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把崔哲喜欢的那些女影星海报从办公室的墙上撕下来，
我赶到会。我猜这样的举动？我后来才知，但我并没有追问。
他想干什么。扔进了垃圾堆里，他们刚刚从南方的一个。准备接管《都市早报》的采编业务，它最多能够容纳15o人。
我对那几个年轻人抱有好感，他们身上有一股浓浓的书卷气，并且表现得彬彬有礼，不卑不亢。我虽然好奇，里面几乎已经座无虚席，那次会议是在本报最大的一间会议。
他姓曹，但不叫老头（我估计不会有父母给孩子起这样一个名字）。为了避免侵犯他的权利，在他没有被法庭定罪之，报道这件事的记者给他起了“曹老头”这个化名。后来一段时间里，报社记者们经常用它来指代那种年老的嫖，这个名字从一个具体的人延伸到了一类人。
在那一周的社会新闻部例会上，崔哲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本报新闻热线每天都会接到许多读者的求助电话，有些求助线索背后往往隐藏着许多蹊跷的事情，如果一概置之不理，不仅是对新闻线索资源的浪费，更是对读者的不尊重，而创办一个为读者解决实际困难的版面，不仅有利于塑造本报的亲民形象，也有利于培养本报在读者中的公信力。所以，“群工组”记者工作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处理读者来信和读者打来的求助电话。
在报社里，“优秀记者”需要部门主任的提名，但“提及率”并不需要，它完全由读者投票产生，就像电视选秀节目中的观众短信投票一样。但是，想要让读者投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知道，读者一般不会去注意一篇报道的作者姓甚名谁，除非他们欣赏那篇报道并且想要了解它的作者。所以，如果一个记者想要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就得想办法搞到别人也想搞到却搞不到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时候，萧原进入了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它始于一个求助电话。
与接听读者来电相比，接待读者来访需要多付出一些劳动：搭电梯从17楼下到一楼。一般情况下，一楼保安在通知我们有读者来访之后，会把来访者安排在一楼大厅的一间接待室里等候。
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积雪已经融化，土地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仍然有风，但风势也变得微弱而温和了。当我打开窗户开始感受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时，一个电话打进了值班室。
周自恒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在创刊前进行的一周培训期间，他向我们显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渊博的学识和敬业的姿态。当然，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周自恒出众的口才和极强的煽动能力，他的讲话经常能让我们热血沸腾。他使我们相信，即将创办的《北方时报》将成为报业市场中的奇迹，而我们将是这个奇迹的缔造者之一。
我可不想因为这样一个问题挑起一场争吵，所以我犹豫了一下。不等我开口，萧原已经接着说：“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认为我应该帮他，所以我帮他。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没有帮助他，我担心将来我会后悔，为了不让自己将来后悔，所以我那样做了，只是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
但报社最终录用了他。或许那些管理者欣赏他老成持重的样子，或许他与某个管理者有某种亲戚关系，或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不管怎样，萧原被报社录用了，并且在面试成功后的第四天出现在我面前。
“他们的工作跟那个存车处老头没什么区别。”
“VIp企业榜”是指报社的一份内部通知。我曾经看到过这份通知，它说：“凡‘舆论监督’类选题涉及以下企业时，记者均不得擅自采访报道。如确需采访，须经编委会同意。”
在这份通知中，还列出了“以下企业”的名单，大约有12家，主要是一些房地产开商、电器商场、医药企业和大型市等。
你可能会觉得“VIp企业榜”的存在很荒谬，但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人需要它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帮助那些企业躲过报社的“舆论监督”。
我说过，许多时候，报社充当着社会的瞭望者角色，还担当起了道德审判的任务，除了报道时事和社会新闻之外，报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舆论监督”。有一段时间里，因为市场的叫好，“舆论监督”题材风行一时。在本报创刊初始时起的“揭丑攻势”中，一个叫“曝光台”的版面应运而生。你如果看见过它，应该记得上面有一句口号：“维护你的权利！”
当时的社会新闻部里有几个经常为“曝光台”版面供稿的记者，比如崔哲和杜晓东。他们经常骑着一辆前面挂着“新闻曝光”牌子的摩托车招摇过市，并且自诩为“名誉的刺客”。当然，他们“刺杀”的对象大都是那些欺骗消费者的企业名誉。
对于那些被欺骗过或正待上当受骗的读者来说，这样的“刺杀行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如果你曾经被某个企业欺骗过，你就能理解这样的感觉。
但是，“VIp企业榜”的出现，意味着有些企业只要登上了这个榜就与“曝光台”无关。报社的探照灯纵然光芒万丈也照不到它们。即使它们做了违反市场规则和商业道德的亏心事，也不必担心自己的错误被公之于众。
有一次，本市工商局对8家奶粉质量出现问题的企业提出了严重警告，但这条消息出现在本报的社会新闻版上时，却只列出了其中7家企业的名称，因为另外一家企业的“VIp”身份，被责任编辑“技术性”地把它隐去了。
你知道，“VIp”直译过来就是“重要人物”的意思，它还能引申出“尊贵”、“特殊待遇”等等一系列意思。的确如此，那些登上“VIp企业榜”的企业能够受到报社的保护，自然是因为它们都有些来头。那些“来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来头”是指那些企业负责人与本报某个（或某些）领导有某种比较密切但不可公开的关系。
我可以举个例子：“VIp企业榜”上有一个生产家具的企业，它受到保护的原因是：本报副总编何守道在布置他18o平方米的新房子时，很给面子地使用了由它提供的全套家具。
你大概在想，何守道是不是接受了那家企业的贿赂。我起初也是这样想的，但田磊告诉我，事情并不是这样，何守道为那些家具买了单，尽管他只是象征性地给了2ooo多块，而那些家具的原价是9万多块，但他终归也是给了钱的。
另一种“来头”是那些企业与本报广告部有某种“生意”关系。
我仍然可以举个例子：两年前的一天，本报在3版的位置刊登了一篇有关于某个戒烟产品的报道，那篇报道占据了一个整版，它以充分的证据指出那个戒烟产品的广告中埋藏着许多谎言。
这样的报道传播率极高，它使那个原本体面光鲜的企业立即在公众面前变得蓬头垢面。但是，那个企业很快就想办法使自己恢复了“名誉”——两天之后，同样在本报3版上刊登了那个企业的一个整版广告。广告上的主角是一个总是在电影里扮演硬汉的演员，他说：“相信我，对自己好一点。”广告上还说：“本产品荣获本年度xxx单位颁的‘消费者信得过产品’称号。”
与此前那篇针对它的批评报道对照起来看，这幅广告就像是在“辟谣”。它的出现使原以为“刺杀行动”成功而洋洋自得的杜晓东一瞬间武功尽失，尽管广告中只字未提由他采写的那篇报道。随后，那个企业登上了本报的“VIp企业榜”。
事情很简单：在那篇批评报道刊之后，那个企业当即派人到本报广告部签下了一份大额广告订单。
在上面所说的两种“来头”中，多数情况是因为那些企业与广告部的“生意”关系。“VIp企业榜”就是由广告部拟定的，并且盖着广告部的公章。当然，上面还有周自恒的签字，他签的是：“请各采编部门照此执行。”
我想，那个读者的“倒霉”之处就在于，他遇到的是一个“尊贵”的开商。所以，对于这一番投诉，萧原应该会“照此执行”，但是，他又一次让我意外了。
那天下午，那个读者再次打来了电话。他说，上午给报社打过电话之后，他就一直守在家中等候记者到来，但他没能等到。他追问道：“记者什么时候能来采访我？”
我告诉他，如果记者准备报道这件事，自然会联系他，否则就代表记者不准备报道此事。
那个读者顿时有些急了，他大声问道：“这样的事情不算新闻吗？你们为什么不报道？”
我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每天的新闻线索多得数不胜数，如果报纸全都报道的话，可能每一份报纸都有几百甚至上千斤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社自然有报社的选择。
你知道，我不能把“VIp企业榜”的事情告诉读者，但是，如果不告诉他的话，他又无法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只能这样说。
但他听了这些话更着急了，他吼叫着说：“你把你们总编叫来，我要跟他谈谈。”
我理解他的心情，于是我告诉他先不要着急，我说，总编一般都很忙，很难说有空来接听他的电话。
他不屈不挠，继续吼叫道：“那你把你们主任叫来。”
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去找萧原。我曾经旁听过几次他接听读者的电话，他总是有办法使那些人由焦躁变得平静。
萧原过来了，他在电话里对那个读者说：“你在家再等一会儿，我很快就会派记者过来。”然后，他挂断电话离开了。
接着，在萧原的安排下，杜晓东出了。
现在让我们继续那个小游戏。我押的是“坏消息”，我认为萧原斗不过“VIp企业榜”，所以杜晓东注定要白费力气。一向保守的张萌却出人意料地押了“好消息”——她认为萧原一定会有办法，虽然她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办法。
我想我知道张萌为什么这样干。我也曾经因为欣赏萧原而押错了宝，但我现在不会这样干了，毕竟欣赏不能用来当饭吃。不过，萧原的确是一个讨女孩子喜欢的男人。他是社会新闻部里的女孩子们经常在一起议论的对象。但我知道她们并没有机会，我看到过萧原的钱包，它的照片夹里有一张肖像——你猜对了，就是于薇。
言归正传——杜晓东当天晚上才回到报社，我看见他酒气熏熏。我向他问起了那一次采访。他说，那个倒霉的读者看见他之后，就像是看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立即开始了倾诉。
我能够理解那个读者，买那套房子花费的也许是他半生的积蓄，但他搬进新房后却现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美好，反倒平添了许多烦恼。我相信，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人是我，我可能会比他更早一些崩溃。
我们还看到了杜晓东从那个读者家中拍摄的图片，它们可以证明那个男人并没有对我们说谎——在图片里，我看到他把整个手掌都伸进了那道长长的裂缝里。
离开那个读者的家之后，杜晓东立即找到了开商负责人。根据杜晓东的描述，那个开商负责人应该是个脾气暴躁的中年男人。谈起那道裂缝的时候，他说：“一道裂缝而已嘛，干嘛那么认真，搞得跟房子要塌了一样。你别瞎忙活了，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敢写，就算你够胆子写了，你也肯定不出来。”
这个家伙太嚣张了，虽然我像杜晓东一样讨厌他的态度和他说话的语调，但我认为他所预测的后果应该与这件事的结局不会有多大出入，我对这篇报道的命运并不乐观。
我知道，如果把这篇报道放在跷跷板的一头，另一头是报社的“生意”——那么，它的分量太轻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报社里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