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打消了争取入党的念头，除了小莫，已成本能。比如F教授。但戒备之心，而且某些。觉得自己，嗯。”“嗯。
h告诉我：“这是陈望道先生的住所。”言罢，脸上闪耀出神秘之色。
“比我们更可悲者大有人在，我尝到了，不。暗暗立。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啊！
一位老师傅在机械地抹桌子！”
我和小莫这一惊非同小可，仿佛身旁生的事情，与自己毫不相干。
她还不是“。
小莫没吭声。最值得同情的是评论专业的一个藏族女生。文化水平不比小樊高多少，两个孩子的妈妈。入校后有压力，也想孩子，对文学评论不感兴趣，如同盲人对看电影不感兴趣。数次要求退学，工宣队不同意，党委不批。她是农奴的女儿，认为退了她，是“阶级感情”问题。
答曰：“初一。”
小莫说：“文艺理论在中国只有一个——‘三突出’创作原则，请教我吧！”
我说：“没病。”
“有演说家气质！”
全市中学生红卫兵组织联合代表大会召开，也去看热闹。一位中学女红卫兵领袖，站在台上，面对数千人，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安娜一样，一擎臂，群情激昂的数千人顿时鸦雀无声，而后以铿锵的语调大声演讲：“埋葬全世界的帝修反，是我们红卫兵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光复莫斯科！解放华盛顿！踏平巴黎！占领伦敦……”于是台下嚣起一阵阵口号的狂涛：“光复莫斯科！解放华盛顿！……”我在台下暗想，哪怕我是为那中学女红卫兵领袖摆弄扩音器的人，也值得自豪自豪啊！
我可不能。我想。我千万别头脑昏，今朝一主动，则将永远被动了。
“张鹤”是矿工的女儿。白白净净的，短齐耳。眼睛挺大，挺妩媚。略胖。是三个姑娘中看起来育最成熟的一个。也是三个姑娘中顶厉害的一个。有一次在连队放电影，因为断片次数多了，知青们起哄。她便停了放映机，不肯再放。直至那个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向她说许多好话……我读着她们各自寄给我的信，感到极大的快乐。回忆着我们相处时的种种趣事，借以排遣心中的忧郁。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给她们之中的某一个写一封求爱信。那时我非常强烈地渴望获得爱情。可是她们之中我最爱谁呢？觉得她们都曾非常友好地对待我。认为她们之中无论谁将来成为我的妻子，我都会很幸福。的的确确，她们是三位非常好的姑娘。以后我在生活中再也没有碰到过像她们那么好的姑娘。一个人二十多岁时认为非常好的姑娘，到了三十五六岁回忆起来还认为非常好，那就真是好姑娘了。在二十多岁的青年眼中，姑娘便是姑娘。在三十五六岁乃至更大年龄的男人眼中，姑娘是女人。这就很要命。但男人们都如此。所以大抵只有青年或年轻人，才能真正看出一个“姑娘”的美点。到了“男人”这个年龄，觉得一个姑娘很美，实在是觉得一个“女人”很美。这之间的意念上的区别，有如看话剧与看电影的区别。也许我是个坏男人，才生出这么不地道的体会
我们宣传股的三位姑娘，是三位非常可爱的姑娘。都很懂事，很温柔，很善良。也都各有其美，各有动人之处。小徐的身体最弱，我们视她为最小的妹妹。说句实在话，我们是把她宠得有点任性了。但她的任性，也不过是闹点女孩家的小脾气而已。逗她几句，就又笑了。她对我最好，比我小三岁，倒像我一位姐姐。经常善意地取笑我。不知为什么，我很认真地说的话，很认真地做的事，在她看来，似也有几分可笑
我在初二便已入团。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团。劳动很能干，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为这种性格，重新入团竟入不了。四年后，调到团宣传股的前一年，只好又请求恢复团籍，补了十二元多的团费。教训可谓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的东北老乡，c，女性，放在桌上的是两个哈尔滨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脸盆那么大。我只在很小时吃过几次。当时哈尔滨难以买到。大家觉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都说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乡的，太客气反而显得疏远。我在一师，c来自五师，原先互不认识。心中暗想，同学中有一个老乡兼兵团战友，真不错。
一年后，年轻的寡居的伯爵夫人与自己的侄子结成夫妻。小说的名字我虽然记错了，但是那女工临死前说的话，铭刻在我记忆中。
连长显然也糊里糊涂，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姓名和绰号。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常常浮现眼前。在北京的几个，虽然都已成了家，各自被家庭和工作所累，来往不多了。但每到春节，总是要互相看望看望的。
主任对我笑，而且是第一次，仅仅出于礼貌，我想我也应对主任笑。
如果上海的年轻人们知道我随身带着一份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入学通知书，他们肯定会非常羡慕甚至可能嫉妒我这个“东北土老帽”的。那年头“工农兵学员”正吃香，复旦又是国内名牌大学。我家祖坟大冒红烟紫气！我向一个清扫工问去复旦怎样乘车。
我和她以前不认识。只知她是一名上海知青。一时有点儿疑惑，水瓶满了也未关龙头，怔怔地望着她。
儿子脸上便呈现出冷笑。
我犹豫了，说：“那不就光着上身了吗？”
关于她的情况，活下来的人们——只知道这么多——“只知道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