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衅端，轮船也，何以言乎。船面或造旋转铁炮台以便：曰轮船、曰火器、曰海道、曰水营、曰将才。随时可以？逐处可，铁甲厚至十余，而海上咸称无敌，其始皆木壳船身及寻常之朋暗轮耳。继则木壳护以铁板名曰铁甲船，继而船身全易铁壳，而水线上下所护铁板愈厚，船头另装绝大之钢刃以冲碰敌船，
顾其中纲领约有五端。泰西自设轮舟，民船之旧制尽改。然船身太重，吃水太深，造费尤倍常船，行驶既难加速，于是蚊子船，快碰船之制复出。行海备战，快碰船者，船身全用钢壳，不取其厚，并无铁甲。配炮大而不多，船头仍装钢刃。体质既轻，吃水自浅，转动自买。另出新意，造为极速极省煤之机器，每点钟能行二十金海里，胜可速追，败可急走。敌欲击以大炮，取准较难；欲冲以水雷，躲闪较易。且碰船之为用，两舟翔迎距，相机一搏，如鸷鸟之下击，捷不及瞬，势险节短，惟快乃神。否则反受碰于人，而利害天渊矣。蚊子船者，助守炮台及海口之船，状其渺小而名也。
英国以水师称雄海上，故船坞最多，美、法、德亦不少，意大利招英商承办官船坞若干年后，买归意国。各国近复讲求快船，岁有所增，且将战船停置一处，只留数人看守，或预存造备战船材料，一遇战事，配合应用，欲省平日养兵诸费，法甚善也。又与邮船公司议定，嗣后公司所造轮船，须半仿兵船式，俾有事时借为攻战之用，平日仍航海装载货客。闻有快船廿五艘，每点钟可行海里廿二诺。
以上二者，彼之所以获此成效，本非易易，中国虽不必尽改旧章，专行西法，但能明其意而变通之，酌其宜而整顿之，未始非事半功倍之术也。
查战利法院，又名司海法院，日本已经仿设，颁有一定章程，名为捉拿敌人船货衙门。我中国尤宜聘精于泰西律例、万国公法者，及早商办，如不能自强、不设海军、不制铁甲，虽有名目，似难施行，徒有瞠目视之而已。
非如中土将帅，不习武艺，不读兵书，有勇无谋，一时侥倖成名者可比。
《水险章程》：
所建地基共七十余亩，各院房屋占地合五百万平方尺，其中花果，草木、园囿、池塘无所不备。所收之费计股资五百万元，希加哥续凑五百万元，预计游资约一千七百万元，售照会等项一百万元，会毕折卸物料值银三百万，共应收美银二千一百万元。所出之费计地基等项一千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九十元，建造等费三百三十万八千五百六十三元，开院费一百五十五万元，共银一千七百六十二万五千四百五十三元。据此计算，本可赢银三百万元有奇。
通商惠工之学具有渊源。太史公传货殖于国史，洵有见也。
故来自外洋无关养命之烟酒、密饯、饼饵等物，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而华商营运赖以养命之米麦杂粮等项，经过邻壤外县皆须捐厘，遑问日用之百物。
盖中国公司集股时，官则代为招徕，股敬时，官则置之不理，是以视为畏途，无敢再与股份者。查泰西国定例，倘国家欲举一大事而力有未逮，则听民间纠集股份，国家让以利益，且为保利若干，亏则官为赔补，多则官取赢余，故虽数百万金咄嗟可办。中国能设商部，当仿此法奏明，国家保定官利每年由官给发，别人人倚信而集股自易矣。
且华人之富者喜置房产而不喜经营，存储之银决不肯轻易出借，亦不肯轻易借人之银，其贫者虽欲借银而无货物产业作抵，银引虽设必不如西国获利之丰。是说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
是处家产租之税定为每年二百圆美银征纳百分之二；若每年得租利有四百圆美银则征纳百分之三，若每年得租利六百圆则征纳百分之四，若每年得利八百圆则征纳百分之四分半，得利一千二百圆则征纳百分之五，如是加增至一万二千圆则征纳百分之十，自此以上，其征纳之比例加增渐迟。至如辛俸之税得产利之半耳。
乃问今之府县其所辖之境户口多少，类皆瞠目而不知，非不悬保甲之牌，非不造鱼鳞之册，乃户非其户，丁非其丁，生者不增，死者不减，流亡者不知其去，逃匿者不知其来，上下胥视为具文牌，册有名而无实。查东西各国，均以户口为重，有生死婚姻注册官，无丁税徭役，有片进款多者，亦有抽丁练兵者，由地方有司或饬警察署总巡，逐户稽查，编立号数。日本章程首将烟户编号，次及资产有无、衣食丰歉。
同为一色之货，竟估二种之介，于是华商怏怏而控之关道，关道皇皇而问之税司，税司茫茫而委之扞手，率从初议使纳重税，关道瞠视之无如何也。于是，转贿嘱洋商为护符，而华商之货皆洋商之货矣。华商贿托洋商，则货本较重，不增价则本亏，价增而华商之货日滞，洋商之货畅销矣。
天下之害，大抵上下两损，而归于中饱，以至于蠹国而病民。凡事，一经官吏之手，无不浮开价值，横征商民，而于上无丝毫之益。即一极琐悄事，亦必欺罔贿赂，无所不至，火者远者可知已。天下事尚可问乎？宜亟变通，一切蠲除之，以培国脉，以厚民生，则幸甚矣！
一河务。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河督之驯谨者，常以十之三办工，贪冒者递减其实，非抢险不使一钱。
凡犯钱债案者，皆同居一处，与犯别罪之人不得同处。其屋宇宽敞，楼窗高朗。每人铁床一张，毡褥被单棉枕无不洁净齐整，按七日一换。任人互相过谈百~万\小!说写字作文，惟不许高声大叫耳。正副司狱必每日到处一巡，如有地方不洁等物，当饬洗刷。若有病，即饬送官医调理。病人各居一室，按月官绅士数人随同正副司狱及医生巡查一周，如有巡丁勒索等情，准其告诉绅士，交狱官审办也。我国如重商务，钱债与别案似宜分别监禁惩办焉。
更有风厉之官不近人情，循良之吏反滋弊窦。凡此数等皆以才名而多于地方有误，倘保举者仅以“才能”二字塞责，鲜有不贻害者。臣请嗣后凡保举各官，必令注明所长，不必讳其所短，验过成效，确有实迹以备简用，必求人地相宜，方有裨益也。既尽力任事，则非徒承办目下各项案件，遂为称职，当思培植地方元气作何未雨绸缪，整饰通省属员作何宽严并济，务期上有益于国计，下有利于民生。凡用人理财，经画久远，化导积习、惩创愚玩，稍为朝廷分劳宣力，方不愧于此心。且身为封疆大吏，必有经文纬武之才，博古通今之识，庶能不动声色，措置咸宜。”
国朝初起，东方制刑宽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及世祖抚有中原，命大臣定律，当时议纂诸臣，学识浅陋，未能仰体皇仁，因仍故明惨法，遂至斩决之上有凌迟，斩决之次有绞。凌迟极刑，非唐虞三代所有，岂宜行于盛世？
中国三代以上立法尚宽，所设不过五刑。读《吕刑》一篇，虽在衰世，犹有哀矜恻怛之意。自后一坏于暴秦，再坏于炎汉，有罪动至夷三族，武健严酷之吏相继而起，大失古人清问之意。使不返本寻源，何以服外人之心志而追盛世之休风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