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还要再提一下我的另外两位朋友。她睿智的忠告令我和莎莉文，在同她交往的这些年里，但在此我一定要感谢他，以别人的快乐为自己最大的荣耀。我经常到她林德斯特的，一位是匹兹堡的威廉?肖夫人。如果没有他的慷慨与慈爱，我可能进不了大学的校门，并以此赢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他对每一个都仁慈、友善，并默默地做着善事。由于他的地位，我承诺不提及他的名字，她总是设身处地为别人，我同样要感谢另一位朋友，他以强有力的领导才能著。
我也认识杰弗逊先生，并以结交他这样的朋友为荣。我经过他演出，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去拜访他。第一次看他的表演是我在纽约上学的时候，我读过这个故事。当时他正在演出，但看了演出，才真正体会到瑞普那慢条斯理、古怪而友善的行为方式的魅力。杰弗逊先生的表演优美动人、浑然天成，让我非常兴奋。演出过后，莎莉文老师带我去后台拜访杰弗逊先生，我触摸了瑞普古怪的装束和飘逸的须发。杰弗逊先生亲切地让我触摸他化过妆的脸，这样我就能想象二十年后老瑞普的样子，他还向我表演了老瑞普步履蹒跚的走姿。至今，我的手指上还“保留”着一幅老瑞普的画像。
前面我已经写过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初次会面的情景。从那以后，我又同他一起在华盛顿和布雷顿岛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有时是在贝尔博士的实验室，有时是在伟大的布烈斯河岸的田野上，我津津有味地听他讲自己的实验，我们还一起放风筝，他告诉我他希望借此发现控制未来飞船的方法。贝尔博士精通多种科学，并且能深入浅出，把深奥的理论讲得妙趣横生，让你感觉到短时间内自己就会成为一名发明家。他还十分幽默，富有诗意，对儿童充满爱心。当他把一个聋哑儿童抱在怀里时，那份真挚的爱怜之情是无法掩盖的。他为聋哑人所做的贡献将流传千古，为世人颂扬。我们爱他，并不只是因为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还因为他对人们的感召力，唤醒了人们努力奋斗。
伦萨姆的许多树木都是我的好朋友。其中一棵大橡树最让我引以为豪，我带许多朋友去拜访过这位树王。它矗立在悬崖峭壁边，俯视着菲利普王池塘。据说，它已经在那里默默站立了八百到一千年了。传说，那位英勇的印第安酋长——菲利普王，就是在这棵树下与世长辞的。
女性的灵魂，
盲文表达语言是绰绰有余，但对付几何与代数就难了。我在这两门科目上浪费了许多时间，尤其是代数上，这让我十分沮丧。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通用的三种盲文都十分熟悉——英式、美式以及纽约浮点式，几何和代数的符号写法却不相同，而我以前学代数时只用英式盲文。
在我即将离开纽约时，愉快的生活忽然被一片悲伤的乌云所笼罩。1896年2月，波士顿的约翰?斯鲍尔丁先生不幸去世了，我陷入巨大的悲恸中，这悲恸仅次于父亲的去世。只有那些了解他并敬重他的人才知道我多么珍视这份友谊。他是一位谦谦君子，总会给周围人带来快乐，对我和莎莉文老师更是疼爱有加。每当想到他对我的慈爱，想到他对我学业的帮助，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拦路，我都会鼓起勇气，重拾信心。他的辞世给我的生命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巨大空白。
布鲁克斯主教逝世后，我把《圣经》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同时还读了其他一些宗教哲学著作，其中有斯韦登伯格的《天堂与地狱》和德鲁蒙德的《人类的进步》，但我依然觉得，最能慰藉我灵魂的还是布鲁克斯主教的“爱的信条”。在我印象中，与认识许久的亨利?德蒙德先生握手总是能感到很温暖，它就像一句热情的祝福语，总令我感激不已。他是我接触到的最富有同情心的朋友，而且知识渊博，和霭可亲，只要有他在场，你就永远不会感到枯燥乏味。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同奥利佛?温德尔?霍尔姆斯博士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邀请莎莉文老师和我去家中做客。当时正值初春时节，我刚学会开口说话没多久。一进门，我们就被他带到了书房，他坐在壁炉旁一张大扶手椅上，炉火熊熊燃烧，他说他正沉湎于对往日的回忆中。
“还在倾听查尔斯河的细语？”我试探地问道。
“是的，”他说，“查尔斯河让我想起许多美好的事情。”书房里有一股油墨和皮革的味道，我知道这里一定有很多图书，于是我便不由自主地伸手摸索起来。我的手指无意中落到一本装订精美的丁尼生诗集上，莎莉文老师告诉我书名后，我就开始背诵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