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论人身脏腑、筋络、骨节、腠理，穷究病症及，许医局剖析肢体，所望有转。由是以西国老人院、癫狂聋哑等院遇有死者，非开拆细验无以，如钟表轮机，重申禁令。立限一年。
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于男子下哉！及至坏之，以教后学，故西医皆，已裹者姑容其旧，而书“裹足”二字表其额，嗣后一律。悬其门楣。故违者罪其家长，富贵者停给诰封。诸员之言词举动，
如一乡一，皆列于报章，详其得失，而民隐无不通，民情无不达也。一案一讼，凡两造律师所办之事，以及判断时陪员之可否如何，皆登诸报纸，记其精详，而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也。若夫官家之颦笑，京国之传闻，各国之约章，列邦之强弱，战守之情形，时务之缓急，物料之价值，市道之衰旺，股份之低昂，店铺之开歇，田宅之鬻售，创举之节略，生意之授受，学校之抡选，人材之兴举，民情之向背，船艘之往来，铁路之接续，邮寄之便捷，百工之处所，行客之姓名，官员之迁调，货物之出入，关税之征收，都邑之公项，司事之诚伪，医道之善法，药物之灵异，矿务之奇赢，格致之日进，植物之丰歉，杂技之优劣，陪员之轮值，水旱之灾祥，生死之报章，婚姻之纪事，案牍之消长，军政之筹画，公务之兴作，工作之需人，外国之时事，异邦之习尚，海外之奇谈，天气之寒暑，风汛之休咎，善士之品题，奇人之传记，书说之新奇，凡有益于国计民生。日用行为、性命身心者，则无不录，录无不详。
即华洋交涉之事，亦日多一日。官商苟不明西文，安能周旋于其间哉？而为翻译者，尤须中西文理俱优，方能融会贯通。若蹈浮少年之习，略识西文西语，便诩诩然夸耀于世，以为中国文字学问，不足学，不必知，弃若弁髦，视同疣赘，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
至欧罗巴洲之普法英等国，以今日视之，可谓既富且强，为海上大邦。
其圆顶之制，雕镂惟精，施以金银各彩绘，皆著淡色，故楼内光怪陆离，耀人眼目。内置长桌十九张，小桌十六张，足敷三百余人之坐。自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始，许妇女入观，故又设两桌以备妇女之坐。此二桌之外亦许随便坐落。长桌之正中设立板，对坐之人两不相睹，俾专心阅读者不致为人挠其兴会也。楼内之式，本属圆形，譬之车轮，长桌之设如轮之辐。桌之制则首低而尾高。虽阅者满堂而初入门，骤视之则不见人之多也。屋之中置围柜，以书目三百卷陈其上，使人易于检视，乃此柜如轮之轴。各桌俱得相接，故如置诸左右焉。围桌内极中之处，为总管人之坐位。虽阅书三百余人，实不难举目而悉数也。
此力学者之所以多，而成名者亦弥众也。今人自居学者，而且不睹诸子之书，耳不闻列朝之史，以为西法创自西人，或诧为不可阶，或斥为卑无足道。噫，异矣！
又观印度、安南、缅甸、暹罗诸国，上失教养之方，下无奋兴之士，繁法严刑，横征暴敛，无异虐秦。贿赂公行，买官鬻爵，奸恶诈伪，上下相蒙。
尝闻西人云：通商交涉之事胶扰虽多，一言以蔽之，曰：“抵制而已’。
宋儒误引《春秋》之义，谓：“君虽至不仁，臣民必须受无贰。”呜呼！
公举之法，即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汉代行之，得人称盛。盖士崇秋实，不尚春华；人务经纶，不争词采。而化行俗美，端赖乎此。中国取士以科第，专尚时文，较所举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先器识而后文艺者相去远矣。近代设官之意，惟重杜弊。如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彼省之人来此省而为官，似欲阴胁其人，使不能赡宗植党以厚施，要结民心；又欲明制其人，使不能泄怨报恩，借公事愉快已意。控驭之法，似为得宜。不知朘剥百姓，贻误地方，呼吁无门，最为下策。
综上所述，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基本决策，以创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改革政治体制为辅助保证，而达到“攘外”救国的目的，这就是郑观应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
1880年，郑观应又完成《易言》一书，如果说《盛世危言》反映了作者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感性认识的话，那么在《易言》里，这些感性的认识得到了理性的上升。郑观应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初步系统化的论述，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由于这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作者自已把《易言》称为《救时揭要》的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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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州县乡镇等官，其小者也，其上则有大衙门二十七所，如有事控于地方官，悬案不断，或剖案不公，俱可复控诸所辖上司，遍历二十七所而后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