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也频1903—1931开始文艺活动在一九二四年，较早作品涉及题材很广，写成《圣徒》短篇集、《也频诗选》、《。一九三年，创作量很大，同时用胡崇轩署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与人合编了北京《京报，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和发，
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文笔流畅明快，间或流露着幽默和讽刺。这些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还嫌不够，政治意识也不明显。一九二九年作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此后数年内，从生活见闻中信手拈来。以后则较集中于对不同类型，
除以上主要人物外，作品还描写了顾八奶奶的庸俗愚蠢和故作多情，从黑三的凶狠残忍中衬托出了，李石清的狡黠毒辣和洞悉人情，从翠喜的悲惨境遇和真挚感表中写出了下层人民的善良。通过这许多成功的舞台形象的描绘行星由静止而开始运动的某种外在力量。，。这个矛盾社会的操纵者就是没有出场的人物金八，正象代表光明而同样没有出场的工人一样，这个人物也未获得形象的力量。但就全剧所显示的剖面看来，他当然是一个拥有实际势力的封建、官僚、买办阶级的代理人，是民主革命的对象。《日出》这部作品的矛头就是直接指向这种势力的。戏剧进行到结束时，显示阳光的出现已经不远，“有余者”濒临末日。
祥子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普通车夫的形象，在他身上具有劳动人民的许多优良品质。他善良纯朴，热爱劳动，对生活具有骆驼一般的积极和坚韧的精神。平常他好象能忍受一切委屈，但在他的性中也蕴藏有反抗的要求。他在扬宅的发怒辞职，对车厂主人刘四的报复心情，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一贯要强和奋斗，也正是不安于卑贱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他不愿听从高妈的话放高利贷，不想贪图刘四的六十辆车，不愿听虎妞的话去做小买卖，都说明他所认为的“有了自己的车就有了一切”，并不是想借此往上爬，买车当车主剥削别人；他所梦想的不过是以自己的劳动求得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这是一种个体劳动者虽然卑微、却是正当的生活愿望。作品描写了他在曹宅被侦探敲去了自己辛苦攒来的积蓄以后，最关心的却是曹先生的委托，就因为曹先生在他看来是一个好人；还描写了他对于老马和小马祖孙两代的关切，表现出他的善良和正直。他的悲剧之所以能够激起读者强烈的同情，除了他的社会地位和不公平的遭遇外，这些性格特点也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象这样勤俭和要强的人最后也终于变成了头等的“刺儿头”，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就格外清楚地暴露出不合理的社会腐蚀人们心灵的罪恶。作品写道：“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理。”又说：“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老舍正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怀着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写下这个悲剧的。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激愤的控诉力量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深深地烙上读者的心坎。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牺牲者外，作者在《家》里还写了琴和许倩如，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虽然许倩如只是一个影子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琴还正在觉醒的过程中。到《春》里，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长，不仅琴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淑英。她从觉慧的出走引起了心灵的波动，从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终于走上了觉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们的”这话的意义。《春》和《秋》中所展开的是比《家》中更加深化了矛盾。在长辈们的虚伪与堕落的衬托下，《春》里面主要描写一些心灵纯洁的少年男女的活动，为淑英性格的成长和觉醒提供了条件。情节的开展比《家》来得迂缓，而精神仍是一贯的。淑华的活动主要在《秋》里，这是一个性格单纯开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乐的声音常常调剂了某些场面中的忧郁情调，给作品带来了一些明朗的气氛。她最后也逐渐成长起来，有了“战斗的欲望”，而且与旧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辩。和她成为对比的是淑贞的命运，正当淑华争取到进学堂的机会的时候，淑贞就跳井自杀了。这是个生活在愚蠢和浅妄的包围中而从来没有快乐过的木然的少女，通过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长辈们的虚伪和丑恶，说明了封建主义对于人们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严重的摧残。这些少女们的活动，包括绮霞、倩儿、翠环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子夜》不仅从吴荪甫同赵伯韬在益中信托公司和公债投机市场上的矛盾和斗争来描写他的性格和命运，它还写出了吴荪甫同农村封建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他对农民武装起义的势不两立的态度，而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更显露了他拚命压榨工人、仇视革命的反动面貌。当他从报纸上知道双桥镇被起义农民占领的时候，“他狞起眼睛望着天空，忽然转为贫怒：‘我恨极了，那班混帐东西！他们干什么的？有一营人呢，两架机关枪！他们都是不开杀戒的吗？嘿！……’”字里行间仿佛传出了他的咬牙切齿的声音。他也有时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那是因为它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因为他的权力的铁腕不能直接达到那负责者”。他企图从工人身上挽回因外货倾销和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企业的不振，想吸尽工人血汗弥补他在投机市场上所受到的损失，他利用工贼、特务和反动军警破坏工人罢工运动。这些地方，作品成功地揭示了一个仇视劳动人民、喝血自肥的反动工业资本家的形象。作品还从吴荪甫的家庭生活和周围人物的描写烘托出了资产阶级由贪心和利欲所形成的冷酷无情的灵魂。他无法抗拒历史的必然法则为他安排下的失败的命运。他只能用伪装的镇静来掩饰内心的惶惧和不安，从来不让人家看见他也有苦闷沮丧的时候，即使是他的妻子林佩瑶。他依靠强烈的刺激来暂忘“那叫他们抖到骨髓里的时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业的危机”，只能用“死的跳舞”来排遣失败时的苦痛，并几乎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悲剧性的命运。吴荪甫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
《蚀》的第三部《追求》，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所说，意图在于“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其中所写的人物，在革命高氵朝期间都曾有过一度的昂奋，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既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但又囿于阶级的局限，认不清自己的正确道路，故虽各有所追求，而最终都不免于失败。张曼青的“教育救国”和王仲昭的“新闻救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着自己，也毁灭着别人；另一人物史循，则由怀疑、颓废以致求死不得。“理想与事实不相应合”，是这些人在“追求”失败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鲁迅曾经解释自己杂感的特点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杂感的形式多种多样，总的说来，这种文体大都结合着评论和文艺两种因素，在表达某一思想内容的时候学任教。1945—1948年当过法国驻梵蒂冈大使。断言为基督，既要有绵密的逻辑又要有生动的形象。“不留面子”和“常取类型”正好适应了这样的要求。从杂感的直抒己见而言，和论文较为接近，需要有论文的条理和层次。但杂感展开逻辑的方式又不完全和普通的论文相同，因为它是艺术品。鲁迅说过：“通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注：《两地书》三二“曲折”在这里并不意味隐晦，而是表现的一种特殊方式。鲁迅不常在杂感里作出直接的结论式的答案，他往往采用对比、暗示、取譬、借喻等等手段，通过客观的叙述揭发内在的矛盾，使人从事物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启发。例如为了批评出版界的贫乏和草率，他说：“生得又高又胖并不就是伟人，做得多而且繁也决不就是名著，而况还有‘剪贴’。但是，小小的一本‘什么abc’里，却也决不能包罗一切学术文艺的。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溜了浊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注：准风月谈·由聋而哑这里指出了量和质的关系，量多不一定等于质好，然而量中求质，以一道浊流和一杯清水相比，量多却又包含着达到质好的条件。和一般的推理不同，这些论证都是具体的，以内在的逻辑取胜，读来委婉而又明白。杂感的作用和别的艺术形式一样，重要的是运用生活现象来说明问题，正如演绎数学的时候需要列出正确的方程式，使读者能够根据方程式去寻求答案，水到而后渠成。这样才能耐人咀嚼，令人信服。鲁迅有时还采取具有象征意义的手法通过对某一常见现象的综合和描摹，合乎逻辑地引起人们对更大的问题的联想。《伪自由书》中的《现代史》和《准风月谈》中的《看变戏法》，写的是走江湖的耍把戏，敛钱财，然而意在言外，从作者的暗示中，人们却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国民党政权虏掠剥削、无所不用其极的丑态。沟通这种联想的是由事物本身的逻辑而引起的相互之间的精神联系。类似的例子在鲁迅的杂感里比比皆是。譬如《准风月谈》里的《爬和撞》，就以生理动作比拟精神现象，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竭力宣传的生活哲学。一种是让人安分守己地“爬”：“耕田，种地，拣大粪或是坐冷板凳”，背着苦恼的命运，“拚命的爬，爬，爬”，“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并且借此培养他们的错觉，使他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有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另一种是专门对付“爬”得不耐烦的人的办法：“撞”。发行“航空奖券”，制造投机机会。“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好，“妻、财、子、禄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么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爬”和“撞”是统治阶级一手制定的控制人民、防止反抗的办法。鲁迅以具象的动作画出了抽象的哲理，通过内在联系把两者结合起来，写得丝丝入扣，无懈可击。这不是论文的推理，因为它借助于生活的形象；也不是小说的描写，因为它仍然以议论为主。这是杂感展开理论逻辑的特殊的手段和方法。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讨论，是文艺大众化运动多次讨论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涉及问题最多的一次。在这以后，革命作家还就文艺大众化的几个重要问题，如旧形式、大众语、通俗化等，分别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两个口号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爱国的、共同对敌的口号。正因为如此，阶级敌人对两个口号虽然或歪曲，或利用，但都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他们说：“左翼作家所倡导的‘国防文学’度在法国、英国和南美等国流行。现在巴西还有人道教堂。，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所谓‘人民阵线’，均系以宣传抗敌为烟幕，以挑拨人民对政府发生恶感为手段，以鼓吹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毒害人心，为祸社会，良非浅鲜。”注：《文学与民族精神之关系》，《浦声周刊》第82期，1936年12月14日
在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中，冯雪峰在谈到文艺的社会功能的时候，曾经正确地指出：“越能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现实，越能把握住客观的真理，则它越是伟大的斗争的武器。”在整个论争过程中权力意志争夺的表现，而战争则是最高的表现形式。断言生，他是比较强调反映客观现实，反映生活真实的一个，同时他又说明，“要真实地全面地反映现实，把握客观的真理，在现在则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才能做到。”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这本来是一个辩证的提法，中惜作者没有继续深入地发挥下去，就匆匆搁笔，却反而让苏汶把这个论点接了过去，为自己辩解，说他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得不够清楚，让人误解了的缘故。不仅如此，苏汶还歪曲原意，另加解释，继续写了《批判之理论与实践》、《作家的主观与社会和客观》等文，乘机宣扬将文学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对立起来，反对政治“干涉”文学的谬论，意在引导作家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这种论调和革命文学内部上述那种轻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观点，互相呼应，彼此默契。当时，周起应作为后期“左联”主要领导人之一，坚持进步世界观的重要作用，及时地批评了这些错误论调。一九三三年五月，他在《文学的真实性》注：《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真实’问题，决不单是作家的才能，手腕，力量，技术的问题，也不单是苏汶先生所说的‘艺术家的良心’、‘诚恳的态度’等等的问题，而根本上是与作家自身的阶级立场有着重大关系的问题。”这个论点给予文学的真实性问题的考察以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他还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说明“无产阶级的主观是和历史的客观行程相一致的”，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能够和客观的真实性相统一。针对苏汶借口保证文学的真实性以排斥文学的无产阶级党性的论调，他论证了为要求得文学的真实性，更需要作家自觉地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正确原理。同年十一月，周起应将当时正在苏联文艺界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第一次介绍到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在批判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特别是它将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混为一谈的错误以后，经过长时期讨论提出来的创作理论。周起应强调这个新的口号的提出对于创作方法的发展的积极意义。在具体介绍这一创作理论时，他一方面指出象“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那样，“忽视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依存关系看成直线的，单纯的”，“把创作方法的问题直线地还原为全部世界观的问题”，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认为决不能因此低估以至于抹杀作家世界观在创作实践中的重大作用；他说：“艺术的创造是和作家的世界观不能分开的”，一些杰出的古典作家之所以不能达到现实之全面的真实的反映，就因为他们的“世界观的局限性和缺陷的缘故”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这是关于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在这以后不久，否定世界观对于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的论调竟又在革命文艺界内部公开出现，周起应接着又以周扬署名写了《现实主义试论》，除批评胡风无视典型的个性化这一错误外，着重阐明“新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必须以现代正确的世界观为基础”，固然不应“对作家强要把习得正确的世界观当作创作前提的条件”，“但是确保和阐扬这个世界观却是诱导作家走向正确的方向去的最大的保证”注：《文学》第6卷第1号，1936年1月，给予这种论调以直接的驳斥。否定世界观的重要性，实际上会导致作家忽视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要性，使文学离弃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当这种有害于革命文学发展的论调在革命文艺界开始出现的时候，立刻给予批判，廓清其可能发生的恶劣影响，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注：载《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引文内“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上作“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据当事人冯乃超回忆，应以“失掉社会地位”为准
在早期话剧创作上作出了成绩的还有洪深1894—1955。他在一九一六年就写了同情劳苦群众的《贫民惨剧》，这一时期又写了被作者自称为“不是趋时的作品”《赵阎王》一九二二年。剧中的赵大赵阎王原是农民，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村，逼得他家破人亡，在军阀部队里当了兵。他几乎无恶不作，但就在他进行各种罪恶活动以及偷盗被营长克扣的全营弟兄饷银的时候，他内心充满了矛盾斗争，比起他的上司营长来倒还算稍逊一筹。他对营长十分服从，挨打挨骂也一味顺受。和他一起当兵的老李却比他看得清楚。老李从多年的经验认识到：“官高钱多，天下通行，今儿的世界，做大大的坏事，是高升发财；做小小的坏事，是挨骂送命；要是安着好心行好事，那是行不去！”当赵大被打死以后，他便按照自己的哲学携款潜逃。在当时的军阀队伍中象赵大、老李以及营长这些人并不少见，洪深把这些同样为非作歹，而又各具特点的人物表现在舞台上，借以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罪恶，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但剧本还有明显的局限，这正如作者后来所说：“我只想说这样的罪恶者是这样的社会造成的，而我没有能够接着说出应该有的结论，即是，倘不改变这样的社会，将无法消除象赵阎王所做的那些罪恶。”注：《洪深选集·自序》在艺术表现上，前半部比较成功，对话简洁有力，写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后半部进入追叙赵大所犯罪行告密、活埋人等，由于袭用欧尼尔《琼斯王》的艺术手法，长段的变态心理描写，浓重的神秘色彩渲染，都为观众和读者所不习惯。
为我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二月春寒雪满山，高峰遥望皖东关。
诗集《恢复》出版于一九二八年，集中二十四首诗作，写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岁月里。诗人当时经历了一场大病。反动统治者的血腥屠杀和疾病的摧折并没有磨损他的革命意志，相反地，他用更高亢、更坚决、也更充实的诗篇对它们作了响亮的回答。
郭沫若对于大自然怀着深情。《女神》中有不少歌咏大自然的诗篇。诗人当时正受泛神论思想影响，认为“全宇宙的本体”只是万物的“自我表现”，而人则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喜欢讴歌自然，并把自己溶解在广阔的大自然里，达到“物我无间”的境界。这在《光海》、《梅花树下醉歌》等诗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歌咏大自然的诗篇，不仅倾心大自然的伟大和美丽，它们又和《女神》中的其它诗歌一样，向往光明和新生，向往劳动和创造，渗透着积极向上的精神。诗人歌唱的是“日出”和“春之胎动”，赞美的是“太阳”和“雪朝”。他在“无限的大自然”里感受到“生命的光波”和“新鲜的情调”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他从在他“头上飞航”的“雄壮的飞鹰”想到他“心地里翱翔着的凤凰”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在这一部分诗里，有气象宏传、壮阔飞动的描画，也有笔致宛约、清丽幽静的篇章；但无论是礼赞“波涛汹涌着”的大海、“新生的太阳”和“天海中的云岛”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或是歌咏“池上几株新柳，柳下一座长亭”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以及“含着梦中幽韵”的“醉红的新叶，青嫩的草藤，高标的林树”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总是流转着一股清新的气息和足以使人愉悦、奋发的乐观主义色彩，洋溢着“五四”时代蓬勃进取的精神和诗人自己的飞扬凌厉的朝气。在这里，同样显示了郭沫若和同时代那些浅斟低唱、流连光景的诗人，从思想到情趣，都具有显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