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最后是这三个人闯进一个电视台，穿着白衣黑。1970年，他们的父，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他们，把频道关闭，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德国法西斯的集，而且，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需解释。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吗？依然清晰，准备夏天的大学联考，
句我的同侪听不懂？也就是说，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实是相像的。我是说，
，欧洲的饮酒风俗，可能和亚洲不太一样。中世纪时？你知道饮，如果你要害死一个你恨的人，你就在他喝的啤酒里下毒。很多人是这样被毒死的。所以就开始流行碰杯，厚厚的啤酒杯用力一碰，啤酒花溅到别人杯里，要死就大伙一起死。一起喝啤酒，碰杯，醉倒，表示你信任坐在你身边的人，渐渐地就变成社会习俗了。讲了这么长的“前言”，其实是想告诉你，mm，对于年轻人饮酒，别过度紧张。
路：当然。
在这种与“国家”保持距离的文化和教育中长大，我看见它的优点：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少爱国宣传的影响；当你对“国家”抱一种不信任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冷静地去分析它的问题所在。
为什么我这么犹豫，安德烈？是什么使得我看什么金牌都兴奋不起来？电视上的人们单纯，热烈，奋力伸出手，在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群，试图摸到运动员的手，我想的却是：这五十个人，在香港大选前四天，被北京“派”到香港来做宣传，为“保皇党”拉票，简直就是政治工具，他们清楚吗？或说，他们在乎吗？
要不然就是在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飘着一股尿臊，揉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大声地说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
在这里，因此我最想说的是，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这个“份”──不是出书，而是，和你有了连结的“份”。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藉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穿着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却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架到云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驮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
放下扁担，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东西有多重？
90公斤。他笑笑。
一天挣多少钱？
30块。
安德烈，你知道30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20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菲利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利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前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rolls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利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进社会中贫富不均出名的地方。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
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
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蝈蝈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利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里，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然后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利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菲利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
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譬如说，你思考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时，对于贫穷的道德判断就浮现了。哪一个党的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穷人的处境，哪一个党在捍卫有钱阶级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时是一种你对于贫富不均的态度的呈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社会福利
占了欧陆国家gdp的45％，而美国却只有30％？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24％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海啸的悲惨震动了世界，国家在比赛谁的捐款多，背后还藏着不同的目的。真正的道德态度，其实流露在平常时。我看见2003年各国外援的排名(以外援金额占该国gnp比例计算)：
1挪威092
2丹麦084
3荷兰081
4卢森堡08
5瑞典07
6比利时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