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里传说有组长甚至告到了贺厅长那儿，才能让组员集中心思，他得费多大的力。变成了，应该是周副处长那组啊，蠢蠢欲动地要求，说手下组员人心不稳！走自己的路，让八的人无路。她的生活原则一直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八。后来，这个原则被她不断地深化、提高，贺厅长：”
这，不过她不在乎。
于是，他也心不在焉地编些借口给她，让她有一点安全感，就象搭了一个台阶，知道自己还可以一步步走下来，没到非得豁出性命跳跳墙的程度。得了，而她，哪怕只是画饼充饥，也足够她负隅顽抗、苟延残喘。
窗外天黑如墨，凛冽的西北风如一条条巨鞭，肆意地抽打着沉睡的世界。半空中树梢间，有尖细的“呜呜”声，袅绕回荡，象午夜梦回时，齿间溢出的抽泣。
薄荷使出浑身解数，才挤过拥挤的人群，到达宴会厅门口。
请柬非常漂亮，封面是一张婚纱照：盛洁思一袭白纱，脸上抹着厚厚的粉，眼睛比真人大了一倍不止，睫毛长得象两把扫帚。“小帅帅”也浓眉大眼，满头乌－－的确是金童玉女，一对璧人，只是丝毫也看不出肉身是他们这对菩萨。
薄荷答应和他一起回家乡，让姜黄欣喜欲狂。一是他再一次确认了在薄荷的心目中，他比她那个青梅竹马的叫霍海的医生重要。二是她肯面对和亲近他的亲人，说明她已经真心接纳了他。
见薄荷扭头望着窗外，一副很不以为然的样子，周副处长狠狠心，接着说：“我是真心希望你好才说的。你以为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那么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地服侍比我小一大截的人上车下车？！说实话，比这更屈辱的，我都受过。我当了二十多年的副处长，李副厅长原来还是我手下的兵，可世事难测啊，某天一转眼，他就成了我的顶头上级，他上台讲话，我给他写稿，他嫌我写的不好，指着我的鼻子骂。我除了老老实实让他骂以外，还能怎的？那次，我一个人躲着，哭得那个凄惨啊！”
“信不信随你！”姜黄冷酷地回答，看都不看她一眼，转身去卧室抱出了一套枕头被子。
然后，他装作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接了杯水，踱到男同事中坐了下来。
薄荷茫然若失的回到霍海身边坐下，一勺一勺机械的往嘴里塞饭菜。
接下来的提问环节，大家有意帮他，故意提些极简单的、诸如“法定晚育年龄是多少岁？”之类连新进人员都不用思考、张嘴就答的问题。偏生出离了状况的周副处长，像一个搭反了公共汽车的人，越走越偏离，越走越迷茫。
“不会过两岁。”姜黄肯定地说。
“说遇到风暴了。”小陶说完，“哇”的一声，吐了自己一身。
接下来一个月的培训，天天都有他的课。薄荷才知道他不是省里的，而是大名鼎鼎的国家项目处处长。之所以鼎鼎有名，一是因为他是从国外海归回来的博士，二是国际司百分之九十的外国援助项目，都是他争取来的。有项目就意味着有钱，所以，各省都众星捧月般捧着他。
刚吐完走到厕所门口的秘书返身又扑了回去，留下一句绝望的嚎啕，在客厅里袅袅飘散：“求求你，别‘呃’了”
“你是薄荷。”稍矮一些的年轻人友好的自我介绍说：“我是财政处的刘猛。这次和你一起出差。”他又指指身边的高个年轻人，说：“他是组织处的姜黄。”
“原来？第二个后妈改的名是‘盛艳’，被同学笑成‘肾炎’。第三个后妈才改的。”
“你是医学硕士，怎么会找不到工作。”薄荷笑着说。
历史老师立刻涕泪滂沱起来。一边哭，他一边揪住霍海和薄荷，一边一个，站到讲台边。
说他们是恋人，他们只在童年打架时才肌肤相亲过。说是普通朋友呢还真没人敢说他们是普通朋友。一进大学，霍海就扬言谁这么说，他灭了谁！因此，这个问题上，男生集体失声，就算有人冒死开口，也绝对是指鹿为马。
“啊，我们记错了，”姜黄飞快地接上说：“是刚摆过满岁酒。”
“啊，那是刘家？刚满岁的。不过还没摆酒啊。”大叔憨憨地笑着说。
“满月的这个是第三个孩子不？”姜黄笑着问。
“是第一个孩子呢。他才刚刚二十出头。怎么可能生三个啊。”大叔和周围的人都善良地笑起来。
“那不是的。我同学姓黄。这是他第三个孩子，前面有个9岁的女孩和一个5岁的男孩。”薄荷坐在凳子上，仰着头，一脸的真诚和无辜。姜黄微笑着转头看她：灿烂的阳光下，这张青春美丽的脸，又摆出如此诚恳天真的表情，有几人能抵挡？
果然，好心的大叔大婶们又低头绞尽脑汁地使劲想，一边想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地嘀咕：黄？三个孩子？然后，他们低声交换讨论各自想起的情况。
薄荷和姜黄相视一笑，好整以暇地端起杯子悠闲地喝茶，看门前清油油的菜园。他们脚边，几只肥大的鸡鸭，摇摇摆摆、晃来晃去地觅食打架。
“没有你说的这个人。”一个头花白的大爷说：“只有我隔壁李家生了三个孩子。”
“就是就是。是姓李。他爱人姓黄。”姜黄大喜过望地说。
“他爱人也不姓黄，”大爷说：“姓钟。”
“就是啊。你记错了。”薄荷嗔笑着对姜黄说：“钟妹子钟妹子，我们一直这么唤她的啊。”
周围人笑了。
然后薄荷问他家怎么走，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她那家一大早就逃难一样，匆匆忙忙地出门了。连最小的都带走了。现在家里除了一把大锁看守外，一个人影也没有。
薄荷若无其事地端起茶，一边慢悠悠的和大家聊天，一边把那家祖宗三代问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姜黄在一旁早心照不宣地掏出纸笔，把来来往往的一问一答记得仔仔细细的。
剩下的就是最艰难的“证人签字”这关了。
厅里规定没有两个以上群众签字证明，所有的取证材料一律无效。
以往很多调查就是，明明事实确凿，就是因为证人不肯签字，只能眼睁睁看着辛辛苦苦的调查结果付诸东流。但是，每年无数次检查，乡里查完县里查，县里查完市里查，市里查完省里来查，一样的规矩一样的套路，村里叮嘱完乡里叮嘱，乡里叮嘱完县里叮嘱，最后市里也反复叮嘱，再单纯再质朴的人，警惕性也会越来越高，知道有些字是打死也不能签的，签了后果十分严重，市县乡村级级都会出手扒你的皮。
因此，村民们口里会实事求是地说，签字是万万不干的。
姜黄飞快地写好调查笔录，递给薄荷，薄荷逐字逐句念给大叔大爷们听后，甜甜的央求说：“是事实？帮我们签个字，好吗？说实话，我们是省里的，在村里搞调查。”
话音一落，刚才还鸡啄米一样，一个劲点头的大叔大爷们全用警觉的眼神盯着薄荷。
薄荷佯作不知，把材料伸到他们面前。
“绝对不能签！”很多人劝打煤的大叔。因为他看着薄荷手中的材料，目光犹豫。
他们低声举出各种例子阻止他，什么谁谁什么时候签了个字，结果如何如何惨淡。
大叔反复地看看薄荷和姜黄，又看看递到他面前的材料，迟疑着。薄荷和姜黄心里也非常紧张焦急，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薄荷甚至至始至终都笑靥如花。
大叔咬了咬牙，终于下定决心地跺跺脚说：“我签！我是□员，要对d说实话。”又转过头劝满头华的大爷说：“你也签字。是事实啊。你也是d员吗。”
他们签了字。
周副处长一直垂头丧气地坐在村部，下去的小组6续回来，一个个空着双手，目光空洞，神情萧索，一看就是一无所获。
乡、村干部们察言观色，一个个忍耐不住，渐渐的面露喜色起来。所以，当最后一个组－－姜黄和薄荷回来时，所有人都无比期待地紧盯着他俩，数双清澈的、浑浊的、乌黑的、棕黄的眼睛象直排刷子一样，在他们脸上刷过来扫过去。
当他们掏出调查材料时，周副处长简直是“漫卷材料喜欲狂”了，他兴奋地“啪啪”拍打姜黄的肩膀，薄荷怀疑要不是姜黄后来反应敏捷地闪躲开来，一定会被他拍成残废。
乡长书记听说查出了一个生时，脸色“刷”地变得惨白，一瞬间血色尽失，象两个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老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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