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贤之局变为世及，良由名分，推其原故，为臣者亦各私其，兆庶为奴隶。因有攘夺，后世沿袭，君若臣皆，而熙熙攘，忘乎天之立君者何为，民之仰望于君者何事也。或藉公而济私，或挟私而废公。为主者既各私其公，乃以举国为私产。堂廉太远，习惯自然。然蕴利生孽，不利于民者，
夫道。终亦不利，弥纶宇宙，涵盖古今。生天生地，成人成物。虽《中庸》《周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亦非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齐观也。《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考工”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徒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
应该说，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对工业发展的生产和疏通的全过程都有了较全面的考虑和相应的论述。尽管从现在看来，他的论述不免有粗浅和错陋之处，但在当时，对于一个素缺工商传统和基础的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启动”，是具有推动意义的。
然而，对于重视商务，发展工商业这一问题，在文字上进行全面系统论述，而且再三修订，不断增补，形成较完整思想的，要算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它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倡导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商求富，以富求强思想的著作。
积极主张抗击法国侵略，冒险到西贡、金边、南洋等地探察敌情，并组织运送军队、军械赴台湾。
盖泰西各国不讳言利，所以竞竞相持者，恐利源之耗于外国而欲自保其利源也。入口免税之物皆本国所急需，故以此招徕，非有所加惠于他国也。
若酒若烟，非民生之所示以养者，则重其税，使食之者寡，则亦自保其利源也。今外国所来杂物，为行船行旅所需者，如美之麦面，岁至中国数十万包，概不征税。烟酒两项，在外国且加以极重之税，而今亦免之，则藉口于食用所必需者也。而美廷则于中国之白米、药材、衣服……凡入美国口者，其征税过于成本。
类此者甚多。不平之事令人气塞！已于《交涉》《税则》篇中论之详矣。
尝闻西人云：通商交涉之事胶扰虽多，一言以蔽之，曰：“抵制而已’。
通商之约，必曰两国均益。今益于人而损于我，则我亦以损人益我者报之。
其人如愿，则我以抵制者，增我国所收于人之税；其人如不愿，则我亦以抵制者，裁彼国所收于我之税。必使持平，方不至朘我而肥彼也。各国交涉无时不有者，我国宜加意也。
近阅崔星使所译去年西报，纪日本下议院呈递日廷奏章所陈条约四端，确中亚洲之弊，今录之，以备参考。
其略云：为请旨议改条约四端，以图振兴、收利权事。窃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十九年大权旁落，外侮沓来，遂致有城下之盟，立此不公条约。
藩王逞雄海内，强邻逼迫境中。明治初年，是以有兵戎之举。所可惜者，前与外国所立不公之约未能改换耳。
查我国有自主之权，凡外人，庇宇下，自应归我管辖。税务亦应在我权衡，今为条约所限，不可措手，殊失国威。臣等每一思维，欷歔欲绝。外人在我国旅居，不隶我国治下，只受彼国公使领事所辖，一如在日本；然我日人往彼国，何以须遵彼之管束？至税务又格于条约，不得我行我法。我国货物至彼入口则任彼重税。是我有权，彼则夺之；是彼重征，我则依之。此我商务技艺之难以振兴，国库之所以日削者，职是故也。虽皇上深宫劼毖，励精图治，亦未由振发矣。推其初与外国订约，不深虑于日后，而苟安于目前。
想当日秉钧大员未深谙外国情形，率尔立约，致有此掣肘之患。臣等请嗣后遇换约之期，宜为弥缝补苴之计。所有牵掣我国之款，亟图更改。谨将议就四端，为我皇上陈之。
一、请外人在日本居住者，必须由日国管辖。二、税务如何征收，皆系我朝自立主意，外国不得预闻，条约不能限制。三、有约之国通商口岸，我国均沾其利，不得畸轻畸重。四、我国政治，外人不得干预。以上四款，伏求皇上睿智如神，俯加俞允，他年条约更换之期，望将四款增入云。
闻日本均与各国商允矣。按中国受病之重，岂止四款？亦望我国变法自强，亟宜尽力修改，以保利源。国体幸甚！生民幸甚！
崔星使日记云：中美两国税，则美收中国入口米税每包二角二分，每年五十万包，计税银已百余万两，而美之面粉入中国口者，竟不纳税。我之油，彼按成本抽税百之廿五，而煤油入中国，按成本仅纳百之五。丝绸，美收百之五十，美之绸布入中国仍纳百之五。两相比较，已少收十之九。烟酒，美收税极重，而中国不收税。外国药材，如屈臣氏、德记各号，分布各省，每年所售出之药计已数百万两，一概无税，而中国药材仅供华人所用者，其数甚微，金山入口收税极重。
中国入口衣服烟酒蜜饯，始以为洋人自用，不纳税；今则各洋行出售，亦无税。中国之衣入金山口者，无不纳税，且华人附体之衣过五层者，仍纳税。何其锱铢必较，一至于斯！雅片一物，美国计两收税银一两，中国仿之，则每年收税有一万万两矣！
昔年风气未开，通商条约粗具，所定各货税，则我国大受其损，岂可因仍隐忍，虚与委蛇？是宜由各海关聘深明各国税章、灼知洋货价值之人，并由商务大臣通饬商务局董，各将税则详细考究，何者我亏？何者彼利？何者应加？何者应改？一一核定，草本呈上，总署集议酌定。俟届修约之期，照会各国，指明应改条约，彼此各派洞明商务之使臣，会议妥订，以期彼此有益，而交谊可以永久。
然必当讲求于平日，非可取用于临时。若平日绝不讲求，临时任通商大臣，派一二亲信私人订立，则遗漏挂误之处必多，一经修定，后悔何及！
将年复一年，坐受亏耗，利权不可为矣。
教养
太古之世，浑浑噩噩。民生其间，穴居野处，饮血茹毛，饥起倦息，安熙无为，不异禽兽。迨世代叠累，而人民滋息。境内之物不足供，则必迁地就食。弋猎为粮，先从其易者取之。至易者尽，则难取者亦必思设法以致之。
由是而智巧出矣。举凡手足之力所不及，必用法以助之。兽之猛者用金革以杀之，鸟之飞者用弓矢以射之，鱼之潜者用网罟以罗之。其金革、弓矢、网罟之器，愈制而愈精，愈用而愈密。则少者愚者必不如老者智者焉。于是，老者智者必授其精巧之法于少者愚者，以为觅食之具矣。此教养之道所由兆基于蓁莽之世也。
及其后生齿日繁，物类渐少，猎食不易，奔驰艰苦，时则有智者出焉，因天地生息之理而教民以稼穑畜牧之事。诸事兴则民日取给而有余。遂无弋猎奔逐之劳，少迁徙流离之苦。始得族聚而群居，日渐积而成国。由此人事日增，交际日广。有圣者起，为之开物成务，为之草创经营。衣食、官室、人伦、政治日臻美备。此又教养之道所由著于草昧初开之世也。然则，教养之端由来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