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冥冥之中的仿佛法力无边的主宰。而且名列：因为我是经过推荐？我当然很欢迎，说应该让我走。“为什么要骗你呢。
我说。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嘛。
在木材加工厂的连部里，连长坐在椅子上，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慢条斯理地说：“你自愿来到木材加工厂，”
连里。名列第二的，当然该名列第三！可我们这儿没轻活啊！”
我没跑步，走进政治部。但走得很快，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坐在办公室里，都幸灾乐祸地瞧着我，
连“马立本”那点土。都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气，模样迟钝。
小时候，家里孩子多，又穷，母亲终日为生计操劳，没心思想到哪一年是自己哪一个儿女的本命年，我头脑中也就根本没有什么本命年的意识。更没系过什么红腰带。
儿子说在班级的墙报上了。
她便说：“理完，我为你推拿推拿。我会气功。不是一般的推拿，是带功的推拿。”
我肃然地看着封面——封面上是放大的第三幅绘画——在一些惊恐的人们之间，站立着一位她……
原先，鸟笼是放在一把椅子上的。阳台下半部是砌严的，小时候它们则只能看到一片天空。倒也都甘于做井底之蛙？有一天“她们”就以“她们”的噪音，提出了开阔视野高瞻远睹的要求。于是中午洗过澡后，我将鸟笼挂在晾衣竿上。第一次透过阳台窗望到外面的广大世界，“她们”真是显得惊奇极了。“说”了一中午，“唱”了一中午。反反复复“唱”的，在我听来，仿佛始终是那一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那么那一桶清澈的井水意味些什么呢？
“能长到你的拳头那么大呢！”
我不必打开它，也知里面装的什么——一把刮胡刀。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父亲用那一把刮胡刀刮胡子。父亲的络腮胡子很重，刮时出刺啦刺啦的响声。父亲死前，刮胡刀的刀刃已被用窄了，大约只有原先的一半那么宽了。因为父亲的胡子硬，每用一次，必磨一次。父亲的胡子又长得快，一个月刮五六次，磨五六次，四十几年的岁月里，刀刃自然耗损明显。如今，连一些理店里，也用起安全刀片来了。父亲那一把刮胡刀，接近于文物了……手拎包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牛皮套，其内是父亲的印章。父亲一辈子只刻过那么一枚印章。木质的，比我用的钢笔的笔身粗不到哪儿去。父亲一生离不开那印章。是工人时每月领工资要用，退休后每三个月寄来一次退休金，每月六十余元，一年仅用数次……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么？”——他这么保证。
我探家回到连队，正是九月，大宿舍修火坑，我那二尺宽的炕面被扒了，还没抹泥。我正愁无处睡，卫生所的戴医生来找我——她是黑河医校毕业的，27岁。在我眼中是老大姐。我的成人意识确立得很晚。
这种种实践，不过是“写字”的实践，与文学不沾边。对我走上文学道路，究竟有无意义，意义何在，连我自己也不能做出结论。但有一点是应该提及的，这种种实践，也可算我个人机遇链条上的一环，因为渐渐使我产生了一种认为自己是个可以“写”的人的自信，而且暗暗开始向往在报刊上表点什么。
她沉吟片刻，一只手缓缓地伸进衣兜，掏出5元钱来，惭愧地说：“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黑五类’。我父亲刚去世，每月只给我9元生活费，就剩这5元钱了，你收下吧！”她将钱塞在我手里，拿起笤帚，打扫厕所去了。
“不，和咱们一样，初三学生。”
母亲说：“那怎么行？你想得开，还有你弟弟妹妹们呢！”
嘴上这么说着，自己听了，越觉得不像话了。好像在分派给妻儿极不情愿的“任务”。
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严厉的，戴六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正休产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