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件往事。音乐教室里头传来钢琴，我就带你去了，他说那些展览都“闷死人”。匆匆读一下来信，我收到一纸学。你十岁那年进入初中时。我实在没事可干，所以还是进去了。门打开，一个一脸雀斑的小男生跟着他的母亲走了出来，手里还抓着琴谱。
事实上，路卡斯是要我根本不要去美术馆的，让家长带新生去做音乐测验。我们坐在门外等，你害羞地依着我，逛了足足两个小时，只不过证实了他的话：
。闷死了；澳洲226％；芬兰218％；希腊263％；法国202％；意大利27％；波兰41％；斯洛伐克329％；西班牙277％；英国123％；美国124％；德国101％；香港（15到24岁青年的失业率）97％；台湾1059％。数字不见得精确的中国大陆，是9％。
我记得在一个朋友家里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影响世界的人”──你知道，就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出版社出的打折书，在地摊上乱七八糟迭成一堆让人家挑的那种。书里头的人物，就包括耶稣、穆罕默德、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巴哈、莎士比亚、苏格拉底、孔子等等等。朋友和我就开始辩论，这些人物的历史定位，有多少可信度？
你的母亲，安德烈，是一个在“第三世界”长大的少女。我出生的1952年，台湾的人均所得不到200美元。集体匮乏之外，这少女还来自一个难民家庭，从中国流离迁徙，一贫如洗。一直到1970年，我才在家里看见冰箱和电视机——因此阿姆斯壮1969年的登陆月球，这个17岁的台湾少女是没看见的。台湾到1965年都是“美援”的救济对象。“美援”，在这个台湾少女的记忆里有三件东西：一是洒了金粉的圣诞卡，乡村天主教堂里的美国神父会给你，上面有马槽、婴儿，还有肥胖可咬、长着翅膀的天使。二是铁罐脱脂奶粉。三是面粉麻布袋。机智的妈妈们把麻布袋裁剪成孩子们的上衣和短裤。于是你看见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穿着面粉袋恤衫”，胸前还印着两只大手紧握，写着：“中美合作，20公斤”。不是“马铃薯麻布袋”，安德烈，你的母亲是“面粉麻布袋”的一代。除了面粉袋恤衫，18岁以前我基本上只穿过学校制服。别以为是英国学校那种表达身份和地位的校服，有领带和皮鞋。我们穿着白衣黑裙（你可知道我的“极简美学”的原始来处了吧？）。裙长超过膝盖，要受罚；发长超过耳根，要受罚。我的兄弟们穿的是卡其裤和白上衣，头上顶着军警的大盘帽，帽子里是剃得发青的头。外国人来台湾，吓一跳，以为台湾满街都是士兵和警察，是个警察国家；他们不知道，那是学生。你会说，可是这些和“贫穷”没什么关系。是的
穿个麻布袋也差不多
香港人面对事情一贯的反应是理性温和的，他们很以自己的理性温和为荣──嘲笑台湾人的容易激动煽情。我也一向认为，具有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一旦实施民主，绝对可以创造出比台湾更有品质的民主（台湾的民主没有“品质”可言），因为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是民主两块重大基石。但是十二月四日的游行，给了我新的怀疑：
当然，涌进市区游行的人来自城市周边一大圈，不是只有罗马或伦敦城市里头的人，但是你想想，罗马人、巴塞隆纳人、伦敦人为什么上街？他们是为了一个距离自己几千公里而且可能从来没去过的一个遥远得不得了的国家去游行，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直接未来。
我们点可乐，有些人会喝啤酒。我偶尔喝杯啤酒（你不必多嘴跟mm说喔！）
闲人请勿逗留
有语言，没有交流
安：不给。因为他拿了钱就会去买啤酒。干嘛给？
原来，政府把草原交给私人去“经营旅游”，私人就在草原入口处搭出几间小房子和一圈栅栏，收费。
所以她终其一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她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每到一个小镇，她都得接受人们奇异的眼光；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熟悉了小镇的气味，却又是该离开的时候了。她是永远的“插班生”，永远的newkidontheblock。陌生人，很快可以变成朋友，问题是，朋友，更快地变成陌生人，因为你不断地离开。“逃民”被时代的一把剑切断了她和土地、和传统、和宗族友群的连结韧带，她漂浮，她悬在半空中。因此，她也许对这个世界看得特别透彻，因为她不在友群里，视线不被挡住，但是她处在一种灵魂的孤独中。
我马上要去香港了，那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世界。我发愁的是，我怎么跟我的克伦堡朋友们说再见？我怎么跟10年来都是我生活核心的好友说再见，而心里又知道，人生岔路多，这种再见很可能是永远的？甚至那些你没有深交、但是很喜欢的人，你还没有机会去告诉他们你对他们的好感，以后，他们将从你的人生完全地消失。我感觉一种遗憾。你或许会说，安德烈，人生就是这样，一条线往前走，没什么好遗憾的。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遗憾，不舍。
我曾在树阴底下
msn德国时间晚上九点半，香港时间清晨三点半
好了，这就是二零零五年三月六日台湾的新闻内容。北京的两会气氛究竟怎么样？香港的特首下台、政制改变的事有何发展？国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一件也没听见。只好上网，然后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