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晶莹剔透，它小巧玲珑，有人推出“魅力榜”。从图案上看，现他的办公，我去萧原，还有人推出“慈善榜。以都市报的影响力作为排行依据，而萧原也现了这一点，于是他把它送给了我。
在那个时候，“排行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有人推出“财富榜”，它的表面印着一只水，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我相信我的眼神里透出了对这个，在这个城市里却是第一次。有那么一段时间，
他说。它吸引过，尽管他为此事曾跟开商交涉过多次，但对方甚至没有派人去查看那道裂缝就告诉他房子有一些裂缝也是合理的。对方表示只能从中调解而，他后来去找过消费者协会。接着他又去找过若干个政府部门，但都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了报社，他问我：“你们能不能给开商曝曝光？”
1．搬进了原来属于崔哲的那间办公室。
我后来才知道，萧原的这一次出手，只是那一场风暴的开始。事实上，我一直在等待那场风暴的到来，在崔哲按捺自己的那段时间里，我的担心从来就没有消除过。我认为那场风暴迟早会来的，但它展到最后比我想象的还要猛烈。当然，这是这个故事的后一部分。
我和萧原的谈话正要开始，就被总编办秘书叶小青过来打断了，她通知全体员工到会议室集合，说是周自恒召集大家开会，有重要事情宣布。萧原对我说了一句“回头再谈”之后，就转身走开了。
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跟警察在一起喝酒而练就了好酒量的田磊也被邀参加了那次宴会。在周自恒下达了“让对方喝趴下”的指令之后，田磊表现得非常勇猛。先是白酒，然后是红酒，接下来是啤酒……这让他付出了中途5次到厕所呕吐的代价，但他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也没有提前离开宴会。
“曹老头”是一个街道办事处的科级干部，当年55岁，有一个53岁的妻子和一个28岁的儿子。对于他的单位和家庭来说，让他出名的那件事是个丑闻——两年前的某一个晚上，他在一家洗浴中心里嫖娼时遭遇了警察夜查。
我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我认为它又一次表现了萧原天真的一面。但我不想争辩，所以我只是说：“等着瞧吧。”
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重要了——无论他想或不想，他都做到了。就在那个月底，萧原获得了他来到《北方时报》之后的第一份来自读者的“礼物”：在当月的读者调查结果中，他的“提及率”排名第一。过5ooo名读者把票投给了“萧原”这个名字。
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于薇曾经在学校附近的电线杆子上张贴了许多寻人启事，但很快就被城管队员揭了下来。还有个城管队员根据寻人启事上留下的电话号码找到了她，试图对她罚款，在她告饶之下才放过了她。后来，有一个同学建议她求助于报社。她接受了这个建议，所以她打来了电话。
在报社里，接线员除了在值班室接听读者来电之外，还有另一项任务：接待读者来访。当然，在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仍然只是以下这些事情：与读者见面后，把他们所说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告诉他们回去等消息——如果记者对他们的事情感兴趣自然会联系他们，否则就代表报社不准备报道那件事情。
2．找医生，了解一下那个村民的伤情报告。
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表现出了与人为善的态度。我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志趣相投。我们相信，老天让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共同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
果然，萧原开口了：“崔哲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之所以记得这份简历，是因为我对他的举动感到奇怪——对于一名初入行的记者来说，他的年龄有些大了。另外，在报社还没有决定录用他之前，他就已经辞去了原来的工作。你知道，就算报社录用他，他还将面临两个月的试用期。这太疯狂了。
他所从事的工作很简单：当你把自行车推进存车处时，他会交给你一块上面写着号码的小木牌；当你再回到那里时，必须交出那块小木牌，才能从他的地盘换回属于你的自行车。
“但是，周自恒不一定对你的愿望感兴趣，他可能认为你是在纠缠一件他不愿意再提起的事情。”
“怎么能说是纠缠？”萧原的脸上现出了生气的表情，“我说过，每一件事都应该有结果，做错了就要承担。”
我笑了笑：“你真的是月亮上来的人？”
“你怎么也这样说？”萧原更生气了，“我说过有些事根本不用到月亮上去解决。”
我想起了那场“交通事故”的结局，但这并不足以说服我，我对他说：“这件事在《北方时报》根本无法解决。”
“为什么？”萧原问道。
“就算你把小雨的故事写了出来，也不出来。”
“为什么？”萧原有点急躁了，他极力要说服我，仿佛说服了我，他的计划就能够得以实施，他说，“在一个版面上安排一篇报道是我的权力，我完全可以这样做。”
我承认这是他的权力，但我提醒他：“周自恒拥有比你更大的权力，他可以把它从版面上撤下来。”
萧原说，他可以想办法说服周自恒，就像不久前他想办法废除“VIp企业榜”和说服周自恒起新一轮“揭丑攻势”那样。
我认为他办不到，因为那些事情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小雨的故事。我说：“以前来打招呼要求‘毙稿’的是别人，周自恒可以给面子也可以不给面子。但是，在小雨这件事情里，打招呼的人就是他自己，他当然要给自己面子——这件事对他不利，他一定不会同意你这么干的。”
“为什么对他不利？”
我认为凭萧原的智慧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但急躁降低了他的智商，所以我继续提醒他：“因为他在那件事情里有过错，他也许会认为你这样干是在揭他的丑。”
萧原又说，也许他可以试试据理力争。
我只好提醒他，如果有两个人因为一篇报道产生争执，报社里的仲裁方法是：谁官大谁说了算。
萧原更急躁了。他说，如果周自恒不同意，他会把老太太坠楼和崔哲挪用捐款的故事当成一个新闻线索告诉《都市早报》的同行们。他相信，对方一定会对这件事感兴趣。
我对此感到紧张。我劝萧原不要那样干。我再次提醒他，老太太坠楼之后，周自恒就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那就是：“如果现谁对外乱说这件事，严惩不怠。”
萧原的情绪缓和了一些。他说，周自恒不一定会反对他的计划，也许周自恒一直就对这件事情心存愧疚，也许周自恒还愿意对此公开表一篇对读者的致歉信。他相信，如果周自恒这样做了，读者一定会宽容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报社，甚至可能更加尊重它。
我说过，在乏味的日子里保留一些幻想总比没有幻想好，但它们说到底仍然是幻想。如果你错误地把它当成一种希望，那么你最后能够得到的只有失望，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我曾经希望大学毕业后能立即找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我没能立即找到并且陷入了艰难度日的窘境。我曾经希望来到报社之后凭自己的努力当好一名记者，但我没干多久就来到了值班室当一名接线员。我曾经希望那个老太太从17楼坠下的时候有奇迹生，但她当时就死了。我曾经希望中国男子足球队能够表现得好一些，如果可能的话把大力神杯带回来，但……所以我对萧原说：“如果你对那件事和周自恒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那么你最后一定会失望。有些事情，没有希望就不会有失望。”
萧原冷静下来了，他看着我的眼睛，问道：“你这么悲观？”
这个问题很熟悉。在李树望被卡车轧伤的故事里，当萧原准备在《北方时报》上表他的报道时，似乎也这样问过我。
与那一次一样，我的回答是：“等着瞧吧。”
萧原不再说话，他转过头去。
我们都沉默了。
湖畔的霓虹在夜色中一闪一闪。有几个人在湖面上荡舟，那些快乐的人们不时出一阵阵嘻笑声。湖对岸的一家酒吧里传出了一个歌手的歌声：“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多少祈祷在心中……”
我苦笑一下，回过头去看萧原。我现，他一直在盯着湖面上漂浮的一个矿泉水瓶子，直到它越漂越远不见了踪影。
然后，萧原回过头：“你知道吗？我曾经有很严重的抑郁症。”
我说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我知道抑郁症。我记录过的新闻线索里有许多自杀者的故事，那些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人们大都患有这种病。
萧原顿了顿，然后开始讲述：“那时候我经常感到失望，我害怕孤独，非常害怕。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我一直都在害怕。我也不知道害怕什么，我关了灯害怕，开着灯还是害怕，出了门害怕，回到家还是害怕。有一段时间我连窗帘都不敢拉开，我怕我把窗帘拉开以后接着就会把窗户打开，然后又会从窗户上跳下去。在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生与死只在我的一念之间。”
我担心地看着萧原。
“不用担心。”萧原笑着伸手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会那样做的。”
接着，萧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深受抑郁症折磨的那段时间里，有一次，他在一个朋友的劝说和陪同下去海边散心，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平复他的紧张感。有一天，坐轮渡过海时，他突奇想地往空饮料瓶里放进了一张纸条，并把它扔进了海里。在此之前，他在纸条里写下了一段文字，他希望用那个漂流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说到这里的时候，萧原停了下来，他问我：“我这样做是不是很幼稚？”
我点点头，问道：“那个漂流瓶里装着什么秘密？”
“我在里面写下了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萧原说，“我还说，如果有人捡到这个瓶子，并且给我打了电话，他就有可能挽救一条生命。”
“如果没有人捡到那个瓶子，也没有人给你打来电话，你可能会自杀？”我开始感到紧张了。
萧原点点头：“我现在都不敢相信，那时候我会那样想。”
“后来有人给你打电话了吗？”
“那天晚上，我在宾馆里一夜没睡着，就是在等那个电话。我没有让那个朋友陪着我，我希望一个人等待我自己的命运。有时候我害怕孤独，有时候我又希望孤独。”萧原闭上眼睛，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晚上，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接着说，“我一直翻来覆去地想，会不会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从来没有像那一次那样期待一件事情的生，我一会儿想应该会有人给我打电话，一会儿又想应该不会的，就这样想来想去，天就亮了。”
“有人给你打电话了吗？”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答案。
萧原笑了，他说：“你没看见我现在还活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