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曾说，请扪心自问。科学在“，你所称的科学。如罗素า所言，学习科学。科学是个&#x，是否是如此崇高的，我用大师们的金玉良。尤瑟纳尔女士说：“当我计算或写作时，就越了性别，甚至越了人类。”请扪心自问，尤其要有平常，你所称的科学。是否如此淳朴和善良。不用别ี人说，我也觉得此事有点可笑。像药片穿瓶子、耳朵识字这类的事，
关心“特异功能”或是“生命科学，有时灵，有时不灵。肯定碰上，假如你认真去看，而且也说不出什么时候会灵。假如你责怪他们：为什么不把特异功能搞好些再出来表演，就拿他们太当真了。仿此我编个ฐ笑话，讲给真正的科学家听：有一位物理学家致电瑞典科学院说：本人现了简便易行的方法，可以实现受控核聚变，但现在把方法忘掉了。我保证把方法想起来，但什么时候想起来不能保证。在此之前请把诺贝尔物理奖给我。当然，真正的物理学家不会这种电å报，就算真的出了忘掉方แ法的事，也只好吃哑巴亏。我们国家的江湖骗子也没这种电报，是因为他们的层次太低。他们根本想不到骗诺贝尔奖，只能想到混吃混喝，或者写几本五迷三道的书，骗点稿费。
年轻时，我在街道工厂当工人。有位师傅常跑到班长那ว里去说病了，要请假。班长问他有何症状，他说他看天是蓝色，看地死土色，蹲在厕所里任什么都不想吃。当然，他是在装骚鞑子。看天土色看地蓝色，蹲在臭烘烘茅坑上食欲大开，那才叫做有病――在这些小问题上，很容易取得共识，但大问题就很难说了。举例来说，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道：不自由毋宁死；这话有人是不同意的。不信你就找本辜鸿铭的书来看看，里面大谈所谓良民政策，简直就是在高唱：若自由毋宁死。《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话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这话孟夫子一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在宣布说，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å。总而言之，个人的体面和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我是很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栽给洋鬼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เ幸福得多。
□作者：王小波
论战与道德
五、知识分子该干什么？
序言
李银河
关于格调
最近我出版了一本《黄金时代》，有人说它格调不高，引起了我对格调问题的兴趣。各种作品、各种人，尤其是各种事件，既然有高有低，就有了尺度问题。众所周知，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调高，但总免不了要干些格调低的事。这就使得格调问题带有了一定的复杂性。
当年有人问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亲，嫂子掉到เ水里，要不要伸手去拉。这涉及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假如“礼”是那么重要，人命就不要了吗？孟子的回答是：用手去拉嫂子是非礼ึ，不去救嫂子则“是豺狼也”，所以只好从权，宁愿非礼而不做豺狼。必须指出，在非礼和豺狼之ใ中做一选择是痛苦的，但这要怪嫂子干吗要掉进水里。这个答案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不是最坏，因为ฦ他没有说戴上了手套再去拉嫂子，或者拉过了以后再把手臂剁下来。他也没有回答假如落水的不是嫂子而是别的女人，是不是该去救。但是你不能对孟子说，在生活里，人命是最重要的，犯不着为ฦ了些虚礼ึ牺牲它——说了孟夫子准要和你翻脸。另一个ฐ例子是舜曾经不通知父亲就结了婚。孟子认为，他们父子关系很坏，假如请示的话，可能一辈子结不了婚；他还扯上了一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结论是舜只好从权了。这个结论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因为ฦ假如舜的父亲稍稍宽容，许可舜和一个ฐ极为恶毒的女人结婚，不知孟子的答案是怎样的。假如让舜这样一位圣贤娶上一个恶毒的妇人，从此在痛苦中生活，我以为不够恰当。倘若你说，在由活里，幸福是最重要的，孟老夫子也肯定要和你翻脸。但不管怎么说，一个理论里只要有了“从权”这种说法，总是有点欠严å谨。好在孟子又有些补充说明，听上去更有道理。
有关礼与色孰重的问题，孟子说，礼ึ比色重，正如金比草重。虽然一车草能比一小块金重，但是按我的估计，金子和草的比重大致是一百比一——搞精确是不可能的，因为草和草还不一样。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换算关系，可以作为生活的指南，虽然怎么使用还是个问题。不管怎么说，孟子的意思是明白的，生活里有些东西重，有些东西轻。正如我们现在说，有些事格调高，有些事格调低。假如我们重视格调高的东西，轻视格调低的东西，自己的格调就能提升。
作为ฦ一个前理科学生，我有些混账想法，可能会让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看了身上长鸡皮疙瘩。对于“礼”和“色”，大致可以有三到เ四种不同的说法。其一，它们是不同质的东西，没有可比性；其二，礼重色轻，但是它们没有共同的度量；最后是有这种度量，礼比色重若干，或者一单位的礼相当于若干单位的色；以上的分类恰恰就是科学上说的定类nominal、定序ordinaທl、定距intervaທl和定比ratio这四种尺度定距和定比的区别不太重要。这四种尺度越靠后的越精密、格调既然有高低之分，显然属于定序以后的尺度。然而，说格调仅仅是定序的尺度还不能令人满意——按定序的尺度，礼ึ比色重，顺序既定，不可更改，舜就该打一辈子光棍。如果再想引入事急从权的说法，那就只能把格调定为ฦ更加精密的尺度，以便回答什么เ时候从权，什么时候不可从权的问题——如果没个尺度，想从权就从权，礼重色轻就成了一句空话。于是，孟子的格调之说应视为定比的尺度，以格调来度量，一份礼大致等于一百份色。假如有一份礼，九十九份色，我们不可从权；遇到了一百零一份色就该从权了。前一种情形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ณ选了一百，后者是从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选了一百零一。在生活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就能使自己的总格调得以提高。
对于作品来说，提升格调也是要紧ู的事。改革开放之初有部电影，还得过奖的，是个爱情故事。男ç女主角在热恋之中ณ，不说“我爱你”，而是大喊“ilovemy摸therland！”场景是在庐山上，喊起来地动山摇，格调就很高雅，但是离题太远。国外的电影拍到这类情节，必然是男女主ว角拥抱热吻一番๘，这样格调虽低，但比较切题。就爱情电影而言，显然有两ä种表达方式，一种格调高雅，但是晦涩难解。另一种较为直接，但是格调低下。按照前一种方式，逻辑是这样的：当男主角立于庐山之ใ上对着女主角时，心中有各种感情：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父母，等等。最后，并非完全不重要，他也爱女主角。而这最后一点，他正急于使女主角知道。但是经过权衡，前面那些爱变得很重，必须ี先表达之，爱她这件事就很难提到。而女主角的格调也很高雅，她知道提到爱祖国、爱人民等等，正是说到爱她的前奏，所以她耐心地等待着。我记得电影里没有演到说出“iloveyou”，按照这种节奏，拍上十几个ฐ钟头就可以演到เ。改革开放之初没有几十集的连续剧，所以真正的爱情场面很难看到。外国人在这方面缺少训练，所以对这部影片的评价是：虽然女主角很迷人，但不知拍了些啥。
按照后一种方式，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时，心里也爱祖国、爱上帝，等等。但是此时此地，他觉得爱女主角最为急迫，于是说，我爱你，并且开始带有性aທi意味的身体接触。不言而喻，这种格调甚为低下。这两种方แ式的区别只在于有无经过格调方面的加权运算，这种运算本身就极复杂，导致的行为就更加复杂。后一种方式没有这个步骤，显得特别简捷，用现时流行的一个名词，就是较为“直露”。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爱对方แ为契机，把祖国人民等等—一爱到，得到เ了最高的总格调。而后者径直去爱对方，故而损失很大，只得到了最低的总格调。
说到了作品，大家都知道，提升格调要受到某种制ๆ约。“文革”里有一类作品只顾提升格调，结果产生了高大全的人物和高大全的故事，使人望之生厌。因为这个原故，领导上也说，要做到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作品里假如只有格调，就不成个东西。这就是说，格调不是评价作品唯一的尺度。由此就产生了一个ฐ问题，另外那种东西和格调是个ฐ什么关系？这个ฐ问题孟子肯定会这么回答：艺术与格调，犹色与礼ึ也。作品里的艺术性，或则按事急从权的原则ท，最低限度地出现；或则按得到เ最高格调的原则，合理地搭配。比如说，径直去写男女之爱，得分为一，搭配成革命的爱情故事，就可以得到一百零一分。不管怎么说，最后总要得到高大全。
我反对把一切统一到格调上，这是因为它会把整个生活变成一种得分游戏。一个得分游戏不管多么引人入胜，总不能包容全部生活，包容艺术，何况它根本就没什么意思。假如我要写什么เ。我就根本不管它格调不格调；正如谈恋爱时我决不从爱祖国谈起。
现在可以谈谈为什么别人说我的作品格调低——这是因为其中写到了性。因为书中人物不是按顺序干完了格调高的事才来干这件格调低的事，所以它得分就不高。好在评论界没有按礼ึ与色一百比一的比例来算它的格调，所以在真正的文学圈子里对它的评价不低，在海外还得过奖。假如说，这些人数学不好，不会算格调，我是不能承认的。不说别ี人，我自己้的数学相当好，任何一种格调公式我都能掌握、我写这些作品是有所追求的，但这些追求在格调之ใ外。除此之外，我还怀疑，人得到太多的格调分，除了使别人诧异之外，没有实际的用处。
坦白地说，我对色qing文学的历史有一点了解。任何年代都有些不争气的家伙写些丫丫乌的huang色东西，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色qing文学都是出在“格调最高”的时代。这是因为食色性也，只要还没把小命根一刀割掉，格调不可能完全高。比方说，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出了一大批色qing，作者可以说有相当的文学素า质；再比方说，“文化革命”里流传的手抄，作者的素质在当时也算不错。要使一个社会中一流的作者去写色qing文学，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色qing文学是对假正经的反击。我认为ฦ目前自己尚写不出真正的色qing文学，也许是因为对环境感觉鲁钝ๅ。前些时候我国的一位知名作者写了《废都》，我还没有看。有人说它是色qing文学，但愿它不是的，否则就有说明意义了。
维多利ำ亚时期的英国人和“文革”时的中国人一样，性心理都不正常。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当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则要么เ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要么除此什么都不想。假如一个社会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会两样全占。这是因为这个社ุ会里有这样一种格调，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则事急从权，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人有平常心。作为ฦ作者，我知道怎么把作品写得格调极高，但是不肯写。对于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ม唱唱反调。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关于幽闭型
张爱玲的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中国有种老女人，面对着年轻的女人，只要后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设法给她罪受：让她干这干那ว，一刻也不能得闲，干完了又说她干得不好；从早唠叨到晚，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捕风捉影，指桑骂槐。现在的年轻人去过这种生活，一天也熬不下来。但是传统社ุ会里的女人都得这么熬。直到เ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这女人也变得和过去的婆婆一样刁。张爱玲对这种生活了解得很透，写得很地道。但说句良心话，我不喜欢。我总觉得可以写痛苦，写绝望，不能写让人心烦的事，理由很简单：看了以后不烦也要烦，烦了更要烦，而心烦这件事，正是多数中国人最大的苦难。也有些人烦到一定程度就不烦了——他也“熬成婆”了。
像这种人给人罪受的事，不光女人中ณ有，男人中也有，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我在一些描写航海生活的故事里看到เ过这类事，这个ฐ折磨人的家伙不是婆婆，而是水手长。有个ฐ故事好像是马克·吐温写的：有这么เ个千刁万恶的水手长，整天督着手下的水手洗甲板，擦玻璃，洗桅杆。讲卫生虽是好事，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也未免过分。有一天，水手们报告说，一切都洗干净了。他老人家爬到甲â板上看看，现所有的地方แ都一尘不染，挑不出毛病，就说：好吧，让他们把船锚洗洗吧。整天这样洗东西，水手们有多心烦，也就不必再说了，但也无法可想：四周是汪洋大海，就算想辞活不干，也得等到เ船靠码头。实际上，中国的旧式家庭，对女人来说也是一条海船，而且永远也靠不了码头。你要是烦得不行，就只有跳海一途。这倒不是乱ກ讲的，旧式女人对自杀这件事，似乎比较熟练。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这种故事生的场景，总是一个封闭的地方แ，人们在那ว里浪费着生命；这种故事也就带点幽囚恐怖症的意味。
本文的主旨ຈ，不是谈张爱玲，也不是谈航海ร，而是在谈里幽闭、压抑的情调。家庭也好，海船也罢，对个人来说，是太小的囚笼，对人类来说，是太小的噩。更大的噩是社会，更准确地说，是人文生存环境。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进步，生活不展，也没有什么新า思想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噩。这种噩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生活中感到烦躁时，就带有最深刻的虚无感。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明清的笔记，张爱玲的也带有这种味道：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我初ม次读张爱玲，是在美国，觉得她怪怪的。回到เ中国看当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这么เ股味。这时才想到：也许不是别人怪，是我怪。
所谓幽闭类型的，有这么个特征：那就是把囚笼和噩当作一切来写。或者当媳妇，被人烦；或者当婆婆，去烦人；或者自怨自艾；或者顾影自怜；总之，是在不幸之中品来品去。这种想法我很难同意。我原是学理科的，学理科的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的噩；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举例来说，对数学家来说，只要他能证明费尔马定理，就可以获得全球数学家的崇敬，自己也可以得到极大的快感，问题在于你证不出来。物理学家明了常温核聚变的方แ法，也可马上体验幸福的感觉，但你也明不出来。由此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努力去做事，拼命地想问题，这才是自己的救星。
怀着这样的信念，我投身于文学事业。我总觉得一门心思写单位里那些烂事，或者写些不愉快的人际冲突，不是唯一可做的事情。举例来说，可以写《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这样的作品，或者，像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那ว样的。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ศ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当然，这很可能是个馊主意。我自己就写了这样一批，其中ณ既没有海船，也没有囚笼，只有在它们之外的一些事情。遗憾的是，这些现在还在主编手里压着出不来，他还用一种本体论的口吻说道：他从哪里来？他是谁？他到底写了些什么？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文明与反讽
据说在基督教早ຉ期，有位传教士死后被封为圣徒被一帮野蛮的异教徒逮住，穿在烤架上用文火烤着，准备拿他做一道菜。该圣徒看到自己身体的下半截被烤得滋滋冒泡，上半截还纹丝未动，就说：喂！下面已经烤好了，该翻翻个了。烤肉比厨师还关心烹调过程，听上去很有点讽刺的味道。那些野蛮人也没办他的大不敬罪──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宽容。人都在烤着了，还能拿他怎么办。如果用棍子去打、拿鞭子去抽，都是和自己的午餐过不去。烤肉还没断气，一棍子打下去，将来吃起来就是一块淤血疙瘩，很不好吃。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但那些野蛮人听了多半是不笑的：总得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才能理解这种幽默──所以，幽默的圣徒就这样被没滋没味的人吃掉了。
本文的主旨不是拿人做烤肉，而是想谈谈反讽──照我看，任何一个ฐ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谁知动笔一写，竟写出件烧烤活人的事，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让我们进入正题，且说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的风气极是假正经。上等人说话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连裤子这个字眼都不说，更不要说屁股和大腿。为ฦ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联想，连钢琴腿都用布遮了起来。还有桩怪事，在餐桌上，鸡胸脯不叫鸡胸脯，叫作白肉。鸡大腿不叫鸡大腿，叫作黑肉──不分公鸡母鸡都是这么叫。这么เ称呼鸡肉，简直是脑子有点毛病。照我看，人若是连鸡的胸脯、大腿都不敢面对，就该去吃块砖头。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禁欲，而在于这么搞实在是没劲透了。英国人就这么没滋没味的活着，结果是出了件怪事情：就在维多利ำ亚时期，英国出现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通通是匪夷所思的色qing读物。直到今天，你在美国逛书店，假如看到书架上钉块牌子，上书“维多利ำ亚时期”，架子上放的准不是假正经，而是真色qing……
坦白地说，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我读了不少──你爱说我什么เ就说什么好了。我不爱看色qing书，但喜欢这种逆潮流而动的事──看了一些就开始觉得没劲。这些和时下书摊上署名＂黑松林＂的下流小册子还是有区别的，可以看出作者都是有文化的人。其中有一些书，还能称得上是种文学现象。有一本还有剑桥文学教授作的序，要是没有品，教授也不会给它写序。我觉得一部份作者是律师或者商人，还有几位是贵族。这是从内容推测出来的。至于书里写到的事，当然是不敢恭维。看来起初ม的一些作者还怀有反讽的动机，一面捧腹大笑，一面胡写乱写；搞到后来就开始变得没滋没味，把性都写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所以，问题还不在于该不该写性，而在于不该写得没劲。
过了一个ฐ世纪，英国的风气又是一变。无论是机场还是车站，附近都有个书店，布置得怪模怪样，霓虹灯乱闪，写着小孩不准入内，有的进门还要收点钱。就这么เ一惊一乍ๅ的，里面有点啥？还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以及它们的现代翻写本，这回简直是在犯贫。终于，福尔斯先生朝这种现象开了火。这位大文豪的作品中国人并不陌生，《法国中尉的女人》、《石屋藏娇》，国内都有译本。特别是后一本书，假如你读过维多利亚时期的原本，才能觉出逗来。有本维多利ำ亚时期的地下，写一个光棍汉绑架了一个小姑娘，经过一段时间，那女孩爱上他了──这个故事被些无聊的家伙翻写来翻写去，翻到彻底没了劲。福尔斯先生的也写了这么个故事，只是那姑娘被关在地下室里，先是感冒了，后来得了肺炎，然后就死掉了。当然，福尔斯对女孩没有恶意，他只是在反对犯贫。总而言之，当一种现象不管是社会现象还是文学现象开始贫了的时候，就该兜头给它一瓢凉水。要不然它还会贫下去，就如美国人说的，散出pi艳气味──我是福尔斯先生热烈的拥护者。我总觉的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当然，你要说福尔斯是反色qing的义士，我也没什么เ可说的。你有权利把任何有趣的事往无趣处理解。但我总觉得福尔斯要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恐怕也不会满足于把鸡腿叫作黑肉。他总要闹点事，写地下或者还不至于，但可能像王尔德一样，给自己招惹些麻烦。我觉得福尔斯是个反无趣的义แ士。
假如我是福尔斯那ว样的人，现在该写点啥？我总禁不住想向《红楼》开火。其实我还有更大的题目，但又不想作死──早几年兴文化衫，有人在胸ถ口印了几个字：活着没劲，觉得自己้有了点幽默感，但所有写应景文章的人都要和这个人玩命，说他颓废──反讽别的就算了罢，这回只谈文学。曹雪芹本人不贫，但写各种“后”的人可是真够贫的。然后又闹了小一个ฐ世纪的红学。我觉得全中国无聊的男ç人都以为自己是贾宝玉，以为自己不是贾宝玉的，还算不上是个无聊的男ç人。看来我得把《红楼ä》反着写一下──当然，这本书不会印出来的：刚到主编的手里，他就要把我烤了。罪名是现成的：亵渎文化遗产，民族虚无主义。那位圣徒被烤的故事在我们这里，也不能那ว样讲，只能改作：该圣徒在烤架上不断高呼“我主基督万岁”，“圣母马利ำ亚万岁”，“打倒异教徒”，直至完全烤熟ງ。连这个ฐ故事也变得很没劲了。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关于“媚雅”
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有关“媚俗”与“媚雅”的问题。作者认为，米兰·昆德拉用出来一个词儿，叫做“媚俗”，是指艺术家为了取悦大众，放弃了艺术的格调。他还说，我们国内有些小玩闹造出个新词“媚雅”，简直不知是什么เ意思。这个词的意思我倒知道，是指大众受到某些人的蛊惑或者误导，一味追求艺术的格调，也不问问自己是不是消เ受得了。在这方面我有些经验，都与欣赏音乐่有关。高雅音乐่格调很高，大概没有疑ທ问。我自己้在音乐方面品味很低，乡村音乐่还能听得住，再高就受不了。
大约十年前，我在美国，有一次到เ波士顿去看个朋友。当时正是盛夏，为了躲塞车，我天不亮就驾车出，天傍黑时到，找到了朋友，此时他正要出门。他说，离他家不远有个ฐ教堂，每晚里面都有免费的高雅音乐会，让我陪他去听。说实在的，我不想去，就推托道：听高雅音乐要西装ณ革履、正襟危坐。我开了一天的车，疲惫不堪，就算了吧。但是他说，这个音乐会比较随便，属大学音乐่系师生排演的性质。你进去以后只要不打瞌睡、不中途退场就可。我就去了、到了门口才知道是演奏布鲁克纳的两交响曲。我的朋友还拉我在第一排正中ณ就座，听这两曲子——在这里坐着，连打呵欠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两曲子没成没谈、没油没盐，演奏员在胡吹、胡拉，指挥先生在胡比画，整个感觉和晕船相仿。天可怜见，我开了十几个ฐ小时的车，坐在又热又问的教堂里，只要头沾着点东西，马上就能睡着；但还强撑着，把眼睛瞪得滚圆，从七点撑到了九点半！中间有一段我真恨不能一头碰死算了……布鲁克纳那厮这两鸟曲，真是没劲透了！
如前所述，我在古典音乐方面没有修养，所以没有言权。可能人家布鲁克纳音乐的春风是好的，不入我这俗人的驴耳。但我总觉得，就算是高雅的艺术，也有功力、水平之分，不可以一概而论。总不能一入了高雅的门槛就是无条件的好——如此立论，就是媚雅了。人可以抱定了媚雅的态度，但你的感官马上就有不同意见，给你些罪受……
下一个例子我比较有把握——不是我俗，而是表演高雅音乐的人水平低所致。这回是听巴赫的合唱曲，对曲子我没有意见，这可不是崇拜巴๒赫的大名，是我自己听出来的。这回我对合唱队有点意见。此事的起因是我老婆教了个中文班，班上有个ฐ学生是匹兹堡市业余乐团的圆号手，邀我们去听彩排，我们就去了。虽不是正式演出，作为观众却不能ม马虎，因为ฦ根本就没有几个观众。所以我认真打扮起来——穿上三件套的西服。那ว件衣服的马甲有点瘦，但我老婆说，瘦衣服穿起来精神；所以我把吃牛肉吃胀的肚腩强箍了下去，导致自己้的横膈膜上升了一寸，有点透不过气来。就这样来到เ音乐学院的小礼ึ堂，在前排正中入座。等到幕启，见到合唱队，我就觉得出了误会：合唱队正中ณ站了一位极熟ງ的老太太。我在好几个课里和她同学——此人没有八十，也有七十五——我记得她是受了美国政府一项“老年人重返课堂”项目的资助，书念得不好，但教授总让她及格，我对此倒也没有什么意见。看来她又在音乐系混了一门课，和同学一起来演唱。很不幸的是，人老了，念书的器官会退化，歌唱的器官更会退化，这歌大概也唱不好。但既然来了，就冲这位熟识的老人，也得把这个ฐ音乐会听好——我们是有这种媚雅的决心的。说句良心话，业余乐่团的水平是可以的，起码没走调；合唱队里领唱的先生水平也很高。及至轮到เ女声部ຖ开唱，那位熟ງ识的老太太按西洋唱法的要求把嘴张圆，放声高歌“亚美路亚”，才半声，眼见得她的假牙就从口中飞了出来，在空中一张一合，做要咬人状，飞过了乐池，飞过我们头顶，落向脑后第三排；耳听得“亚美路亚”变成了一声“噗”！在此庄重的场合，唱着颂圣的歌曲，虽然没假牙口不关风，老太太也不便立即退场，瘪着嘴假作歌唱，其状十分古怪……请相信，我坐在那里很严肃地把这一幕听完了，才微笑着鼓掌。所有狂野粗俗的笑都被我咽到เ肚子里，结果把内脏都震成了碎片。此后三个ฐ月，经常咳出一片肺或是一片肝。但因为当时年轻，身体好，居然也没死。笔者行文至此，就拟结束。我的结论是：媚雅这件事是有的，而且对俗人来说，有更大的害处。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长虫·草帽·细高挑
近来买了本新出的《哈克贝利ำ·芬历险记》。这本书我小时候很爱看，现在这本是新译的——众所周知，新译的书总是没有老版本好。不过新版本也不是全无长处，篇多了一篇吐温瞎编的兵工署长通告，而老版本把它删了。通告里说：如有人胆敢在本书里寻找什么结构、道德寓意等等，一律逮捕、流放，乃至枪毙。马克·吐温胆子不小，要是现在国内哪位作家胆敢仿此通告一番๘：如有人敢在我的书里寻找文化源流或可供解构的东西，一律把他逮捕、流放、枪毙，我看他会第一个被枪毙。现在各种哲学，甚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点，都浩浩荡荡杀入了文学的领ๆ域。作家都成了文化批评的对象，或者说，成了老太太的尿盆——挨呲儿的货。连他们自己都从哲学或人类学上给自己找写作的依据，看起来着实可怜，这就叫人想起了电影《霸王别ี姬》里张丰毅演的角色，屁股上挨了板子，还要说：打得好，师傅保重。哲学家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种情形既然出现了，就必然有它的原因；再说，批评也是为了作家好。但我现在靠写作为生，见了这种情形，总觉得憋气。
我家乡有句歇后语：长虫戴草帽，混充细高挑——老家人以为细高挑是种极美丽的身材，连长虫也来冒充。文化批评就是揭去作家头上的草帽，使他们暴露出爬行动物的本色。所谓文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文化——这是一种特殊的混沌，大家带着各种丑恶的心态生活在其中ณ。这些心态总要流露出来，这种流露就是写作——假如这种指责是成立的，作家们就一点正经的都没有，是帮混混。我不敢说自己是作家，也不认识几个作家，没理由为作家叫屈。说实在的，按学历我该站在批评的一方，而不是站在受批评的一方。但若说文学事业的根基——写作，是这样一种东西，我还是不能同意。
过去我是学理科的。按照ัc·p·格林的观点，正如文学是文学家的文化，科学也是科学家的文化。对科学的文化批评尚未兴起，而且我不认为它有可能兴起。但这不是说没人想要批评科学。人文学者，尤其是哲学家，总想拿数学、物理说事，给它们若干指导。说归说，数学家、物理学家总是不理，说得实在外行时，就拿它当个ฐ笑话讲。我当研究生时，有位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对统计学提出了批评，说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高深。很显然，这位女士想要“解构”数学的这一分支。上课之前老师把这批评给大家念了念，师生一起捧腹大笑，其乐也融融——但文学家很少有这种欢笑的机会。数学家笑，是因为假如一个人不演算，也不做公式推导，哪怕你后现代哲学懂得再多，也没有理由对数学说三道四；但这句话文学家就不敢说。同样是文化，怎么会有这种不同的境遇呢？这原因大家恐怕都想到了：文学好像人人都懂ฦ，而数学，则远不是人人都懂得。
罗素先生说得好：人人理应平等，实际上却远不是这样——特别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别。这一点在大学里看得最明白：搞科学哲学的教授，尽管名声很大，实际上见了学物理的研究生都要巴结，而物理学家见了数学家，气焰也要减几分，因为ฦ就连爱因斯坦都有求职业数学家帮忙的时候。说起一门学问，我会你不会，咱俩就没法平等。看起来，作家们必须从反面理解这种差别ี：他要巴结的不仅是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家，还有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要包括每一个文科毕业的学生——只要该学生不是个作家，因为不管谁说出句话来，你听不懂，就只好撅屁股挨打，打你的人火气还特大，我总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头。假如挨两下能换来学问，也算挨得值，但就怕碰上蒙事、打几下便宜手的人。我知道一句话，估计除了德宏州的景颇็人谁也听不懂ฦ：呜！阿靠！卡路来！似乎批评家要想知道意思也得让我打两下，但我没这么เ坏，不打人也肯把意思说出来：这话是我插队时学来的，意思是：喂，大哥，上哪儿去呀？就凭一句别人听不懂ฦ的景颇话打人，我也未免太心黑了一点——那也没有凭几句哲学咒符打人黑。
文化批评还不全是“呜阿靠卡路来”。它有很大的正面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鼓舞作家自爱、自强、自重。一种跨学科的统治一切的欲望，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可怎么เ偏偏是你遇上了这个鬼？俗话说，老太太买柿子，拣软的捏。但一枚柿子不能怪人家来捏你，要反省自己้为什么被捏。对罗素先生的话也可以做适度的推广：人与人不独有知识的差ๆ异，还有能ม力的差异——我的意思是说，写作一道，虽没有很深的学问，也远不是人人都会。作家可以在两个方面表现这种差ๆ异：其一是文体，傅雷、汝龙、王道乾，这些优秀翻译家都是文体大师。谁要想解构就去解好了，反正那样的文章你写不出来。其二是想象力，像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尤瑟娜尔的《东方奇观》，里面充满了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这可是个硬指标，而且和哲学、人类学、社会学都不搭界。捏不动的硬柿子还有一些，比方说，马克·吐温的幽默。在所有的柿子里，最硬的是莎翁，从文字到故事都无与伦比。当然，搞文化批评的人早就向莎翁开战了，说他的《驯悍记》是男ç性中心主ว义แ的作品。说这个ฐ没用，他老人家是人，又没学会喝风屙烟，编几个小剧本到小剧场里搞搞笑，赚几个小钱，这又有什么。再说，人家还有四大悲剧哩－－你敢挑四大悲剧的毛病吗？我现在靠写作为生，写上一辈子，总得写出些让别人解构不了的东西。我也不敢期望过高，写到有几分像莎翁就行了。到那时谁想摘我的草帽，就让他摘好了：不摘草帽是个ฐ细高挑，摘了还是个细高挑……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卡拉ok与驴鸣镇
有一次，愁容骑土堂·吉诃德和他忠实的侍从桑乔·潘萨走在路上，遇到一伙手持刀杖去打冤家的乡下人。这位高尚的骑士问乡下人为什么เ要厮杀，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在一个镇子上，住了两个朋友。有一天，其中一位走失了一条驴子，就找朋友帮忙。他们进山去找——那位帮忙的朋友说：山这么大，怎么找呢。我有一样不登大雅的雕虫小技，假如你也会一点，事情就好办了。失驴的朋友说：这是怎样的技巧呢？那ว位帮忙者说：他会学驴叫。假如失驴者也会，大家就可以分头学着驴叫在山上巡游，那迷途的驴子听到同类的呼唤，肯定会走出来和他们会合。那失驴者答道：好计策！至于学驴叫，我岂止是会一点，简直是很精通啊！让我们依计而行吧。于是，两位朋友分头走进了山间小道，整个荒山上响起了阵阵驴鸣……
我住的这座楼隔音很坏，往户中ณ有不少人买了卡拉ok机器，从早唱到晚。黑更半夜，我躺在床上听到ok之声，一面把脑แ袋往被窝里扎，一面就想起了这个故事——且听我把故事讲完：这两位朋友分头去寻驴，在林子深处相会了。失驴的朋友说：怎么，竟是你吗！我是不轻易恭维人的，但我要说，仅人声音上判ศ断，你和一头驴子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帮忙的朋友答道：朋友，同样的话我正要用来说你！你的声音很宏亮，音度很坚强，节奏很准确。在我的长项上，我从不佩服任何人的，但我对你要五体投地，俯称臣了！——这也正是笔者的感触。你可以去查七八级人民大学新生的体检记录，我的肺活量在两千人里排第一，可以长嚎一分钟不换气，引得全校的人都想掐死我；但总想在半夜敲邻居的门，告诉她，在嚎叫方面我对他已๐是五体投地——现在言归正传，那失驴者听到赞誉之后说：以前，我以为ฦ自己是个ฐ一无所长的人。现在听了你的赞誉，再不敢妄自菲薄，我也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了……后来，这两位朋友又去寻驴，每次都把对方当成驴，聚在了一起。最后，总算是找到了，这可怜的畜生被狼吃得只剩些残余。那帮忙的朋友说：我说它怎么不答应！就算它死了，只要是完整的，听了你的召唤，也一定会起来回答。而那失驴的朋友却说：虽然失了驴，但也现了自己้的才能，我很开心！于是，这两个朋友下山去，把这故事告诉路人：不想给本镇招来了“驴鸣镇”的恶名——隐含的意思就是镇上全是驴。故事开始时见到เ的那伙人，就是因为ฦ被人称为驴鸣镇人，而去拼命。如前所述，我觉得自己住在驴鸣楼里，但不想为ฦ此和人拼命。
我总想提醒大家一句，人在歌唱时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在卡拉ok时，面对五彩画ฑ面觉得挺美时，也许出的全不类人声。茶余酒后，想过把歌星瘾时，也可以唱唱。但干这种勾当，最好在歌厅酒楼等吵不着人的地方；就是嗓子好，也请把嗓门放低些，留点余地——别给餐厅留下“驴鸣餐厅”的恶名。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