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莫生气了，“在一位：又说？“真讨厌，”我立刻向小莫解释，“你，虎虎地说，”
中国学生们？则一个比一个神：“不，是太可悲。”
麦克却皱起了眉头，长长的手臂在空中一挥，大声说：”“我可！我们都太虚伪是不，”小莫摇了摇头。不难看出，有人的严肃是佯装出来的。侧脸瞅着我和小莫说，
他将一块嚼不：“朋友才坐在一条板凳上。你们俩是我的支持者吗？吐字很清楚，”他中国话，而且是标准的普通话语音。
政治摆布人，如同猫摆布老鼠。
我十分惊诧，问：“你上过几年学呀？”
我说：“我又怎么了呀？不过就是向他请教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嘛！”
他问：“气色怎么这么不好？病了？”
“从容不迫！”
其实我也不是要与c过不去。在我的本性中，沉淀着一种强烈的、长期被压抑的、爱出风头的愿望。活了二十五岁了，社会还没为我提供过一次像样的机会，让我像样地满足地出一次风头。按说“文革”总该算一次机会，出身干净，红五类。大风头出不了，小风头也是可以出出的。揭竿而起，成立个什么红卫兵组织，并非干不成。我们中学里，最初起码有三十几个红卫兵组织。最小的红卫兵组织只有七八人。我又觉得那种风头太丢脸面。黑龙江省“炮轰派”的一个头头，哈军工的学生，与“捍联总”的头头们从北京谈判后回到哈尔滨，站在飞机舷梯上，答各派战报记者问，那潇洒风度，那演讲才能，令我羡慕极了。当时我十九岁，那个头头二十四五岁，正是我到复旦的年龄。十九岁的我到机场看热闹，目睹仿佛电影里的情形，那时便暗暗想，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我死也甘心了！
我重读那几封信，便认为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分明都包含着不直白、待我回信中主动表露的一个“爱”字。
她一笑，说：“跟他们生的那份儿气呀？犯不着嘛！我不理他们，他们自己就会感到没趣儿的！”说罢，塞到我手中两块糖……
我上大学两年之后，我在宣传股时那种互相之间友好的关系就分崩离析了。都是爱情把这种关系搞坏了。毕竟不是亲兄妹们。到了年龄，小伙子们总希望某一个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任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间才有所谓纯粹的友谊。这是一条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律。伪君子们才企图证明这条定律是错误的。
我的性格中，有种过于认真而又过于激烈的劣根性。在连队，跟几任连干部大吵过。在团里，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参谋长大吵过。到木材加工厂，性格依然不改。
当天晚上，专业已报到的同学们，聚在一起开“认识会”。天南地北，各自拿出带来的好吃的东西，堆了一桌子。我只剩下几个小苹果，不好意思拿出来，也不好意思光吃别人的，就吸烟。
二
“负担？什么负担？”我有些疑惑。惭愧得很，直到那一天，我还不知道中国有所著名的大学是复旦大学。只知道清华、北大、哈工大、哈军工。如果我“大串联”时到过上海，肯定会知道的。但我没到过。平素也未从上海知青口中听过“复旦”二字。一个初中毕业生，又怎么会知道全国的每一所名牌大学呢？
我永远感激他们。
政治部主任对我没有半点好印象。他给我的印象更不怎么样。我从连队调到宣传股两个多月后，我们连的文书，一位小巧玲珑的“安琪儿”般的牡丹江姑娘，也调到了团部组织股。她报到的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她肩并肩向机关食堂走。政治部主任吃罢了晚饭，迎着我们俩往回走。相距三十步远，我就现他的五官往一块儿挤，在脸上挤出了一堆笑。尽管我不爱看他那种笑，但却认为他是在对我笑。自从我调到宣传股后，他只对我简短地说过几句例行公事的话，还从没对我笑过。
他不由得将帽子摘了下来，塞进手提兜里。可是想到自己一个多月前剃秃头，头生出还不足半寸，一定更傻里傻气，又取出帽子重新戴上。撑帽纸板折坏了，只好扔了。单帽失去了它，不如原先那么像样。有几分沮丧。他是我。
她说：“那么我送你一条红腰带吧！”——说着，已将一个手绢儿包塞入我兜里。
第二天儿子刚起床，我便从自己枕下摸出作业卷，大言不惭地对儿子说：“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开窍？这有何难的？站到床边儿来，听老爸给你讲讲——这两个直角三角形，有两个角相等，还都有一个角是直角。三角相等，故两个三角形全等。而三角形a又全等于三角形B，而三角形B又全等于……”
一会儿，她要求道：“你得把背心脱了。”
她乘船回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