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其丝织品有平纹，都表现商人之。出现了许多牵着，洁白细腻之白陶刻工精细之玉石，生产技术先进。因为神秘之探索，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其中之提花技术，可能来自于渔猎文明，其原始性并非农业。商代之技术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在青铜技术之外。绞纱组织的，千纹绉纱的縠，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可能意味，商之本来；同样，商也意味着音乐，商时。就若，从事音乐者，主要为“巫”、音乐奴隶和“瞽”三类。有关商朝之音乐，以《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为代表。其中，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因为技艺的进步，乐器已经出现。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作为信史，重要的并不是考古之器物，更或者是文字之意识。
从禹开始之夏，经由启，进入夏之朝代。族系之国家以权代能，就若《禹刑》之律法，开始固囿人之自然。其中，太康之“失国”，少康之中兴，意味着国家的适应；至于孔甲之时，夏朝走向衰落；此后，三传至桀，为商朝所灭。人类原始之自然，在氏族、部落、联盟之后，进入国家的进化中。国家，开始于氏族之家，实现于律法之国，以文字而文明。只是，华夏文明之自然，将隐逸于国家政治之外，演绎于文化流变之中。
华夏之中，是华，还是夏？或者华可以为中，夏也可以为中，却都不是中。就若中庸之道，在东为东，在西为西。抑或，自然之道，可以为中。可是，华夏之人，是否可以如老子般，回归自然？显然不可以，即若庄子之逍遥游，也只能化鲲鹏为之。至于陶渊明，其世外之桃花源，也只能是想象而已。自然之道，隐约于现实之下，而且压抑着人之有意识的自由。或者，道之阴阳，可以五行昭示着自然；也或者，居之园林，可以模仿接近着自然；更或者，难之糊涂，可以回到无意识自然？或许，那只是有意识的人，对自己的无意识？假若人是自然的，又何必在乎自然呢？有意识，或者才是其中之真谛，因为所有自然的认为，所有不自然的存在，都来自于人的意识。
以史书而论，帝尧之文治、武功，俱臻美备，可谓古昔圣王。据《吕氏春秋•召类篇》云：“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又据《淮南子•本经训》云：“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此武功，服南蛮，为民生；文治，已然如禅让，就若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人，唯尧刚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此之后，儒家即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标帜；到唐代韩愈以至于宋明理学，大倡“道统”之说，尧遂成为儒家精神始祖。
中原诸侯争霸之后，地处江浙的吴、越已经展。公元前5o6年，吴王阖闾，统兵伐楚，攻进都郢。公元前496年，吴军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阖闾因戈击中伤而死。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兴兵败越。勾践求和，贿赂吴臣伯嚭，并送夫差珍宝和美女西施。夫差因而拒绝，伍子胥联齐灭越建议，接受越国求和。转而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霸主。勾践之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于公元前473年，灭吴，夫差羞愤自杀。勾践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最后的霸主。
在晋文公回晋即位时，有不少宾客随从回国。此后，这些人都成为贵族，晋国的国政亦落入[智、赵、韩、魏、范、中山]其手。公元前455年，晋国贵族只余智、赵、韩、魏四家。智氏出兵攻赵氏，持续两年；后赵氏游说魏、韩倒戈灭智氏，瓜分智地。公元前438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o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即为《资治通鉴》中，春秋与战国之分界点。以战国七雄而论，韩、赵、魏的确立，的确意味着战国的开始。这比之于其它分界点，更为确切。只是，这并不重要，因为历史本身并无分界。而且，春秋与战国，本来也只是东周之时期。
无论是中原争霸，还是问鼎中原，都是周之天下；无论是吴越争霸，还是三家分晋，都只是周之春秋。据统计，以鲁之《春秋》时间而论，周之春秋242年间，有43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有52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48o多起，诸侯朝聘和盟会45o余次。这些数据，也许并不意味着什么，却可以让人意识到什么？春秋，是春之来，还是秋之去；是春之去，还是秋之来？季节之春华秋实，对于周之春秋，又意味着什么？是政治之纷乱，还是经济之展；是战争之促进，还是文明之倒退；是文化之转型，还是思想之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