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焕之》真实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真诚地期待着用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洗涤尽社会的黑暗污浊。他最初把救国，婚后的金佩璋。同辛亥革命失败后不少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主人公倪焕之，反映了“五四”、“五卅”这些规模壮阔的革命运动曾经给予。沉没有琐细的家庭事务中，对于前途、理想、教育、书本都不再有兴趣作者在。然而，严酷的现实生活，破灭了倪焕之的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不但在教育事业上多次碰壁，而且家庭生活也远违初衷。是个热切追求，他还憧憬着一种建立在共，爱慕和追求一个思想志趣和自己相似的女子金佩璋，这使倪焕之深深感到“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的寂寞和痛苦。大批倪焕之式，五四运动到来。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下，作品主人公开始把视线从一个学校解脱出来，投身于社会改造活动，放眼“看社会大众”。“五卅”和大革命高激期间，倪焕之更进而参加了紧纱的革命工作。由最初改良主义性质的“教育救国”到后来转向革命，倪焕之所经历的这一道路在当时进步青年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然而人物的这种转变毕竟只是初步的。他被时代浪潮推涌着前进，却还没有使自己化为浪潮中的一滴水，一旦革命形热逆转，也便容易干涸。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倪焕之并未象王乐山那样坚持英勇斗争，却是脆弱地感到“太变幻了”，竟至悲观失望，纵酒痛哭，怀着“什么时候会见到光明”的疑问和希望死去。主人公的这种结局，实际上正是对一切不能与群众真正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鞭打。
作为一个爱国、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朱自清在“五卅”前后革命渐趋高涨的年代里，曾经较多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激情。这在他一九二四年起写下的一部分诗文中留有鲜明的印记。在《赠as》中，他赞美过“手象火把”、“眼象波涛”、“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革命者。当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出“五卅”惨案后，他写下《血歌》注：《小说月报》第16卷第7号学的基础，为此数学家们提出了众多的数学哲学理论，主要，1925年7月，愤激的感情如“火山的崩裂”。他还以“三一八”斗争亲历者的身分，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对军阀暴行作出有力的揭露和控诉。另有一些散文也从侧面接触到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如《白种人——上帝的骄子！》通过生活中一件小事，揭示了帝国主义加于半殖民地人民身上的歧视、压迫和屈辱；从西洋孩子高傲凶恶的一瞥上，看到了“缩印着”的近百年来“一部中国的外交史”。《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温州的踪迹》之四表现了作者对受压迫者的真挚同情和对人身买卖现象的强烈不满，并从寻找社会原因的角度提出了“这是谁之罪呢？”的问题。《航船中的文明》则从旅途生活的一角对“男女分坐”之类所谓“精神文明”作了尖锐的讽刺。所有这些文字，都说明朱自清后来经过长期的徘徊、摸索，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决不是偶然的。但是，从散文艺术本身来看，代表了朱自清的较高成就的，主要还不是这些战斗性较强的文字，而是收入《背影》、《你我》诸集里的《背影》、《荷塘月色》、《给亡妇》等抒情性的散文。著名的《背影》一篇，写的是家庭遭遇变故的情况下父亲送别远行的儿子时的一番情景。作者通过朴实真切的记叙，抒写了怀念老父的至情，表现了当时社会中小有产者虽然屡经挣扎仍不免破产的可悲境遇，以及由此而生的感伤情绪。闪耀在泪光中的父亲的身影，曾经引起经济上同样处于风雨飘零状况中的许多小资产阶级读者的感叹。从这类散文可以看出，作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平易的叙述表达出来；笔致简约，朴素，亲切，文字多用口语而加以锤炼，读来有一种娓娓动人的风采，这些作品连同后来写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等散文集虽然缺少投枪匕首般的战斗气派，但以它们自己的艺术成就，“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尽了向旧文学示威的作用。
“五四”时期杂感的写作，除鲁迅而外，李大钊1889—1927也是重要作者。他所写的一些带文艺性的短论，有时虽还残留着民主主义思想的痕迹，但针砭时弊《恐惧的概念》、《生活道路的各阶段》、《基督教中的修养》、，冲刺锋锐，战斗性大多很强。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中国传播和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渐次扩展的时代侧影。《新纪元》等文以热情洋溢的语调，预言了十月革命后封建主义、军国主义“枯叶经了秋风”般的命运，号召“黑暗的中国”的人民迎着“曙光”前进；《混充牌号》、《红萝卜党》以形象鲜明的比喻，提醒人们及早警惕那些挂着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牌号、“带着一层红皮”的东西，“将来难保不是一片红萝卜”；它们都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启蒙者特有的敏感。《政客》、《屠宰场式的政治》借助于逻辑的推论或巧妙的联想，三言两语就剖析出军阀政治的本质；《太上政府》、《威先生感慨如何？》则义愤填膺，单刀直入，戳穿了帝国主义的画皮，暴露了他们的凶恶面目；这些也都显示了作者高出于一般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可贵之处。当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政府共同宣传所谓“中日亲善”而有些人也对此发生幻想时，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事情的本质：
郭沫若善于将他的主人公放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中去表现。卓文君是在父亲逼她寻死、公公骂她有伤风化的处境下，表现出她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王昭君则在豪华的宫廷生活和荒凉的异域环境的对照中，通过毅然的选择显示出尊严的品格。伴随着矛盾冲突，人物的慷慨激昂的议论如卓文君宣传“做人的责任”，王昭君对元帝的揭露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前者认为认识是由不知到知、由浅，浓郁的诗的意趣如卓文君深夜听琴时和使女红箫的一段对话，都有助于突出人物在特定境遇下的心情。和这些纠结在一起。剧本的另一特色是，经常出现一些以现代生活为对象的社会批评：卓王孙的“一碗饭可以养活淮阴侯，五羊皮可以买死秦宰相”，“人生没有别的，就是名与利纽成的一道彩绳”等言论，是对于散发着铜臭气味的剥削阶级的针砭；毛延寿以艺术牟取金钱和利欲，是貌似清高实则摆脱不了依赖钱袋的文人的画像；而程郑的考据癖，如作者所说，也是为了对胡适之流的讽刺。这些熔铸着作者现实感受和战斗激情的社会批评，有些符合于剧情的需要，比较协调，但也有一些串插得过于勉强，显出生硬如由卫士丁转述出来的聂政的“那番大议论”注：郭沫若后来将《聂荧》改写成五幕剧《棠棣之花》，这段话有所删改，人物也改为卫士甲，以及不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违反历史条件的可能性，将人物现代化如红箫刺死秦二后的独白和毛淑姬捧着毛延寿的首级时的独白。这些缺点就削弱了剧本的真实感人的力量。
此外，《星空》中还有一些意境优美之作。例如《天上的市街》命意清新，韵律和谐，比喻生动而富于独创性，便是一首好诗。
这里就点到了全诗的题旨。在颛顼同共工决战的场景里，诗人以暗示式的语言，谴责了军阀的混战，插写了人民的灾难。天柱折后，颛顼与共工一同毁灭，表达了诗人对历史上反动统治者的强烈的憎恨。在黑暗中，终于传来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声音。女神们不屑于去做修补残局的工作，她们再造了一个太阳，并且预言这个新造的太阳将“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女神》中很多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是诗人郭沫若的追求。这些诗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氵朝中的伟大觉醒作了色彩鲜明的象征性的反映，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调。虽然当时也有许多进步诗人写过向往光明的诗歌，但象《女神之再生》和《凤凰涅盘》那样敢于同旧世界决裂，敢于向旧世界宣战，充满着创造的信心和乐观的精神，充满着英雄气概和革命理想主义的诗篇，却很少见到。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革命高氵朝的到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经受着严重的考验，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这时的郭沫若，在大革命形势的鼓舞和教育下，世界观包括文艺观都有更大的变化。他进一步批判了个性主义。一九二五年底在《文艺论集》的序文里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的所接触而客观地存在着；2．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没有任何原则的，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他还指出：“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生活自由，大家应得同样的生活自由。”在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中，他在《洪水》半月刊上陆续发表了《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新国家的创造》等一系列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和鲜明的阶级观点的文章，有力地回击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歪曲和诬蔑，揭露了他们“在旧式的国家制度之下主张富国强兵以图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的反动实质，主张“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建设公产制度的新国家，以求达到全人类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注：《不读书好求甚解》，收入《盲肠炎》集，见《沫若文集》第10卷第427页、425页。此外，“五卅”惨案的现实感受还使他写出了象《聂荧》那样紧密地配合当时反帝任务的历史剧，说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对诗人创作思想的影响。
比《野草》稍后，鲁迅追怀往事，在一九二六年二月至十一月间，写下了十篇“从记忆中抄出来”注：《朝花夕拾·小引》的散文。这些散文曾在《莽原》半月刊上陆续发表，总题曰《旧事重提》一词时，赋之新的内容，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用以说明，待到一九二七年五月编订成书的时候，才改题为《朝花夕拾》。在这组文章里，鲁迅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以青少年时代生活经历为线索，真实而动人地抒写了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的一组生活。《狗·猫·鼠》、《二十四孝图》、《无常》三篇议论与叙述并重，隐寓作家对执笔当时现实生活的针砭，写来挥洒自如，庄诙杂陈。《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等五篇，以亲切动人的笔墨，各各记录了社会生活的一面，几乎每篇都是一幅浓淡相间、色彩鲜明的风俗画或世态画。《藤野先生》和《范爱农》本意在追怀旧日的师友，却也写出了海外生活和革命运动的片断，境界更为开广。正如他的小说一样，鲁迅在这些散文里也创造了许多富有个性的人物，爽朗而多嘴的长妈妈，她有许多麻烦的礼节，却能够做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情；藤野先生纯然是一个诚笃而不拘小节的学者；范爱农生性狷介，他在自己的理想，却总是落落寡合。作品往往只用几段故事，便托出了人物的性格，使他们跃然纸上。例如长妈妈，当她切切察察地向人低声絮说的时候，“坚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这一段便很生动。再加上睡觉时伸开手脚，占领全床，以及终于买来了《山海经》，她的性格就表现得十分全面了。藤野先生对于生活很随便，上讲堂“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对于学术却又认真，严肃，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讲义，订正血管的位置，探询足骨的变形。在对比中，人物的个性便突了出来。范爱农的反对发电，时常瞪着多白的眼睛，自然都和他的个性有关，但真正使人感动的，也是几笔对比的描写：革命以前，他喝酒，说些“愚不可及的疯话”；革命以后，“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这是他性格中最本质的一点，写来朴素而又鲜明。不仅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是这样，便是三味书屋里“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大声朗读着的先生；爱用奇特的药引，说“舌乃心之灵苗”，“医能医病，不能医命”的陈莲河；在孩子面前怂恿打旋子，从旁计数，看见大人来了就说“你看，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的衍太太；以至纵使“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象一只螃蟹”一样走路的目空一切的大学生。这些都着墨不多，而能情态逼真，说明鲁迅在艺术创造上卓越的本领。
从《呐喊》到《彷徨》，每一篇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艺术构思都不一样，这不仅由于鲁迅在创作过程中经过反复的酝酿，而且也是他长期生活考察和艺术探索的结果。在表现上，有时多用白描尔的二元论和唯理论，以宣传和恢复伊壁鸠鲁原子论学说为，如《肥皂》，如《高老夫子》；有时侧重抒情，如《故乡》、如《伤逝》；有时则是白描和抒情的有机的结合，如《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等。小说都从多方面作了尝试和创造。早在一九二三年，茅盾在评论《呐喊》的时候就说：“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注：《读〈呐喊〉》，原载1923年10月8日出版的《文学》第91期，署名雁冰。后收入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及李何林编的《鲁迅论》后来鲁迅在谈到自己创作的时候，以为《彷徨》的技巧要比《呐喊》“好一些”，较为“圆满”注：在《〈自选集〉自序》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有过同样的表示。这些都说明一个伟大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在艺术上毫不懈怠的探求，从辛勤的实践里给人以多样的启发。鲁迅小说富于独创性，具有非常突出的个人风格：丰满而又洗练，隽永而又舒展，诙谐而又峭拔。这种风格的形成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外古典文学的涵养。鲁迅佩服中国传统艺术精深朴素的表现，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现实主义创作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在谈到中外作家创作艺术的时候，他称道了“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方法，认为作家需要以极省俭的笔墨，集中地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来，“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人物的外貌不重要。鲁迅是主张艺术形象应该做到“形神俱似”注：可参考《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的《译者后记》，《鲁迅译文集》第4卷第466页的，不过在他看来，一个高明的作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注：《集外集·〈穷人〉小引》这些意见有助于对鲁迅自己的作品的理解。鲁迅擅长于画龙点睛的手段，寥寥几句，既写出了人物的思想和感情，也写出了人物的面目和身型，并且给人以非常强烈的印象。无论是陈士成的“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游丝似的在西关门前的黎明中”震荡，或者是魏连殳的突然的长嚎，“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再或如祥林嫂临死之前，“消尽了先前的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却还执拗地提出了地狱有无的疑问。这些描写都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使艺术形象活了起来。尽管鲁迅笔底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很暗淡，而小说通过人物传递给读者的感情却又十分郁勃，使人读了之后，无法平静也不能忘怀，油然兴感地愿意去改变这些人曾经走过的生活的道路。“画眼睛”和“勾灵魂”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增强了艺术感染的力量：“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注：集外集·〈穷人〉小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还要求自己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注：《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在当时整个进步思想界中，进化论还占着重要的地位。从鲁迅的创作特别是杂感看来，他的思想也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进化论从唯物主义出发，承认生物界现象的相互联系，肯定事物的发展一般都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这种学说的出现是唯物主义思想在自然科学方面重大的胜利。马克思曾经称达尔文的著作为“含有我们见解的自然史基础的书”注：《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623页，三联书店1957年12月第1版。但是，进化论却不能越过自己的科学领域代替阶级论来解释社会斗争。社会发展又有它本身的规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动的社会尔文主义者就曾经利用自然进化现象说明社会发展规律，给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理论根据，认定以强凌弱是生存竞争的法则。进化论观点虽然约束了鲁迅的思想，但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根本不同，也没有象《新青年》里其他一些作者那样强调“生存竞争”以鼓励社会斗争，甚至用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曲解社会进化的意义。鲁迅从斗争的现实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引伸了达尔文学说里辩证主义的核心：发展观点和变革观点。他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诅咒“现在的屠杀者”，激烈地批评各种被扭曲了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并且引导青年前进。鲁迅清楚地看到新旧之间的冲突，要求给予新生事物以应有的地位。也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种阶级对立的事实往往为新旧冲突的现象所掩蔽，他还不能够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历史矛盾的根本核心正是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因而他的思想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一方面在一九一九年已经歌颂了人民创造的“新世纪的曙光”注：《热风·“圣武”》，另一方面到一九二三年还没有摆脱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方面散发着集体主义的思想光彩，主张“一分热”和“一分光”应该心悦诚服地消失于“炬火”和“太阳”之中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另一方面又还没有完全突破个性主义的樊篱，不仅正面援引了尼采的话，并且有“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惟一的光”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的疑惧。但是，由于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对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具有清醒的认识，敢于直面现实，主张韧战，主张“打落水狗”，这就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
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自受过官厅的迫逐，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普通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责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
但是，不等到《新青年》所发动的这个以西方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为指导的文学革命获得充分的发展并暴露出更多的弱点，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九一八年起，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渐次扩大和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播，中国革命就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五四运动发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式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处于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的文学革命，不可能不发生新的变化，打上新的烙印。
五四运动后，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帜，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形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介绍在“五四”后占了最显著的地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及其它刊物，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在李大钊主持下登出了大量评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刊载了他自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接着分别在《新潮》和《新青年》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也在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李大钊发起倡导下，一九二年三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青年》本身的思想倾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七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已发表宣言，反对“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希望消除“虚伪的、保守的”、“阶级的、因袭的”、“少数幸福的现象”，表现了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到一九二年以后，随着主编陈独秀思想发生变化当然，转变后的陈独秀也并不真是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当时的军阀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污蔑为“过激主义”，多次通令禁止，但这并没有吓退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也遏制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除《新青年》和上述《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之外，《晨报副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等许多刊物都宣传过社会主义。此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宣传更加深入。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介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先后在中国出版。一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有组织地到上海、长辛店、汉口、长沙等工人集中的地区进行实况调查，并从事社会主义的通俗宣传，这就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准备。
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学，同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学都有极大区别。这种文学一方面在阶级基础上仍不是单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有着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5页。，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了体现这些特点的现代文学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学和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无产阶级文学，最初虽然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影响的扩大，随着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革命实践的增多，随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少数革命工农参预文学创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无论在量的方面或者质的方面，都有增长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品中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显著，这种文学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坚实的发展。至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始终作为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逐渐转换自身的性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最终汇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洪流之中。历史驳斥了那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说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实的言论。无产阶级领导并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种力量为中坚，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性质。
二月春寒雪满山，高峰遥望皖东关。
西来两宿禅源寺，为恋林间水一湾。
音节自然，意境清远。至于另外一些感怀身世之作，于悲愤中夹杂着感伤，其凄苦正与黄仲则相似，感情颇不健康。作者自称旧诗于他“性情最适宜”注：《骸骨迷恋者的独语》。就艺术表现而言，这些旧诗在散文中不但是有机而和谐的部分，而且往往是感情最浓烈的部分。它们有助于使他的散文象小说一样表现出真率、热情、明丽、酣畅的风格。
郁达夫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在南洋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杀害。他的文学活动贯穿了从“五四”起到抗日战争止的几个重要革命时期。从最初表现青年的苦闷开始，逐渐扩大到反映劳动人民的不幸，以至描写革命风暴的到来，这种变化显示了时代浪潮推涌下作者思想的发展。但郁达夫的这种发展是十分曲折、时有起伏的。他始终仰慕光明，但并没有勇气真正参加革命；他不断地追求，然而结果往往是失望，甚至颓唐。这正代表了那些要求进步但未能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和弱点。从精神状态上说，郁达夫始终保持了“五四”知识分子和许多特色，“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注：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香港咫园书屋1946年9月出版，第33页，这是他的长处。但他缺少投身于革命的激流，站到时代最前列的勇气，思想水平大体上停顿在“五四”阶段，这又是他的短处。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同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对革命、对人生的态度全部诚恳地反映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杰出的价值，却有着鲜明的特色，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贡献。
早期创造社作家还有郑伯奇和成仿吾。郑伯奇1895—1979作品不多，但收在《抗争》集里的小说和剧作，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短篇《最初之课》借一个留日学生在第一堂课上的遭遇和感受，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侵略性质，能激发起读者的爱国感情注：参阅闻一多1922年7月29日给友人的信，《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9页。虽然实际上只是一篇速写，但它出现在反帝作品还不多的一九二二年，颇为可贵。独幕剧《抗争》，写热血青年同企图侮辱中国妇女的帝国主义士兵所进行的搏斗，表现了“五卅”以后人民群众高涨的反帝爱国热情，也有一定的战斗性。作者后来还写有短篇集《打火机》，揭露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社会面貌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的痛苦。郑伯奇这些作品，大多切实朴素，在创造社成员中显示了一种比较特殊的色调。成仿吾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但《流浪》集里也有幽婉的诗、随笔式的小说；某些方面与郭沫若的作品近似。一九二三年发表的独幕剧《欢迎绘》，从官僚家庭内部新旧两代冲突中，揭破旧统治势力的虚伪面目，表现了青年一代正义的反抗。它也是较早出现的谴责美国资产阶级堕落文化的剧作之一。张资平也是早期成员，有《冲积期的化石》等小说。他是新文学作家中写作长篇较早的一个。作品内容大多描写男女爱情，早期带有人道主义色彩。
最初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上发表小说的淦女士冯沅君，1900—1974，也是当时有影响的作者。《卷蓍》集里略带连续性的《隔绝》、《旅行》、《隔绝之后》诸篇，都以抒情独白和大胆坦露内心活动的方式，写出一对青年恋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对爱情幸福与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斗争结局虽仍是悲剧性的，但主人公们自誓“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这却是“五四”以后许多青年心理的真实写照。稍后，作者写有书信体小说《春痕》和短篇集《劫灰》，但思想作风已有变化，影响也不如早年作品之大了。
创造社还有若干后起的作者，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受着该社主要作家郭沫若、郁达夫两人的影响。倪贻德有《玄武湖之秋》、《东海之滨》、《百合集》等小说集，往往带着欷嘘叙述自己的身世，或怀着孤寂之感追忆逝去的爱情，以此寄托作者对世态习俗、旧式婚姻制度的不满和愤慨，这些作品大多浸透着郁达夫式的浓重感伤情调。冯乃超早年收入《红纱灯》集中的诗，工韵律而富色彩，但吟唱的却是“沉重的野烟，沉重的忧郁”注：《红纱灯·苍黄的古月》。到一九二七年以后，随着作者本人和整个创造社思想作风的剧变，发表于《创造月刊》上的《快走》、《今日的歌》等诗，已一洗原有作品中空虚孤寂之感，转而倾诉了农民劳瘦、地主坐肥的阶级不平。三幕喜剧《县长》还对国民党新军阀政权作了尖锐嘲讽和抨击。柯仲平1902—1964于“五卅”前后开始发表诗作，大多受有《女神》的影响。长诗《海夜歌声》和短诗《伟大是能死》、《跑雪曲》、《献与狱中的一位英雄》注：前两首短诗均发表于《语丝》周刊，后一首发表于《狂飚》周刊等抒发一种狂飚突发式的感情，多少显示了当时蓬勃高涨的爱国浪潮的某些侧影。一九二九年写成的五幕诗剧《风火山》，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严酷斗争。这些作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语言的芜杂散冗和表现手法的空幻不实，以及《风火山》里反现实的歇斯底里式的描绘，使作品受到损害。以上这些作者，有的后来改从其他专业，有的则在文学事业上得到了新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