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惊，成了：”
？母亲尚是少女：“你脖子怎么老往左边歪啊？“在哪了，忙问。视若宝贝。将它们安置在一，难免也会变得有点儿唯心起来——莫非母亲的母亲，注定了要在这一年的冬季，将她的女儿领走？我没见过外祖母。但知外祖母去世时，”
她问我，
我，但受情感的左右，还预先垫了潮湿的细沙。有了那么几个小生命，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母亲似乎又有了需，仿佛又变成一位责任感很强的年轻的母亲。她要经常将那小铁盒儿放在窗台上，使那些小东西能，盒盖儿敞开一半。并且，要很久很久地守着，看着，怕它们爬到盒子外边，爬丢了。就好比一位母亲守在床边儿，看着婴儿在床上爬，满面洋溢母爱，一步不敢离开。唯恐一转身之际，婴儿会摔在地下似的。连雨天，母亲担心那些小生命着凉，就将茶叶盒儿放在温水中，使沙子能被温水焐暖些。它们爱吃的是白菜心儿、苦瓜冬瓜之类，母亲便将这些蔬菜最好的部分，细细剁了，撒在盒儿内。一次不能撒多。多了，它们吃不完，腐烂在盒儿内，则必会影响“环境卫生”，有损它们的健康。它们是些很胆怯的小生命，盒子微微一动，立即缩回壳里。它们又是些天生的“居士”，更多的时候，足不出“户”，深钻在沙子里，如同专执一念打算成仙得道之人，早已将红尘看破，排除一切凡间滋扰，“猫”在深山古洞内苦苦修行。它们又是那么羞涩，宛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名门闺秀。正应了那句话，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偶尔潜出“闺阁”，总是缓移“莲步”，像提防好色之徒，攀墙缘树偷窥芳容玉貌似的。觉得安全，则便与它们的“总角之好”在小小的“后花园”比肩黎行。或一对对，隐于一隅，用细微微的触角互相爱抚、表达亲昵……
我认真仔细地把灰尘擦尽，转而腾出衣橱的一格，将它放入衣橱里了。我那么做时心情很内疚。因为那手拎包作为父亲的遗物，早就该放在一处更适当的地方。而十余年中，它却一直被放在吊柜的一角。那绝不是该放一位父亲的遗物的地方。一个对自己父亲感情很深的儿子，也是不该让自己父亲的遗物落满了灰尘的啊！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那时我是位尽职尽责的小学教师，23岁。已当过班长、排长。获得过“五好战士”证书，参加过“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但没爱过。
“小梁，昨天张xx从麦场偷了一条麻袋，晚上要开他的批判会，你写一篇重点批判稿！”
我说：“怎么回去呢？我只剩几毛钱了！”虽然乘火车是免费的，可千里迢迢，身上总需要带点钱啊！
当年，我是已结束了毕业考试的初三生。学校里许多老师被“扫地出门”了，新生入学了没人教。经过校“革委会”的资格审查和认可，我被允许给新生上语文课。我学过的语文课本是不能当成课本了，“革命”顾不上编印新课本新教材。但语文课总不能一堂也不上。我便自作主张，给新生讲解毛主席诗词。故对每一主席诗词都不但非常熟悉，而且反应敏感。
我说：“像平常日子一样过呗！”
心里这么想着，就打开了。倒在碗里，自己先吃，有那么点儿以身作则的意味儿。
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讲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
小时候我家里穷。没有收音机，连“半导体”也没有。给家里买粮买煤买菜，如剩钱有几分的，母亲便会赏给我。攒够八九分，便在某个晚上，跑到街头的小人书铺，坐在一个角落，看上几个小时，三分钱可以看一本厚的。二分钱可以看一本薄的。许多世界名著，都是从小人书看起的。小人书铺，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三味书屋”。在飘着雪花，或者下着霏霏细雨的夜晚，我曾沉浸在许多美妙的时光中；有一次，一本屠格涅夫的《木木》我没看完，而租书的老人却要回家了，破例允许我带走看。第二天又被同学借去看，结果丢了。我“拉小套”，捡破烂，终于凑够钱，买了一本新的《木木》还给老人。老人感动了，没收。《木木》就也成了我自己拥有的一本小人书。“文革”中，小人书铺被砸了，书都被烧了，远远地望着黑烟，我哭了……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一只旧木箱，我们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在箱子里。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她一笑，替我关了龙头，虔诚地解释：“去年是我的本命年。这条红腰带是去年别人送给我的。送我的人嘱咐我，来年要送给比我年龄小的人。使接受它的人能‘姐’开一切烦恼忧愁。这都一月份了。提高班就你一个人比我年龄小，所以我只能送给你。再不从我手中送出，我就太辜负去年把它送给我那个人的一片真心了啊！……”
见我仍怔愣着，她又嘱咐我：“希望你来年把它转送给一个女的。让‘姐’开这一种善良的祈祝，也能带给别人好运。这事儿可千万别传呀！传开了，一旦有人汇报，领导当成回事儿，非进行批判不可……”
又有人打水。我只得信赖地朝她点点头，心怀着种温馨离开了水房。
那条红腰带不一般。一手掌宽。四余尺长。两面儿补了许多块补丁。当然都是红补丁。有的补丁新，有的补丁旧。有的大点儿。有的小点儿。最小的一块补丁，才衣扣儿似的。但不论新旧大小，都补得那么认真仔细；那么结实。我偷偷数了一次，竟有二十几块之多。与所有的补丁相比，它显露不多的本色是太旧了。那已经不能被算作红色了。客观地说，接近着茄色了。并且，有些油亮了。分明的，在我之前，不知多少人系过它了。但我心里却一点儿也未嫌弃它。从那一天起，我便将它当皮带用着了……
它上边的二十几块补丁，引起了我越来越大的好奇心。我一直想向那一名上海女知青问个明白，可是她却不再主动和我接触了。在提高班的后几天我见不着她了。别人告诉我她请假回上海探家了。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她从上海川沙县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她不再回兵团了，已经转到川沙县农村插队了。也不再当小学老师了。
“我想，”她在信中写道，“你一定对那条红腰带产生了许多困惑。去年别人将它送给我时，我心中产生的困惑绝不比你少。于是我就问送给我的人。可是她什么也不知道。说不清。于是我又问送给她的人。那人也不知道。也说不清。我一个人接一个人地追问下去，终于有一个人告诉了我一些关于它的情况。现在，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1948年，在东北解放战场上，有一名部队的女卫生员，将它送给了一名伤员。那一年是他的本命年。后来女卫生员牺牲了。他在第二年将它送给了他的新婚妻子。1949年是她的本命年。以后她又将它送给了她的弟弟。他隔年将它送给了他大学里的年轻的女教师。到了1959年，它便在一位中年母亲手里了。她的女儿赴新疆支边。那一年是女儿的本命年。女儿临行前，当母亲的，亲自将它系在女儿腰间了。1968年，它不知怎么一来，就从新疆到了北大荒。据说是一位姐姐从新疆寄给亲弟弟的。也有人说不是姐姐寄给亲弟弟的，而是一位姑娘寄给自己第一个恋人的……关于它，我就追问到了这么多。我给你写此信，主要是怕你忘了我把它送给你时嘱咐你的话——来年你一定要转送给一位女性。还要告诉她，她结束了她的本命年后，一定要送给比她年龄小的男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姐’开人烦恼忧愁的祈祝一直延续下去……”
她的信，使24岁的我，非常之珍视系在我腰间的红腰带了。
我回信向她保证，我一定遵照她的嘱咐做。我甚至开始暗中调查，在我们连的女知青中，来年是谁的本命年……
但是不久我调到了团里。
第二年元旦后，我将它送给了团组织股的一名女干事。她是天津知青。
当天晚上她约我谈心。
她非常严肃地问我：“你送我一条红腰带是什么意思呢？你应该明白，你是初中知青，我是高中知青。咱俩谈恋爱年龄不合适。而且，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说：“你误解了。这事儿没那么复杂。今年是你本命年，所以我才送给你。按年龄我该叫你姐。我送给你，是‘弟’给你好运的意思啊！”
她说：“那这也是一种迷信哪！”
我说：“就算是迷信吧。可迷信和迷信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的。”
“迷信和迷信会有什么不同？”
她又严肃地板起了脸。
我思想上早有准备，便取出特意带在身上的那封信给她看。
待她看完，我说：“现在你如果还不愿接受，就还给我吧！”
她默默地还给了我——还的当然不是红腰带，而是那封信。
我见她眼里汪着泪了……
在我24岁那一年，心中的烦恼和忧愁，并不比22岁23岁时少。可以说还多起来了。我却总是这么安慰自己——也许我本该遭遇的烦恼和忧愁更多更多。幸运的红腰带肯定替我“姐”开了不少啊！……
25岁那一年我离开兵团上大学去了。
我曾在自己的一个本命年里，系过一条独一无二的红腰带。
在我人生的这第4个本命年，妻的一位女同事，一位我没见过面的“姐”送给我的红腰带，使我忆起了几乎被彻底忘却的一桩往事。
不知当年那一条补着二十几块补丁的红腰带，是否由一位姐，又送给了某一个男人？是否又多了二十几块补丁？也许，它早就破旧得没法儿再补了，被扔掉了吧？
但我却宁肯相信，它仍系在某一个男人腰间。
想想吧，一条红布，一条补了许多补丁的红布，一条已很难再看到最初的红颜色的红布，由一些又一些在年龄上是“姐”的女人，虔诚地送给一些又一些男人，祈祝他们在自己的本命年里“姐”开一些烦恼忧愁，这份儿愿望是多么美好啊！它某几年在亲人和亲爱者间转送着。某几年又出了亲情和友情的范围，被转送到了一些素无交往的男人手里。如当年那位也当过小学教师的上海女知青在水房将它送给我一样。而再过几年，它可能又在亲人和亲爱者间转送着了。它的轮回，毫无功利色彩。仅只为了将“姐”开这一好意，一年年地延续下去。除了这一目的，再无任何别的目的了……
让“姐”开烦恼忧愁和“弟”给好运的善良祈祝，在更多男人和女人的本命年里带来温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