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是我真正开始接受文学作品熏陶的时代。我读的第，我已读过了许多长篇小说，有自我炫耀的心理作怪。
在小学五六年级，我中学以后所读的文学作。比较起来；但说“出”了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证明这样的评论家根本不了解中学生，并开始喜爱上了他们的作品。
我在我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有几处引用了希腊传说中的典故，某些评论家们颇有异议，认为出了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我承认我在引用时，还抵不上我从1963年至19。读的第一本外国长篇小说是《钢铁是，
而在中学我开始知道了托尔斯，起码不了解六十年代的中学生。
我的中学母校是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在我的同学中。一所普通的中，读长篇小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分男女同学，古今中外。大多数都，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读。一个同学借到或者买到一本好小说，先会在几个亲密的同学之间传看。传看的圈子往往无法限制，有时扩大到几乎全班。
外国一位著名的作家和一位著名的评论家之间曾经有过下面的有趣而明智的谈话：
作家：最近我结识了一位很有天才的评论家。
评论家：最近我结识了一位很有天才的作家。
作家：他叫什么名字？
评论家：青年。你结识的那位有天才的评论家叫什么名字？
作家：他的名字也叫青年。
青年永远是文学的最真挚的朋友。中学时代正是人的崭新的青年时代。他们通过拥抱文学拥抱生活，他们是最容易被文学作品感动的最广大的读者群。今天我们如果进行一次有意义的社会调查，结果肯定也是如此。
我在中学时代能够读到不少真正的文学作品，还应当感激我的母亲。母亲那时已从铁路上被解雇下来，又在一个加工棉胶鞋鞋帮的条件低劣的小工厂参加工作，每月可挣三十几元钱贴补家庭生活。
我们渴望读书。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未犹豫过。母亲没有钱，就向邻居借。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一只旧木箱，我们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在箱子里。
最先获得买书特权的，是我的哥哥。
哥哥也酷爱文学。我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不自觉地培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熏染。
我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哥哥起的作用，不亚于母亲和我的小学语文老师的作用。
六十年代的教学，比今天更体现对学生素养的普遍重视。哥哥高中读的已不是“语文”课本，而是“文学”课本。
哥哥的“文学”课本，便成了我常常阅读的“文学”书籍。有一次哥哥上“文学”课竟找不到课本了，因为我头一天晚上从哥哥的书包里翻出来看没有放回去。
一册高中生的“文学”课本，其文学内容之丰富，绝不比目前的一本什么文学刊物差。甚至要比目前的某些文学刊物的内容更丰富，水平更优秀。收入高中“文学”课本中的，大抵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章节。古今中外的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无所偏废。
“岳飞枪挑小梁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的小说，郭沫若的词，闻一多、拜伦、雪莱、裴多菲的诗，马克·吐温的小说，欧·享利的小说，高尔基的小说……货真价实的一册综合性文学刊物。
那时的高中“文学”课多么好！7788xiaoshuo
我相信，六十年代的高中生可能有不愿上代数课的，有不愿上物理课、化学课、政治课的，但如果谁不愿上“文学”课则太难理解了！
我到北大荒后，曾当过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教过“语文”。七十年代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让我这样的老师根本不愿拿起来，远不如“扫盲运动”中的工农课本。
当年，哥哥读过的“文学”课本，我都一册册保存起来，成了我的批“文学”藏书。哥哥还很舍不得将它们给予我呢！
哥哥无形中取代了母亲家庭“故事员”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课，便捧起“文学”课本，为我朗读，我们理解不了的，他就用心启我们。
一个高中生朗读的“文学”，比一位没有文化的母亲讲的故事当然更是文学的“享受”。某些我曾听母亲讲过的故事，如“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由哥哥照着课本一句句朗读给我们听，产生的感受也大不相同。从母亲口中，我是听不到哥哥从高中“文学”课本读出来的那些文学词句的。我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是“口头文学”的熏陶，我从哥哥那里获得的才是真正的文学的熏陶。
感激六十年代的高中“文学”教课本的编者们！
哥哥还经常从他的高中同学们手中将一些书借回家里来看。他和他的几名要好的男女同学还组成了一个“阅读小组”。哥哥的高中母校是哈尔滨一中，是重点学校。在他们这些重点学校的喜爱文学的高中生之间，阅读外国名著蔚然成风。他们那个“阅读小组”还有一张大家公用的哈尔滨图书馆的借书证。
哥哥每次借的书，我都请求他看完后迟还几天，让我也看完。哥哥一向满足我的愿望。
可以说我是从大量阅读外国作品开始真正接触文学的。我受哥哥的影响，非常崇拜苏俄文学，至今认为苏俄文学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当代苏联文学不但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在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方面，也比我们捷足先登。当代苏联文学可以明显地看到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的有机结合。苏联电影在这方面进行了更为成功的实践。
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连自己也能看出某些拙作受苏俄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文字上则接近翻译体小说。后来才在创作实践中渐渐意识到自己中国民族文学语言的基本功很弱，才开始注重对中国小说的阅读，才开始在实践中补习中国传统小说这一课。
我除了看自己借到的书，看哥哥借到的书，小人书铺是中学时代的“极乐园”。
那时我们家已从安平街搬到光仁街住了。像一般的家庭主妇们新搬到一地，先关心附近有几家商店一样，我先寻找的是附近有没有小人书铺。令我感到庆幸的是，那一带的小人书铺真不少。
从我们家搬到光仁街后到我下乡前，我几乎将那一带小人书铺中我认为好的小人书看遍了。
我看小人书，怀着这样的心理：自己阅读长篇小说时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人物是否和小人书上画出来的人物形象一致。二者接近，我便高兴。二者相差甚远，我则重新细读某部长篇小说，想要弄明白个所以然。有些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读过两遍的。
谈到读长篇，我想到了《红旗谱》，我认为它是建国以来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由《红旗谱》我又想起两件事。
我买《红旗谱》，只有向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才去母亲做活的那个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
那个街道小工厂，二百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空间毡绒弥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使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彼此说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得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
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竟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我站在门口，用目光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在这些女人中，哪一个是我的母亲。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向他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我这才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八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低垂向缝纫机，正做活。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妈……”
母亲没听见。
我又叫了一声。
母亲仍未听见。
“妈！”我喊起来。
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母亲瘦削而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三分之二。口罩已湿了，一层毡绒附着上面，使它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母亲的头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母亲整个人都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暗。一只可能是一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窒闷的空间继续散热，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呆滞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元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
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
我犹豫地伸手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止做活，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