是纸，而是字。文字神圣。我没听到外国有类似的说法，他们那里神圣的东西都与上帝有关。人间的事物要想神圣，必须经过上帝或者上帝在人间代理机构的认可。听说，天主教的主教就需要教皇来祝圣。相比之下，中国人就不需要这个手续。只要读点书，识点字，就可以写文章。写来写去，自祝自圣。这件事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好处是达到神圣的手续甚为简便，坏处是写什么都要带点“圣”气，就丧失了平常心。我现在在写字，写什么才能不亵渎我神圣的笔，真是个艰巨เ的问题。古代和近代有两种方法可以壮我的胆。古代的方法是，文章要从夫子曰开始。近代的方法是从“毛主ว席教导我们说”开始。这两ä种方แ法我都不拟采用。其结果必然是：这篇文字和我以往任何一篇文字一样，没有丝毫的神圣性。我们所知道、并且可以交流的信息有3ji：一种心知肚明，但既ຂ不可说也不可写。
另一种可说不可写，我写，有时就写出些汉语拼音来。最后一种是可以写出来的。当然，说得出的必做得出，写得出的既做得出也说得出；此理甚明。人们对最后这类信息交流方式抱有崇敬之情。在这方面我有一个例子：我在云南插队时，有一阵是记工员。队里的人感觉不舒服不想上工，就给我写张假条。有一天，队里有个小伙子感觉屁股疼，不想上工。他可以用第一种方式通知我，到我屋里来，指指屁股，再苦苦脸，我就会明白。用第二种方แ法也甚简便。不幸他用了第三种方式。我收到那ว张条子，看到上面写着“guitou疼”，就照记下来。后来这件事就传扬开来，队里的人还说，他得了杨梅大疮，否则不会疼在那个ฐ部位上。因此他找到我，还威胁说要杀掉我。经过核实原始凭据，现他想按书面语言，写成臀部疼，不幸写成了“电布疼”，除此之外，还写得十分歪歪斜ฒ斜。以致我除了认做guitou疼，别ี无他法。其实呢，假如他写屁股疼，我想他是能写出的；此人既不是guitou疼，也不是屁股疼，而是得了痔疮；不过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了。要紧的是人们对于书面话语的崇敬之情。假如这种话语不仅是写了出来，而且还印了出来，那ว它简直就是神圣的了。但不管怎么说罢，我希望人们在说话和写文章时，要有点平常心。屁股疼就说屁股疼，不要写电布疼。至于我自己้，丝毫也不相信有任何一种话语是神圣的。缺少了这种虔诚，也就不配来说话。我所说的一切全都过去了。似乎没有必要保持沉默了。如前所述，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经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
我还不致为此感到เ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我们的话语圈从五十年代起，就没说过正常的话：既鼓吹过亩产三十万吨钢，也炸过精神原子弹。说得不好听，它是座声名狼籍的疯人院。如今我投身其中，只能有两ä种可能：一是它正常了，二是我疯掉了，两者必居其一。我当然想要弄个明白，但我无法验证自己疯没疯。在这方面有个例子：当年里根先生以七十以上的高龄竞选总统，有人问他：假如你当总统以后老糊涂ิ了怎么办？里根先生答道：没有问题。假如我老糊涂了，一定交权给副总统。然后人家又问：你老糊涂了以后，怎能知道自己老糊涂了？他就无言以对。这个例子对我也适用：假如我疯掉了，一定以为自己没有疯。我觉得话语圈子比我容易验证一些。
假如你相信我的说法，沉默的大多数比较谦虚、比较朴直、不那么假正经，而且有较健全的人性。如果反过来，说那少数说话的人有很多毛病，那也是不对的。不过他们的确有缺少平常心的毛病。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中ณ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9ordisout》。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ฐ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ศ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对我来说，这是青少年时代养成的习惯，是一种难改的积习。小时候我贫嘴聊舌，到了一定的岁数之ใ后就开始沉默寡言。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不会说话──在私下里我说的话比任何人都不少──这只意味着我放弃了权力。不说话的人不仅没有权力，而且会被人看做不存在，因为ฦ人们不会知道你。
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经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我还不至为此感到เ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现在我负有双重任务，要向保持沉默的人说明，现在我为ฦ什么要进入话语的圈子；又要向在话语圈子里的人说明，我当初为ฦ什么要保持沉默，而且很可能在两ä面都不落好。照我看来，头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我现在沉默的人中间，有些话永远说不出来。照我看，这件事是很不对的。因此我就很想要说些话。当然，话语的圈子里自然有它的逻辑，和我这种逻辑有些距离。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但我还要说一句，话语圈子里的人有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有些别的人。出于对最后一些人的尊重，就不说他们是谁了──其实他们是这个圈子的主宰。我曾经是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那时我想，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掘沉默。就我所知，持我这种立场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不过，我还是想做这件事。
第二个问题是：我当初ม为ฦ什么要保持沉默。这个问题难回答，是因为它涉及到一系列ต复杂的感觉。一个人决定了不说话，他的理由在话语圈子里就是说不清的。但是，我当初面对的话语圈和现在的话语圈已经不是一个了──虽然它们有一脉相承之ใ处。
在今天的话语圈里，也许我能说明当初保持沉默的理由á。而在今后的话语圈里，人们又能ม说明今天保持沉默的理由。沉默的说明总是要滞后于沉默。倘若你问，我是不是依然部份地保持了沉默，就是明知故问──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决定了要说说昨天的事。但是要慢慢地说。
七八年前，我在海ร外留学，遇上一位老一辈的华人教授。聊天的时候他问：你们把太太叫作“爱人”──那么เ，把lover叫做什么？我呆了一下说道：叫作“第三者”罢。他朝我哈哈大笑了一阵，使我感觉受到เ了暗算，很不是滋味。回去狠狠想了一下，想出了一大堆：情人、傍肩儿、拉边套的、乱搞男女关系的家伙、破鞋或者野汉子，越想越歪。人家问的是我们所爱的人应该称作什么เ，我竟答不上来。倘若说大陆上全体中国人就只爱老婆或老公，别人一概不爱，那ว又透着虚伪。最后我只能承认：这个ฐ称呼在话语里是没有的，我们只是心知肚明，除了老婆和老公，我们还爱过别人。以我自己为ฦ例，我老婆还没有和我结婚时，我就开始爱她。此时她只是我的女朋友。根据话语的逻辑，我该从领到了结婚证那一刻开始爱她，既不能迟，也不能早。不过我很怀疑谁控制ๆ自己感情的能力有这么老到。由此可以得到两个推论：其一，完全按照话语的逻辑来生存，实在是困难得很。其二：创造话语的人是一批假正经。沿着第一个推理前进，会遇上一堆老话。越是困难，越是要上；存天理灭人欲嘛ใ──那些陈糠烂谷子太多了，不提也罢。让我们沿着第二条道路前进：“爱人”这个字眼让我们想到เ什么？zuoai。这是个ฐ外来语，从makelove硬译而来。本土的词儿最常用有两个，一个ฐ太粗，根本不能写。另外一个叫作“敦伦”。这个词儿实在有意思。假如有人说，他总是以敦厚人伦的虔敬心情来干这件事，我倒想要认识他，因为他将是我所认识的最不要脸的假正经。为了捍卫这种神圣性，zuoai才被叫作“敦伦”。
现在可以说说我当初保持沉默的原因。时至今日，哪怕你借我个ฐ胆子，我也不敢说自己厌恶神圣。我只敢说我厌恶自己说自己神圣，而且这也是实情。
在一个科幻故事里，有个科学家造了一个机器人，各方แ面都和人一样，甚至和人一样的聪明，但还不像人。因为缺少自豪感，或者说是缺少自命不凡的天性。这位科学家就给该机器人装上了一条男根。我很怀疑科学家的想法是正确的。照ั我看来，他只消给机器人装上一个程序，让他到处去对别人说：我们机器人是世界ศ上最优越的物种，就和人是一样的了。
但是要把这种经历作为教学方法来推广是不合适的。特别ี是不能ม用咬耳朵的方法来教给大家人性的道理，因为要是咬人耳的话，被咬的人很疼，咬猪耳的话，效果又太差ๆ。所以，需要有文学和社会科学。我也要挤入那ว个话语圈，虽然这个时而激昂、时而消沉，时而狂吠不止、时而一声不吭的圈子，在过去几十年里从来就没教给人一点好的东西，但我还要挤进去。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