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骑着马进入成都南郊的簇桥时，由于害怕逃跑的土匪混入人群，当地，我一边轻轻地哼着。簇桥包娼庇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原来。我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刚进入红牌楼，刘厢便派人通知我去督府路，原来，熊克伍要见我。
这一日傍晚打靶回来，我们击毙的周二麻：我不得不一边挤出，一边命令部队快速通过簇桥，一边欣赏着落日余晖的靓丽风景。眼前的美景真是美不胜收，一棵棵桉树、一簇簇竹林、一座。一块块水田被红日映得闪闪发亮。时不时一两个小牧童牵着水牛从田埂上走过。我坐山上，惬意地看着山下，懒洋洋地晒着太。几个身着短袴的人竹林里走来走去，由于隔得太远，看不清他们干什么，随后这几个人便一起离开了竹林。看样子，他们不象是农民，因为他们从村民身边经过时，不仅没和村民打招呼，其中有一人还粗野地推了他一下。我看着这一切，心中有些纳闷：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该不会是准备晚上来劫营的吧？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李排长他们训练完回来，一个个无精打采的样子。
没有任何当时的求生手段，而且为了避免惊世骇俗，我将手机、钞票等全给藏起来，然后我不得不一路厚着脸皮讨饭来到成都。想想以前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坐车从金堂到成都不过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而现则要走上两天，而且一路上还遭人白眼，甚至还不断有小孩向我扔东西。若不是看我戴个眼镜象个读书人，恐怕连饭也讨不着。让我恼火的是晚上睡觉这个大麻烦：到处黑灯瞎火而且安静得出奇。头一个晚上一户人家里想讨个柴房睡没成，反而让那家主人放出恶狗来撵我，只得下一家下一家地挨家挨户地求住。好不容易一家看上去象是富农的人家同意我他家院子里将就一晚。晚上我拼命地想着其他好笑的事情，但以前看过的各种恐怖片中的镜头却不断地涌现脑海中，害得我整晚都恐惧中哆哆嗦嗦地度过。第二天一大早，向那位富农讨了碗水喝后便匆匆上路了。天『色』又逐渐暗了下来，本想找家寺庙过夜顺便讨点吃的，但四川这个天府之国，风调雨顺，水网密布，人民生活虽说不上滋润，但也衣食无愁，所以很少有人信那些玩意儿。后成都近郊的燃灯寺过了一夜。
还有书友说，书中的中国同时开工建造两艘超级战列舰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并举例说明了各国建造战列舰上所投入的巨资。我这里想说的是，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要想独自完成同时开工建造2艘超级战列舰确实是不太现实的想法。但不要忘了，其中有一艘是出售给德国的，德国已经为此支付了相应的费用。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硬伤，那就是七万吨级的超级战舰不太可能采用船台下水的方式，而应该采用船坞注水的方式。这一点是我疏忽了。
赵天赐呵呵一笑说：“谁说要一个一个地去说？只要做通了主要军官的工作，再由他们向下一级军官做工作，整个部队就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了。当然，现情况复杂，人心思动，不可能知道其他人心里的想法。象这样的事情一个人是做不了的，这就需要一个组织来完成这件事，所以组建一个政党并发展部队里先进的官兵入党，这样才能使整个部队都能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就能够统一行动。”我一听就想：这家伙不错，居然把苏联红军和『毛』『主席』他老人家部队里实行政委制度的那一套都给想出来了。看来还真的是个人才啊，我得好好利用，这人可是能给我解决大问题的人，是未来『政府』的总理型人物。我边想边笑咪咪地看着他，赵天赐则被我看得有些『毛』骨悚然。几个军人思考了一会儿后也哄然叫好。陈子明不甘落后也站出来说：“赵先生说得不错，所以要让每个士兵都要进行文化学习，这样做起工作来才能事半功倍。”我点头答道：“说得不错，一支没有知识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这句话一说出来又“技惊四座”让座的人都深以为然。一看他们的眼神我又为之汗颜。
张抬头望着我疑『惑』地问：“你的意思是说马克思理论是一个根本错误？”我笑了笑回答他：“我没这样说，我只是这样理解的：西方国家也许能够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因为那里有他们的文明和文化传统，还有他们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有长存了几百年的民主平等思想，有许多受过教育的产业工人。而我们中国到现还只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绝大部分人还只是文盲，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文明和传统，这些都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政治体制要走。你认为赁现的中国直接走入社会主义可行吗？你认为马克思真的非常了解中国和其它不发达地区的国家，而将社会主义这一理想的政治制度作为人类唯一的先进制度标准是可行的吗？不要忘了，马克思始终是一个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
她看到我脸『色』好起来还带着一丝笑意，就问我：“想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我又“啊”了一下，回过神儿来，看着她有些嗔怪的眼神，心神一『荡』。当然我不能给她说实话，急切间又想不起好一点儿的借口，只好坏坏地笑道：“暂时保密。”雪瑞尔从小受到的就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传统教育，几时看到这种有些“坏”的笑容和语气，不由得羞红了脸。这下又把我看得如痴如醉，半天才恢复过来，心中是下定决心要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一切条件，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把她搞到手。
那一天刚从达亨公司出来，我们便碰上了卖给我们军火的德国商人戈登堡·约翰逊先生。他似乎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再加上我们没带翻译，所以只是和我们点了个头笑了一下就坐车走了。我心中一动，突然觉得好象冥冥中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而我却无法捕捉到这种感觉，本能地我喊住了刘厢。我低头想了好一阵子，没有任何结论，刘厢也很奇怪地看着我。我把我的感觉向刘厢说了，他却说我整天疑神疑鬼的，但我提出向达亨公司问一问约翰逊先生的情况时，他本着万事小心的原则同意了。
还是开始姓陈的经理接待了我们，知道我们的原委后，他告诉我们：“约翰逊先生国内有事，这几天天天都过来问我们到欧洲的船什么时候开。”并对我们此举非常不解，得知我们的货都是从德国人那儿来的时候也就释怀了。但我仍觉得有事，我不断地冥思苦想，刘厢看到我这样子反而认为我装怪。
离开达亨公司后，我们来到闸北区租的仓库，看看军火及其他货物时我突然觉得灵光一现：现不是一战时期吗？欧洲恐怕正打仗吧，怪不得那德国佬会急忙赶回去呢。对了，恐怕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对同盟国进行了封锁，
所以德国人的船进不了欧洲，约翰逊才不得不坐中国的船走。哈，我明白了，为什么我觉得有什么事发生了，中国的德国商人肯定都急于将手中的货全部出手，如果我们全部吃下来的话，那么几年之内都只有我们手中才有德国货，这可是一个发财的大好机会呀。
我立刻开始做刘厢的工作：“刘大哥，我想起来了，为啥子我觉得有啥子事发生。”刘厢纳闷地问我：“啥子事哦？”我不无得意地说：“我欧洲的时候就觉得欧洲国家彼此不和，看样子要打仗，现我终于知道了，他们打起来了，英、法等国正封锁德国，德国人根本不能进行海外贸易，而中国的德国人肯定急于将手头的货出手。如果我们趁现德国人还没离开中国的时候，把他们所有的货全部吃下来，几年以内整个中国都只有我们才有德国货，你说我们是不是发财了？”
刘厢一听，立即来了兴趣，他不停地问了一些细节，我也想当然地答复，后他提出一个问题却让我立即傻了眼：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要吃掉中国所有德国商人的货得花多少钱呐，就我们俩个赚那几万块大洋，还不够填十分之一吧，不，恐怕百分之一都不够。看着我呆若木瓜地愣那里，刘厢也明白过来了，不由得失望地叹了口气。
我默然了几分钟，然后问刘厢：“看样子我们俩个人想一口气吃个大胖子是不可能了，能不能把这件事给督军说一说，让他想想办法，我们从中捞点好处就行了？”他想了想说道：“也只有这个样子了，有总比没有好。”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刘厢给熊克伍发了电报。显然，熊克伍能够独霸一省成为四川督军也其过人之处，一接到电报便立即回复：让刘厢快押货回川，而我则上海立即笼络所有德国商人，以便能够将所有的德国货都定下来，待刘厢回川后再马上带钱过来。
为了发财大计，一接到熊克伍的电报，刘厢就马上装船出发了，而我则留上海开始四处活动，将一切能利用的关系都利用了起来，不到半个月，我将上海所有的德国商人都拜访了一遍，并签订了价值230万银元的收购合同。而且通过这些德国商人的关系还联系到了香港、广州、青岛等地的德国商人，并将他们的货都订了下来，结果刘厢走后的二十多天时间里便签订了总价值达466万元的合同。我把这一数值报给了熊克伍，熊克伍二话没说便叫刘厢带了500万元一个连的武装力量的保护下于半个月后来到上海。
跟随刘厢来的还有一个叫刘文辉的人，大约三十岁出头，一脸的精干。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不禁想：该不会是刘文采的兄弟吧？结果还真让我猜对了，一想到刘文采这个大土豪，我就想起了小学课本中学到的那一课，这让我不由得对他感到反感。刘文辉是刘厢的远房堂兄，也就是熊克伍的族侄，是熊克伍手下的一个师长，同时还是熊克伍的军师。他将我手中的合同看了一下，然后又将所有货物清单核对了一下，后几个师爷的帮助下花了三天的时间将这批货估算了一下，发现竟然高达700余万元。
这一下，本想给我来个下马威的刘文辉不由得对我刮目相看：“唉呀，小屠真是不简单呐，留洋回来的高人硬是不一样，我们只按原价卖就能赚一大笔钱哪。”我打着哈哈跟他客气了一番，心想：也不想看看我是谁？这种落井下石的手段现代商业中可是娄见不鲜的，而且重要的是，我已和这些德国商人打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基础，未来德国战败后，这些人可以为我带来什么我虽然不能预见，但我肯定能够有把握充分予以利用的。
但有个前提就是我必须要先弄到钱，想到这里我便开始打起刘文辉的主意，虽然我很反感他，但钱的份上，我不跟他计较。我找了个机会给刘厢商量了一下，初他不愿意多一个人分钱，但我的劝说下，他也很快想通了：要知道，没有他参与，我们会被盯得很死，不会有什么机会捞钱的。接下来我就找到刘文辉，对他开门见山，晓之以理，喻之以利，很快我们便谈拢了，以致于刘文辉非要上海大酒店宴请我与刘厢。刘文辉发给熊克伍的电报中也是对我大加褒奖，说了什么天降奇才、四川之幸、督军之福之类的一大堆肉麻的话，让我都觉得脸红；不过让我满意的是提出让我长驻上海以便处理这批德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