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物保险非独寻常之时，较寻常须加数倍，其价最昂，此等天良丧。在兵祸中保险，皆可以保，即遇战事、资劫。虽国家严禁，不啻三令五申，缘此等事非意料所可及也。惟保险之法一行，每有奸商，故将货物之价多报，以冀物失、船沉得以安稳获利。惟价分数等，其盗劫等事，然亦与寻常保，而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亦有将房。仍多尝试，故付祝融者，公司中遇此等之人，惟有付之一叹，别无善法防范。
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人工有巧拙精粗，物质有良窳美恶，自然之理，必至之情也。得彼之法而亦趋亦步，则拙者有时而巧，粗者有时而精，守我之旧而不见不闻，则良者可转而窳，美者可转而恶。此泰西各国所以有博览会之设也。
夫所谓“通”者，“往来”之谓也。若止有来而无往，则彼通而我塞矣。
亦可见中外古今不尽屏商为末务，孰谓阛阓中竟无人豪，顾可一例目为市侩哉？
盖既立商部，必定有商务通例颁行天下保护商人，使商务日新月盛，而后银行可开，钞票可设，上下通用，自然大获利益。且同一钞票中国用之而多弊，泰西用之而无弊者，无他，信不信之分耳。民情不信，虽君上之威无济于事，民情信之，虽商贾之票亦可通行。中国前行之钞，立法未尝不善，其后吏胥因缘为奸，卒不取信于民者，无商部以统率之也。故欲用钞票，须先设银行，欲设银行，须先立商部。泰西国帑皆存诸银行以为根抵，而出钞票以为凭帮，其利皆归诸国。
故存折虽失，亦自无妨，并可与银行商立补折。立法之善，蔑以加矣。其银行所出钞票，每张一元至五百元，到处通行。商银行所出者必须经官验看核，其存库钱若干，始准出票若干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看虚实，不论多少，惟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亦不抵押，惟外国公司货物股票均可抵押。西商操其取而华商失其利，华商助以赀，而西商受其益，强为区别，是诚何心？中国钱庄赀本二三万，放款数十万，稍有倒欠，呼应不灵。
又闻征纳税项之要有五：一、征纳税款须在国家总理，税务之人不能任人征约勒索；二、征纳须有定章，如轻重贵贱及收纳之法；三、办理宜公正，凡所收之税款，皆宜作为众人有益之用，不可有私饱侵蚀之弊；四、征收宜均平，不可稍令偏多偏少，使贫者输重税，富者输轻税；五、征收税款不可见利忘义，如国内一切奸恶有害世道人心之事，国家非独不禁且又从而利之，征其捐税，是即见利忘义也。要之势不可禁，乃从而征其税，犹可言也，如鸦片是也；可禁而不禁从而征其税，乃见利忘义，如闱姓博赌，西国榷酒酤是也。
圣贤论政，首重民数，曰：有人此有土。又曰：得众则得国。诚以民为邦本。
苟取旧章后更定之，酌一进出皆税之则，坚持定论，彼必无词。况我国免税备物大半为日本税则所不免，何西人于日本则甘于输？
故广东被劫之家多不禀迫劫盗之风益炽。闻广州府各县劫案岁有数百起，殊可慨也。查欧西平常之案，衙署上下巡捕均无费，惟大案有公堂费，归输者出，如输者无力，归胜者垫。无中国衙门费用之多，鲜有因讼倾家荡产、卖妻鬻子者。
冯氏曰：“今冗员不冗于小冗于大，不冗于闲冗于要，不冗于一、二冗于什百。”请得而备言之：一漕督以下各官。夫南漕仅三百余万石耳，曩年行漕运之时，所有漕米经过之地，有郡县，有营汎，有河员，皆可为助，何需乎多人？漕督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岂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职，不知何所为也。漕督所辖卫弁三百，标兵三千，暖衣饱食，安生无事，矧其大者复有旗丁一项，而自靡费国帑，需索漕船之外，无余事矣。漕标除盐城、海州东海二营应酌留镇标外，余皆可裁，岁省廉俸、兵饷、工食约银数十万两。
今果仿其法而行之，不惟无反无侧，正直荡平，并使各处狱囚练其筋力，调其气血，励其精神，不致常处覆盆，易生疾病，岂非一举而两得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