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课堂
参观世博会的三个星期，那里充满了各类奇思妙，
我最喜欢，每天晚上，一跃成为一个懂得欣赏现实世界的真实事物的有心人。拓宽了我的视野，大大增长了我的知识面，城市和喷泉灯火的照耀。我们乘舟荡漾其中，摆满“欢乐神”和“象神”；那边就是开罗的城市模型，有金字塔、清真寺，还有长长的骆驼队穿行其中；再过去一点是威尼斯的水道，使我从一，就像《天方夜谭》一样，这边再现了书中描。在离城市模型不远的地方，我们登上了一艘北欧海盗船。我也曾登上过，以前在波士顿，但相比之下，我对海盗船更感兴趣，他一边大喊着“大海就是我的家。因为海盗船上的水手能独挡一面，一边乘风破浪，毫不畏惧，永往直前，用智慧和体力与大海做着生死搏斗。他依靠自己的力量驾奴船只，而不像现在的水手那样沦为机器的附庸。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人只对人感兴趣。”
我之所以要详加讲述《霜王》事情，是因为它对我的生活和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不引起误解，我尽量客观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陈述清楚，既不想为自己辩护，也不想指责任何人。
“我的小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个想法使我坚定了信念，克服了学习上的一切障碍。“我不再是哑巴了。”这是我挂在心头反复念叨的一句话。一想到能和母亲交谈，摸着她的嘴唇了解她每一句话的意思，我便充满喜悦不再沮丧。我惊奇地发现，说话要比用手指拼写容易得多，于是我不再用手语同他人交流，但莎莉文老师和少数几个朋友与我说话时仍用这种方式，因为这样更方便我理解。
人们在积雪上铲出一条条小路。我披上斗篷带上头巾走到屋外。空气寒透骨髓，脸被冻得像被火烧一样疼。我们一会儿走在铲出的小路上，一会儿走在深深的积雪中，最后来到了大牧场边的松树林。松树披着雪衣静静地矗立在雪中，就像是大理石雕刻出来的，松香也闻不到了，但只要轻轻一碰，积雪便会纷纷飘落。阳光洒落在林间，树枝上的积雪就像钻石一样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几乎要穿透蒙在我眼睛上的那层黑暗。
在波士顿我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有威廉?恩迪考特先生和他的女儿。他们对我很友善，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有一天，我们去美丽的贝弗利农场拜访他们，当我们穿过玫瑰花园时，他们的两条狗——大狗利奥和卷毛长耳朵的小狗弗里茨，欢快地跑来迎接我。农场里有很多马，我还记得跑得最快的马儿尼姆罗德，它喜欢伸着鼻子吃我手里的黄油与糖块。还记得农场附近有片海，那是我第一次在海滩上玩耍。那里的沙子坚硬、润滑，和布鲁斯特掺杂着海澡与贝壳、松软尖利的沙子截然不同。恩迪考特先生告诉我，这里会有从波士顿起航到欧洲的大船经过。后来我又见了他许多次，他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也正是因为他，我才把波士顿称为“慈爱之城”。
一两天后，我串着不同大小的珠子玩儿，摸索着按两个大的、三个小的次序将它们串起来。可我总是出错，莎莉文老师在旁边耐心地一一纠正。后来，我发现有一段明显错了，于是停下来，静静地坐在那儿集中精力思考怎样才能把这些珠子按次序串好。莎莉文老师摸摸我的额头，然后在我手上很用力地拼写了“想”这个单词。
耽搁一段时间后，家人决定请剑桥女子中学的默顿?凯斯先生指导我的学习。那年冬天及其后几个月，莎莉文老师和我便住在我们的朋友钱伯森家里，除了学习外，其余时间便和他们一家一起度过。他们的家在伦萨姆，距离波士顿25英里远。
1898年2月至7月，凯斯先生每周两次到伦萨姆，教我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由莎莉文老师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返回了波士顿。凯斯先生每周给我上五节课，每次大约一小时。每次上课，他先给我讲解上一节课不明白的地方，然后布置新作业。同时，他把我在打字机上完成的希腊语作文带回去修改，等到下次上课时再给我反馈意见与建议。
我正是以这种方式为考大学做着准备，从未间断过。我发现这样上课比在课堂上好多人一起听课要容易、有趣得多，而且老师有足够的时间给我解难释疑，这样在听课时就不会稀里糊涂、手忙脚乱，所以我比在学校时学得更快更好了。不过，和我学习的其他科目相比，数学仍是令我最头疼的。要是数学和几何只有外语和文学的一半难度就好了。即使是数学这样的课程，凯斯先生也讲得妙趣横生，深入浅出，使我能够清楚明白每一个知识点。他使我的思维更加活跃，渐渐学会推理，能够冷静而有逻辑地得出结论，而不是胡乱猜想。我常常想，我的愚笨就连约伯都会失去耐心，但不管我有多不开窍，凯斯先生却一直亲切温和，不厌其烦地给我一遍遍讲解。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最后的入学考试。第一天考的是初级希腊语和高级拉丁语，第二天是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学院不同意莎莉文老师为我读试卷，但请了帕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尤金?维宁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式布莱叶盲文。我不认识维宁先生，除了用盲文外，我们无法交流，监考者也是一个陌生人，他也不打算用任何方式与我交流。
盲文表达语言是绰绰有余，但对付几何与代数就难了。我在这两门科目上浪费了许多时间，尤其是代数上，这让我十分沮丧。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通用的三种盲文都十分熟悉——英式、美式以及纽约浮点式，几何和代数的符号写法却不相同，而我以前学代数时只用英式盲文。
在考试前两天，维宁先生给我寄来了一份盲文版哈佛大学以前的考试卷。令我灰心的是，试卷是美式盲文。我立刻坐下来给维宁先生写，请他给我解释那些符号所表示的意思。随后，我收到了他的另一份试卷和一张数学符号表，于是，我开始学习这些符号。直到考代数的前一夜，我做那些复杂的题目，还分不清小括号、大括号、方括号和方根符号。凯斯先生和我都很沮丧，对第二天的考试不太报希望。但好在考试那天我们早到了一会儿，又请维宁先生更加详细地解释了那些符号的用法。
在几何考试中，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我习惯了按照行列印刷的方式阅读题目，或是让人把题目写在我手上；可不知为什么，那些题目一转换成盲文摆在我面前，我就感觉特别乱，根本无法把读到的东西清晰而有条理地记在脑子里。考代数时，困难仍然很大。我以为刚刚学过的符号我都记住了、理解了，但真正做起题来我又迷糊了。另外，我也看不到我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答案。我以前都用盲文演算或直接心算，凯斯先生一直注重培养我的心算能力，却没有训练我如何答试卷，而且我还得一遍遍阅读试题才能弄明白应该怎么做，因此，我答题非常慢。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敢说当时自己把所有的符号都理解正确了，要让自己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实在是不容易。
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行政委员会没有意识到他们无意间为我的考试增添了多少障碍，他们也不能体会到我要克服的困难有多么艰巨，但我不会指责任何人，当我得知自己将这些困难一一克服时，我还是很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