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和朱穰丞领导的辛酉剧社在“五卅”和北伐时期，为当地士兵和群众。又有人在广州组织血花剧团。它们是中国话剧运动向前发展的主流。“北伐”开始的时候，《南国》特刊发表了田汉为，加强了他们的活动。
到一九二七年已出版了短篇集《故乡》、《，亦写乡村人情世态。他们除了上演前期话剧中的进步剧目外，还经常演出配合当时革命斗争的戏剧。“五四”以来进步的戏剧社团，以及学生演剧和稍后的工人演剧，这三部分代表了中国话剧运动中的进步力量，辛酉剧社为了“五卅”捐款援助工人。“五卅”之前已经风起云涌地成立的学生业余剧团，这一时期就更形活，但与冯文炳颇为不同。早年发表于《晨报副刊》的作品，人物形象也较为模，虽然技巧显得幼稚，就能获得真理。把“辩，载《莽原》半月刊第13期、：但《疯妇》以及《石宕》注：载《语丝》第103期诸篇，笔墨已伸向农村劳动者悲惨的处境。稍后的中篇《鼻涕阿二》失之拖沓，通过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主人公菊花身世的描述，却又较为真切地表现了浙东农村的落后习俗和传统心理。作者还写过为数较多的取材于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着重表现男女间喜剧性的感情矛盾，或对自私不健康的恋爱心理给以讽刺，显示了诙谐含蓄的风格如《理想的伴侣》、《口约三章》、《妹子的疑虑》。但这类作品开掘不深，讽刺之中又不无欣赏，大多社会意义较弱。《表弟底花园》写出一个想有作为而终于被环境压折了的知识青年的形象，揭示了潜藏于当时年轻人内心深处的悲哀，是其中较为可取的一篇。
郁达夫最后一篇小说是一九三五年写的《出奔》。它以大革命为背景，写一个青年革命者被地主腐蚀、收买到觉醒后焚烧地主全家而“出奔”的过程。作者怀着十分憎恶的心情刻划了地主董玉林的形象，揭示其贪婪、刻薄、阴险、残忍的阶级本性，暴露其丑恶灵魂。虽然这篇作品也有弱点，但它描写尖锐的阶级斗争题材而艺术上又能具有一定的感染力，这在郁达夫小说创作上是一个可喜的进展。
正是在作者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生活和艺术的经验有了较多的积累的情况下，一九二八年，叶绍钧写了长篇小说《倪焕之》，连载于当时的《教育杂志》上。
稍后开始短篇小说创作的，还有鲁彦和郑振铎。鲁彦王衡，1901—1944最初的作品收在《柚子》集里。他自己说：“写那些文章的时候，我的年纪还轻，所以特别来得热情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矗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呼号、咒诅与讥嘲常常流露出来。”注：《关于我的创作》有不少篇如《狗》、《秋雨的诉苦》其实是讽刺人们自私、愚昧、麻木心理的随笔体散文。《柚子》一篇借谐谑的议论的柚子似的人头的描写，控诉了封建军阀杀人如麻的罪行。在短篇《许是不至于罢》中，作者用诙谐之笔，揭示出财主王阿虞的阴暗心理及其狡猾的处世哲学，剖析了剥削者虚伪丑恶的灵魂，但把农民写得过分自私和缺乏觉悟。这一短篇开始显示出鲁彦作品的艺术特色。到《黄金》集里的一些小说，作者更有意使用冷峻地描绘生活与刻划人物的方法，现实主义成分有了增长。《黄金》一篇中的如史伯伯，从小康家庭突然中落之后，受尽周围人们的奚落和冷遇，陷于凄惶不可终日的窘境。尽管作者对如史伯伯有所同情，但严峻的生活逻辑，使他只能在作品结尾时让主人公从梦中得到“希望和欢乐”。跟冷酷的现实对照，这个圆满的梦，便包含了对本身也有严重思想弱点的主人公的讽刺。作品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侵入和农村封建恶势力逼迫之下，广大小有产者不得不迅速破产，并且在社会心理方面自然地形成了人人自危和世情浇薄的状况；从而对金钱势力、势利观念及旧习俗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有力的鞭打。从这些作品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境界上，都可以看出作者受了鲁迅和俄国、东欧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郑振铎1898—1958早年的贡献主要是在文学活动的组织工作方面，他编辑文艺刊物，撰写理论批评，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但也写了少量作品。除《雪朝》集里所收新诗和《山中杂记》所收散文外，还写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以朴实的文字留下了一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注：郑振铎：《家庭的故事》集前《自序》，如寄食者的死《五老爹》，投靠者的一生《王榆》，浪子的漂荡《九叔》，弃妇的憔悴《三年》等。《猫》、《风波》、《书之幸运》诸篇则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习好和情趣。以上两们作者的小说创作，正如文学研究会里别的一些作家一样，到三十年代都有新的发展——
白话散文的写作，也与小说、新诗并起。其中数量较多、成就较高的，是适应当时急遽的战斗要求而产生的杂感。这种文体，最初由于《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第七版等设置“随感录”、“浪漫谈”等专栏加以提倡而趋于兴盛，以后更经鲁迅等先驱者的长期努力哲学体系。，“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的代名词”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后来《向导》等刊物上的“寸铁”专栏，也正是这一战斗武器的运用和发展。
这里的“未来的开拓者”正是“近代的劳工”。人们再一次从诗人渴望变革的心情和奔腾丰富的想象里，接触到了表现在《女神》里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在政治思想较快发展的同时，郭沫若这个时期的文艺思想则仍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作为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日益觉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没有给他准备下“象牙之塔”，而目睹“五四”高氵朝后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水深火热的人民生活一步发挥道统之说。，更不能不使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主张中表示对时世的关切；但他一时又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纯艺术论思想的影响，在阐述诗歌的特征和浪漫主义创作要求的时候，往往羼杂着文艺无目的论和非功利主义的主张。同样是一九二三年，他既认为“任何艺术没有不和人生发生关系的事”，肯定“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命”注：《艺术家与革命家》，《创造周报》第18号，1923年9月9日。文末注“9月4日夜”，《沫若文集》第10卷误作“1924年9月4日夜”，又认为“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并不在乎使人能得共感与否”注：《艺术的评价》，《创造周报》第29号，1923年11月25日。文末注“11月23日”，《沫若文集》第10卷误作“1924年11月23日”。他一方面正确地反对“以为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观点，肯定艺术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却又将文艺对社会的从属关系颠倒过来，夸大文艺的作用，认为“要有优美醇洁的个人然后才有优美醇洁的社会。所以改造事业的基础，总当建设于文艺艺术之上。”注：《儿童文学之管见》，《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25年12月初版，240页即使在一九二四年提出了“我们是革命途上的人，我们的文艺只能是革命的文艺”，“促进社会革命之实现”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300页之后，一九二五年还没有完全清除纯艺术论思想的残余，在重视“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的同时，他又说过，“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是没有所谓目的”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文艺论集》第142页。按此文原为郭沫若1925年5月2日在上海大学的讲演词，由李伯昌、孟超合记，最初刊载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编辑的《文学》周刊第3期1925年5月18上；后收入《文艺论集》，文末仅注“5月2日”，该书1929年7月第3版注为民国12年5月2日，即1923年5月2日；《沫若文集》第10卷又注为“1924年5月2日”，年代均有错误的。不过，已经确认“物质是精神之母，物质文明之高度的发展和平均的分配才是新的精神文明的胎盘”的郭沫若，下决心要改变“从前深带个人主度色彩的想念”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9页，并且认真地投入了实际斗争，这样，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终于逐渐摆脱了文艺思想上的这种陈旧的羁绊。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沉睡的中国大地蠕蠕欲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接着爆发。在这个时期里，《新青年》杂志成为鼓吹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阵地。鲁迅于一九一八年起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活动，陆续发表小说、论文和杂感。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刊登于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这是一份最激烈的向封建主义宣战的檄书，以文学的形式揭露“礼教吃人”的罪恶，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鲁迅接着又发表《孔乙己》、《药》等短篇，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大大地激动了处身于革命浪潮中的青年，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他在同一时期写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当时提出的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以思想明澈和论证严密著称。这些有力地表现时代思潮的小说和文章，不仅助长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声势，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鲁迅是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广大的作家。
除上述诸方面外，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也是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译载《娜拉》等作品起，这种介绍就步入一个新的段落，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近代的任何时期。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田汉、周作人等都是活跃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当时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俄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国、日本、印度的一些文学名著，从这时起较有系统地陆续被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使中国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开始有了某种“共同的语言”，帮助了中国新文学进一步摆脱旧文学的种种束缚，促进了它的改变和发展。由于当时许多人还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分不清外国文学中的精华与糟粕，积极部分与消极部分，因此在译介大量优秀作品的同时也推荐了不少平庸甚至反动的作品。而有些新文学拥护者特别是《新潮》方面人物盲目鼓吹“全盘西化”，提倡所谓“欧化的白话文”、“欧化国语文学”注：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更给新文学的发展带来过消极影响。但是，“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的介绍，总的说来仍然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鲁迅、郭沫若等许多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都表明他们在努力独创的基础上曾经接受过外国文学的积极影响。先驱者们曾经把俄国进步文学的研究和介绍，放到最为突出的地位。他们不仅从十月革命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而且从俄国文学中看到“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注：《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瞿秋白在一九二年三月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对此作过说明：
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总要在它的内部产生对立物，使原来似乎是统一的东西发生分裂。由“五四”文学革命所建立的新文学统一战线的逐步分化，是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经过斗争，固然胡适及其他资产阶级右翼文人脱离了统一战线弥勒。夸大感觉器官生理特点的作用，把认识说成是感官自，但新文学队伍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却大大加强。鲁迅说得好：“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事实也确是如此。在新的形势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文学运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愈来愈多的进步知识分子加入了进步文学阵营，这就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和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新文化运动从“五四”前夕兴起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日益觉醒的过程，是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日益结合的过程，是中国先进分子由向西方寻找真理而转到“走俄国人的路”的过程，是来自国外的各派思潮在中国同时传播并引起思想界开始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学革命兴起和获得发展的过程。一句话，这是新文化运动随着整个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发生伟大转变的过程。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正因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这样一个分水岭，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资产阶级文学，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思想因素，不仅同无产阶级文学有质的不同，而且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学上的代表，反封建时固然极为软弱，同帝国主义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斗争深入之后，很快倒戈成为反动势力的维护者。此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的文学成分。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学上的产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还曾出现过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文学”——这些都是文学上的逆流。现代文学里各种成分的纷然杂陈和相互斗争，正推进了文学上不同力量之消长，显示了错综复杂的情势。
大会决定同国际左翼文艺运动发生联系，同国内革命团体建立密切关系，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大会讨论了帮助新作家、培养工农作者、出版机关刊物等事项，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作出了具体规划。大会还选出沈端先、冯乃超、钱杏村、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稍后，茅盾、周起应周扬相继自日本回到国内，也分别参加了“左联”的工作。
鲁迅在“左联”成立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他着重阐明左翼作家如果不和实际斗争接触，只是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他指出这样的“‘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当时不少革命作家深信自己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对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理解不深或重视不足。鲁迅的这些见解是最切实的诤言，其中包含的必须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建立和检验革命世界观，更是十分深刻的思想。鲁迅还说明作家决不能自以为高人一等，革命成功后理当格外受到优待。他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正确地说明了文学工作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对于一些抱着个人幻想而参加革命文学运动的人是有益的针砭。此外，鲁迅还分别阐述了“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等四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鲁迅密切地注视着中国文艺界的变迁和十月革命后苏联作家思想的动向，并对这些现象作了深刻的分析。这篇讲话系统地总结了他这些观察剖析之所得，特别是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倡导时期的经验教训，针对当时存在的“左”的倾向，就建设革命文学的许多关键问题，提出精辟的意见，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和理论威力。它的重大意义，随着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日益为人们所理解。鲁迅是经历了长期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这篇讲话，充分显示了这一可贵特点。
“左联”自成立后，陆续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头》、《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和秘密发行《文学导报》创刊号名《前哨》、《文学》半月刊等杂志，还改组或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至于由“左联”成员出面主持编辑、出版的刊物，为数更多。“左联”在北平和日本东京两地设有分盟，在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地成立小组分盟和一些小组亦办有刊物，成员不断增加，吸引了大批左翼文艺青年。冯乃超曾撰文说明：只要是“能够理解革命，理解社会变革的必然，而且积极地能替革命做工作”，“能够在‘左联’的旗帜下面，‘左联’的纲领下面斗争，他就是‘左联’的同志”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左联”产生之历史的意义》，《萌芽月刊》改名《新地月刊》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可以看出，“左联”正是在党领导下为了克服宗派情绪、广泛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成立的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它的出现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发展，具有特殊深远的意义。
“左联”的成立和活动，大大密切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它明确地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翼，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展开英勇的斗争，使“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左联”执行了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参加革命诸团体”、“与各革命团体发生密切的关系”等决议，经常派代表参加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左联”还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在中国的支部。从加入“左联”之日起，“盟员差不多全体都有参加实际社会斗争的决心”注：《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编辑后记》，1930年4月。一些盟员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政治团体，更多成员从事工人运动，投身反蒋、反帝的实际革命斗争。“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左翼作家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成立“中国著作家抗日会”，进行抗日反蒋宣传。“左联”的这些活动，宣传了革命斗争，扩大了革命影响。“左联”鼓励作家创作为革命现实服务的作品，一些刊物上还登载苏区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消息。为了使文艺作品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斗争，左翼作家开始探索文艺与群众结合的道路，因而有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初步的创作实践。
由于文艺工作具有很大的群众性，也由于这一时期的革命文艺工作特别活跃，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迫害，也格外残酷和险毒。就在“左联”成立的那年秋天，左翼戏剧演员宗晖被杀于南京。翌年二月七日，左翼文化工作者李伟森李求实注：李伟森不是“左联”成员，追悼时因他与“左联”关系密切，放在一起，后来习惯地称“左联”五烈士和“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被暗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非法逮捕作家丁玲、潘梓年等，并当场杀害诗人应修人。同年，作家洪灵菲被害于北平，诗人潘漠华被捕于天津，第二年牺牲于天津狱中。各地作家和文艺青年被捕杀和监禁的，难以确切数计。鲁迅长期被反动政府通缉，他的名字曾列在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上。此外，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查禁革命文艺作品，捣毁进步文艺机关等，仅一九三四年二月，就查禁文艺书籍近一百五十种，作品被国民党审查机关扣留、删改者，更是不计其数。对进步文艺机关的破坏，自一九二九年二月查封创造社、一九三年四月查封艺术剧社之后，愈演愈烈，手段也愈来愈毒辣卑鄙。一九三三年国民党特务捣毁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并恫吓上海各电影院不得放映由田汉、沈端先等编导的电影。湖风、北新、良友等书店也先后被封或被捣毁。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象鲁迅当时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前哨》第1卷第1期，1931年4月25日这正是“左联”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值得珍视的宝贵传统。
“左联”就是在这样艰苦险恶的环境下，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英勇战斗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左联”通过有斗争、有团结的方法，争取了报馆、书店以及别的文化机构中的成员，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森严的文网统治下，“左联”一些刊物常常变换名称继续出版。鲁迅则发明了著名的“钻网术”，体现了出色的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争艺术。鲁迅为“左联”提出广泛团结尽可能多的作家的任务，他说：“其实有一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注：致王志之，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书信集》1976年版下册第1060页瞿秋白在沪养病期间自一九三一年春夏至一九三四年初，也曾密切地同鲁迅合作，在文化文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注：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左联”以鲁迅为旗帜，根据“九一八”以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情绪日益高涨的新形势，采取顽强而灵活的工作方式，联系和团结一些进步作家，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部分地避免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巩固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左联”原是初步克服无产阶级文学倡导时期宗派主义情绪的产物。“左联”成立后，虽然原先那种“左”的宗派情绪并未肃清，而且在王明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后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曾再度抬头，但随着抗日反蒋运动的高涨，“左联”同广大进步作家之间的联系逐渐密切，统一战线在一些方面有所扩大，戏剧界、电影界成绩尤为显著。这些工作，为后来爱国文艺工作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左联”还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展了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左联”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文艺思想战线上的批评和斗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除有明显的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外，也着重指出了在理论批评战线上展开斗争的必要性。这个时期里，革命作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克敌制胜的武器，先后跟“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反动的文艺派别或错误的文艺主张作了斗争。左翼作家在创作问题以及其他文艺问题的探索上，也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传播。
与此同时，创作方面也获得了出色的成就。在“五四”时期或稍后开始文学活动的作家，受到新的革命斗争的洗礼，世界观发生变化，作品的面貌也随之有了改变。鲁迅的杂感和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新的探索和进展，他的杂感在紧张的政治斗争中更显示了锐利的战斗锋芒和批判力量。茅盾的《子夜》和一些短篇，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蒋光赤也写了《咆哮了的土地》等比较优秀的作品。在“左联”的培养下，新的作家不断涌现。他们大多是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冲激，逐步走上文学的道路，和“五四”新文学传统有着深切的血缘关系。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正式开始文学创作，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其中象张天翼、殷夫、叶紫、沙汀、艾芜等人，成为当时或后来的重要作家。这个时期文学创作最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和工人群众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成为很多作家努力描写的内容。作品中的这些革命者，或则在艰苦流亡的生活里坚持斗争，或则被捕入狱，毫无惧色地面对着酷刑和死亡。反映工人生活的创作，着重揭露反动统治的罪恶和资本家的剥削，以及歌颂工人阶级的反抗。随着农村革命的深入，农村生活和斗争的题材也逐渐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家原是来自农村，有的还参加过这些斗争，有较深厚的生活基础，因而在表现农村生活方面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它们以真实生动的艺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也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此外，三十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学作品里有比较真实、集中的绘状；“九一八”、“一二八”以后，反映人民抗日救亡要求的作品逐渐增多。所有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强烈的战斗性、高昂的激情、充沛的乐观主义精神，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联”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也存在一些重要的缺点和错误。在政治上，无论是“左联”决议或实际斗争中常表现出“左”倾路线的一些不正确观点，如不适当地强调“反右倾”、“反资产阶级”，不注意利用公开的合法的斗争方式，却要在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搞“飞行集会”、“节日游行”、“总同盟罢工”，甚至鼓吹“武装暴动”，以致容易暴露自己，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九一八”后接受了“只有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武装保卫苏联”之类脱离群众的口号。在理论工作上，未能充分从中国社会和文学运动的实际出发，有生硬搬用外国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在组织工作上，把“左联”看成政党一样有严密纪律的组织，没有尽可能多地团结争取进步作家共同战斗，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关门主义毛病。在创作中，不少作品内容上有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缺少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有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尽管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曾在实际工作中提出过许多正确、深刻、中肯而切实的意见，有时却不能被“左联”一些成员较好地理解和接受。这些缺点和错误，在客观上是由于反动派实施严酷的白色恐怖，阴隔了“左联”和苏区革命斗争以及工农民群众的联系；而党内几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更给“左联”工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主观上，则由于大多数革命作家虽然决心献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却还保留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列宁说过：“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运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产生出来，就具有纯粹的阶级面貌，完整地出现在世界上，……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只有经过最先进的工人、所有觉悟工人的长期斗争和艰苦工作，才能摆脱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杂质、局限性、狭隘性和各种病态，从而巩固起来。”注：《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列宁全集》中译本第20卷第248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那些弱点，就主观原因而言，就是革命作家思想感情上还残存着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杂质、局限性、狭隘性和各种病态”的产物。尽管如此，左翼文学运动在实践中，对于某些缺点错误仍有不同程度的克服。“左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光辉的篇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这是对于“左联”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高度的历史评价。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以外，还有受到它的积极影响、与之相互配合的革命的或者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的文学活动。这些作家没有象“左联”这样共同的严密组织，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学运动，也没有象前一个时期那样，组成众多的文学社团，各自提出鲜明的文学主张。他们往往由一些文学见解比较一致的作家，出版刊物，编辑丛书，由此集合一批文学好尚与之相近的作家，共同进行活动。他们先后出版了不少文艺杂志，其中著名的有《文学》郑振铎、王统照等主编、《文学季刊》郑振铎等主编、《文季月刊》巴金、靳以主编、《文丛》靳以主编等，其中以《文学》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此外，象“良友文学丛书”、“开明文学新刊”、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以及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都编入和出版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对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大多一方面受到反动势力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另一方面，则得到“左联”或其成员的真诚合作和大力帮助。这个时期里，他们写了许多作品，也出现了象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和《日出》、老舍的《骆驼祥子》那样杰出的作品。他们创作的内容多是暴露批判旧中国的黑暗现实，着重于抨击上层社会的腐败和堕落，刻划下层人民的不幸和苦难；有的作品还表达了对于光明未来的憧憬与追求。他们基本上都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各方面都具有这一阶级共同的弱点。由于一方面感受到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一方面未能认清革命力量和前途，他们的不少作品往往调子比较低沉，气氛比较黯重，对于现实生活中革命主流和人民力量缺少有力的描写；有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还有明显的错误。但总的说来，这些作家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又受到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冲激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推动，思想和创作都在不断摸索中提高。他们的作品，就其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就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而言，较之前一时期许多作品有了明显的进展。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可靠同盟军，他们的作品是我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和原来“左联”成员更紧密地团结一致，并肩作战，共同前进，在各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