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都跛了脚——
从一九三九年初开始，这些文章联系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哲学、政治。广泛地涉及到文学、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民，大众化，举行座谈会，周扬、艾思奇、萧三、何其芳、柯仲平、冼星海、罗思等。在延安首先展开了民族形式问题的学习讨论，更为坚实与丰富”，“因为民族形式之建立；强调“利用旧形式不但与发展新形式相辅相成，且正是为实现后者的目的的，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的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先后在，结合抗战以来文学，阐述了对于民族形式问，并不能单纯依靠于旧形式，而主要地还是依靠对于自己民族现实生活的各方面的绵密认真的研究，而尤其是对目前民族抗日战争的实际生活的艰苦的，对人民的语言、风习、信仰、趣味等等的深刻了解，只有“在活生生的真实性上写出中国人来，这息然就会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周扬：就会：《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载《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在讨论中已经初步提出：“这种更中国化的民族形式的文学的基础应该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还在生长着的新文学呢，还是旧文学和民间文学？”注：何其芳：《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载《文艺战线》第1卷第5号，1939年11月16日的问题。有人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都是脱离大众的、欧化的、非民族的，民族形式必须从头由旧形式发展出来；也有人对利用旧形式持否定态度。但这些意见在当时未能展开充分讨论，大部分文章是以阐述学习中的体会和收获为主。同时，在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统区也展开了学习和讨论，晋察冀的《边区文化》，国统区的《文艺战线》，《文艺阵地》上，纷纷发表讨论文章，指出“在文艺领域里……提出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注：巴人：《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载《文艺阵地》第3卷第10期，1939年9月1日。
值得注意的，还有初期出现的集体创作形式，这是戏剧创作上的新动向。其中最著名的是《保卫芦沟桥》，这个剧本在芦沟桥事变后数日内，即由夏衍、于伶等二十余人集体创作并演出彼岸性见“此岸性与彼岸性”。，由洪深、唐槐秋等十余人组成导演团，八月七日起动员了近百名戏剧电影界的主要演员参加演出，盛况空前、影响很大。它揭开了抗战戏剧的序幕。全剧气势宏伟，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日精神。剧本着重在气氛的渲染，对于人物的塑造不够注意。这种戏剧的集体创作形式，适合于及时反映抗日现实的需要，在延安有周扬、沙可夫等的《血祭上海》，在广州有夏衍等的《黄花岗》，在西安有萧红、端木蕻良等的《突击》，在武汉有罗荪、锡金等的《台儿庄》和崔嵬、王震之等的《八百壮士》，一时成为风尚。
“文协”为民族解放战争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当时以写作抒情散文著称的，还有陆蠡？—1942和丽尼等人。陆蠡在抗战前写有《海星》、《竹刀》二集，文字清新委宛，对不合理的旧世界时时提出直接的控诉。《水碓》《海星》一文描叙被水碓捣成肉酱的童养媳的悲惨故事；《哑子》《海星》勾画了一个“天生的不具者”，一个受人剥削、践踏而诉告无门的劳动者的遭际；在愤激的语调里认识活动的特点及过程作了考察。把唯物论和无神论相结合，，表达了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正直心灵。一九四年出版的《囚绿记》，写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耻辱”《池影》的时候，而作者那时又留居在已成“孤岛”的上海，字里行间更是洋溢着“寂寞”和“激怒”的感情。文笔朴素，而清婉动人。陆蠡于一九四二年被日本法西斯强盗杀害。丽尼的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抒发了阴暗的时代给作者带来的苦闷，其中充满了“个人的眼泪，与向着虚空的愤恨”注：《〈黄昏之献〉后记》，于低徊忧悒的笔调中回荡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如《鹰之歌》等篇，文字清丽，但缺乏具体描绘，有时不免给人以空泛与雕砌之感。
……
创作倾向与左翼作家相似的还有罗淑？—1938。她有《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等三个小说、散文集。其中《生人妻》一篇，写四川沱江上游山地里的一个农民，在贫困无助的情况下终于不得不出卖妻子的故事，作者以女性的敏感和同情描画了这一对夫妇的悲剧命运和纯朴真挚的感情。就题材而言，这篇小说颇与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相似。但柔石着重表现母亲的顺从和由此而来的屈辱朱熹更加强调：“敬只是在此心自做主宰处。”并且认为：“若，罗淑却突出妻子的倔强和从而爆发的抗争；不仅写出了农民的深重苦难，也表现了他们最初的觉醒。由于写得深切动人，《生人妻》发表后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好评。
沈从文最初以“休芸芸”的笔名，在北京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短小的作品。从一九二八年起，他在大学教授“小说习作”；为了给同学作习题举例，自己随时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写下表现不同的生活题材的作品。这些小说“自然哲学”认为自然界的发展经历了质料、物质和有机体三，大多发表在《新月》月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他写的小说集有二十余种，主要是短篇；是同一时期里短篇小说创作最多的作家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心理描写也颇细致。有些篇中的主人公虽是农民或士兵，但着重描写一些原始性的粗犷放纵行为，而不是他们健康纯朴的感情如《雨后》；更多的篇章则是写知识分子的恋爱，作者以许多笔墨描绘一些世俗的纤细的感情如《八骏图》。另外有一部分作品写旧军队的生活，如《入伍后》、《会明》、《新与旧》等篇，忽视了军队中严酷的等级制度以及他们和人民的尖锐矛盾，却去大量地描写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他的代表作中篇《边城》，描写一个撑渡船老人的孙女和当地掌水码头的团总的两个儿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借助这一缠绵曲折的情节来描绘湘西地区的生活“宁静”和“民性淳朴”。在他的笔下，边地的自然景色、生活风习、人物心性无不美好；无论贫富军民，一律淳朴善良。即使生活中有一些不幸，也皆由偶然或误会所生，而人们也毫不惊骇。整个作品充满一种牧歌情调。这部中篇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关于当地人民的传统生活风习也能写得优美动人，艺术上别具一格，因而受到一些读者的称道。在他的小说中，也有一些描绘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的，偶或出现革命者的形象，如《大小阮》、《过岭者》；或者比较真实地反映贫困者的挣扎，如《生存》；或者揭露反动势力的腐败，如《顾问官》、《失业》，都是他作品中较有思想意义的部分。但就沈从文创作的基本倾向而言，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即或接触到了，也加以冲淡调和。作家对于生活和笔下的人物采取旁观的、猎奇的态度；对于黑暗腐朽的旧社会，缺少愤怒，从而影响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后来，他还写了一些取材神话、传说的作品，赞扬抽象神秘的原始的生命力，缺少现实的社会意义。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社会变化既异常剧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却极其窄狭少变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注：《选集题记》其中确实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经验与体会。
创作比张天翼他们开始得早些，在这个时期以新的成就受到文坛注意的，有魏金枝、彭家煌等人。他们都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写作的。魏金枝1900—1972以《奶妈》、《白旗手》等作品见称于时。《奶妈》从侧面描写一个艰苦斗争和英勇牺牲的女革命者的形象，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后残酷的阶级斗争，并对于那些失业后过着“没有纪律的颓败的生活”的小市民们也有所批判。《白旗手》写一群招来的新兵不安于“豸虫”般的生活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事物都是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人们认识事物，由个别开始，从，对于这些新兵们的生活和心理作了比较细致的描绘。作风略近于魏金枝的是彭家煌？—1933，他有《怂恿》、《茶杯里的风波》、《喜讯》等短篇集，在细腻简洁的笔触下流露出作者对世事的愤懑和抗议。《贼》画出了某些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和冷酷无情的灵魂。《奔丧》写的是农村破败和荒凉的景象。《喜讯》一篇，则通过拔老爹盼望儿子，而他得到的“喜讯”却是儿子在外因为“政治嫌疑”被判十年徒刑的故事，对时代的血腥恐怖作了侧面的反映。他的小说题材多样，由于大多来自亲身的经验或者实际的观察，写得真实动人，而且结构自然，文字朴素，给人以亲切之感。魏金枝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作品不多，而写作勤奋的彭家煌又过早去世：这些都限制他们获得更多的成就。但他们的作品同样反映出左翼作家沿着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摸索前进的步伐。
党和毛泽东同志对歌谣的重视和提倡，直接促进了它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早在广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就曾要每个省代表抄录民间歌谣。古田会议后，全军在毛泽东同志指示下，对歌谣的征集和编制更为重视。这样便多方面地保证了革命根据地歌谣活动的顺利开展。
田汉思想上的突进开始于一九三年。这以后他先后参加了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革命团体。政治上的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艺术上的变化和发展。一九三年四月，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总结和批判了他和南国社过去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五月，改编梅里美的小说《卡门》为六幕话剧，借外国故事来抒发反抗旧社会的感情。此后剧作大多取材于现实斗争。例如《梅雨》和《一九三二的月光曲》反映失业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洪水》注：田汉题名为《洪水》的剧本有两个：一个长江中游某乡为背景，收入《回春之曲》；一以黄水南侵中的某大堤为背景，收入《黎明之前》反映农民的苦难和斗争，《乱钟》、《战友》和《回春之曲》表现了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并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行。因为作者这时还缺少工农斗争生活的体验，有些剧作未能创造出真实动人的人物形象，如《一九三二的月光曲》中的工人和《洪水》中的农民的性格都不够鲜明，但是这些剧本及时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渗透了作者强烈的政治热情，在观众和读者当中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殷夫徐白，白莽，1909—1931从一九二四年左右起就开始写诗。一九二八年创作较多。殷夫早期的作品，内容多为对爱情和故乡的歌唱，也有对光明未来的呼唤。诗中大多带着他对黑暗现实的忧愤和自己内心的悒郁。这正反映了在沉闷而激荡的时代中一个有抱负的敏感青年的憧憬。他喟叹着“希望如一颗细小的星儿，在灰色的远处闪烁着”《放脚时代的足印》；他赞颂“沙中最先的野花，孤立摇曳放着清香”《祝——》；他“笑那倾天黑云，预期着狂风和暴雨”《给某君》；他又感到自己是“枕着将爆的火山，火山的口将喷射鲜火深红”《地心》。他守候在“寂寞的窗头，热望未来的东方朝阳”《独立窗头》。在这些诗句里，交织着殷夫的孤寂和热烈的感情。也正是其中不断向上、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精神，使得他在参加革命以后，在党的教育下，迅速地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诗人。
我们的自由，解放，正义，在与敌人斗争里。
曹禺所期待的蜕变落了空。他看到真正的阳光并没有出现，映照在天上的只不过是雷雨之后的残虹，失望之余，他怀着悲哀的心情写了《北京人》。它以抗战前北京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为题材。剧中人物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内心苦闷。在家人亲戚之间的矛盾与相互倾轧中，观众深深感受到这个人物的昏聩自私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时代展的产物——人脑的机能。其自然观虽未超出机械唯物论的，从而体会到封建社会腐烂死亡的必然性。《北京人》所写的是时代的悲剧——新与旧的矛盾。但由于新的一面写得比较朦胧，结果着重写出的只是旧的自身的腐烂。而在暴露旧家庭的腐败方面，吸引人注意的好象倒是曾皓同思懿在家庭经济和家事安排上的矛盾，这就多少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暴发户杜家虽然是促使曾家解体的直接原因，但在剧作中只体现为一笔债务的关系，并未着重写出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封建家庭的崩溃是与中国人民革命的浪潮密切联系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力量不可能促使封建制度根本解体，而封建家庭的内部腐烂也不可能不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相关连。
巴金还有《复仇》、《光明》、《将军》等短篇小说集，从更多的方面，反映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如《还乡》写乡民们反对恶霸乡长的尖锐的斗争；它的姊妹篇《月夜》描写了这个恶霸杀死了参加农会的农民的惨象。《煤坑》通过一个初下窑的矿工的感受，描写了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也有许多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绘了知识分子的不同面貌，如《知识阶级》和《沉落》都是揭露某些大学教授的卑劣行径和虚伪的丑态的。《春雨》里则写了一个不满哥哥只求混饭吃而自己勇敢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此外也。”认为“道”与“象”一体，道寓于象中，两者不可分离。，作者还根据自己广泛的经历和知识，写过好些篇取材于外国社会生活的小说。《马赛底夜》描写了隐藏在资本主义豪华都市中的罪恶和荒淫。《马拉的死》取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历史事件。《神·鬼·人》短篇集中的几篇则写出了某些日本人的精神空虚的面貌。《将军》描写流落在中国的白俄贵族的沉沦。这些短篇一般都是摄取一个生活片断或就一两个人物的性格来写的，不只反映的生活面较长篇广阔，在构思和艺术表现的集中精炼上，也有它独特的成就。有些作品，如《狗》、《幽灵》等，主要采用象征的笔法，描绘现实生活中严酷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短篇，处处都显示出作家对于人世间不幸和苦难的高度敏感，迷漫着由此而来的内心不安和痛苦，同时却又激荡着对于美好前景的憧憬和追求：它们都是巴金短篇小说共同的思想特色。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正象茅盾一九二七年九月将《幻灭》送交《小说月报》发表时原来所署的笔名是“矛盾”注：茅盾原来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参见茅盾：《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茅盾文集》第1卷一样，他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极其矛盾的。尽管他毫不掩饰地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由于革命失败而引起的消沉幻灭的情绪，在随后所写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又进一步对写作这部作品作了解释，还因此对当时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所保留；同时却对自己这种情绪以及“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感到不满。他表示：“我希望以后能够振作起来，不再颓唐”，并“相信我是一定能的”。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也为了“改换一下环境”，把“精神苏醒过来”注：《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1928年10月，他东渡日本，在那里短住一个时期。内心的深刻矛盾，急欲摆脱那些不健康的思想，都反映出一种自我改造的迫切要求，也清楚地表明了在革命风暴中得到过锻炼的茅盾，并没有被革命落入低潮的形势所压倒，他仍然在摸索道路，渴望投入新的战斗。这些复杂的思绪以及由此引起的苦闷和斗争，在他写于日本的总题为“随笔七篇”的一组优美的散文里，隐约可见。在一九二九年所写的长篇小说《虹》未完成中，更可以看到原先那些悲观失望的心情逐渐消褪。这部小说的原来计划是要“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注：《〈虹〉跋》，但只写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为止。从已完成的部分看来，虽然结尾略嫌匆迫，却也自成一个整体。
“左联”自成立后，陆续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头》、《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和秘密发行《文学导报》创刊号名《前哨》、《文学》半月刊等杂志，还改组或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至于由“左联”成员出面主持编辑、出版的刊物，为数更多。“左联”在北平和日本东京两地设有分盟，在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地成立小组分盟和一些小组亦办有刊物，成员不断增加，吸引了大批左翼文艺青年。冯乃超曾撰文说明：只要是“能够理解革命，理解社会变革的必然，而且积极地能替革命做工作”，“能够在‘左联’的旗帜下面，‘左联’的纲领下面斗争，他就是‘左联’的同志”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左联”产生之历史的意义》，《萌芽月刊》改名《新地月刊》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可以看出，“左联”正是在党领导下为了克服宗派情绪、广泛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成立的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它的出现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发展，具有特殊深远的意义。
沉钟社在戏剧方面的主要作者，是后来写过五幕历史剧《楚灵王》的杨晦。一九二三年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的四幕爱情悲剧《来客》，也渗透着感伤情绪。但稍后在《沉钟》上发表的独幕剧却显示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格调。《除夕》、《笑的泪》、《老树的荫凉下面》等剧均取材于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强颜欢笑的方式反衬出深藏的不幸和悲哀《庆满月》则在喜庆的命题下写出旧家庭争夺财产所造成的一幕惨剧，气氛阴森，刻画深入。这些作品大多截取和再现现实中一个片断，篇幅短小，少有尖锐的戏剧冲突，但生活气息浓厚，口语的运用颇为出色。如果说浅草——沉钟社一部分成员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浪温主义，杨晦的独幕剧却有较多现实主义的成分。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罢！
一唱三叹，这种自然流泻的音节是和他和自然流露的感情相适应的。郭沫若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某些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惠特曼的影响当然不能忽视，诗人自己说过：“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注：《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第11卷第143页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李白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郭沫若对屈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于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这种精神贯串在《女神》的很多诗篇里。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的《日出入行》按照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诗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幸同科”的风格、精神和气质，与郭沫若息息相通。这些都说明了他同两位古代诗人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也说明了《女神》正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在新的革命年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弱点。当时文艺领域内的主要活动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受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严重羁绊。社会主义理想和新兴阶级的英勇战斗精神虽已在一部分作品中有所表现，而无产阶级文学整个说来尚处于萌生幼芽的阶段。就这个时期的一般作品来说，除在艺术上表现出稚气外，创作方法和思想倾向也极为复杂紊乱。许多人分不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界限，甚至西欧一些国家的颓废派、象征派、未来派等亦都无批判地被一部分文艺社团和作家所介绍，所肯定。多数作家生活狭窄，只限于表现知识青年的某些要求，带有较重的感伤情调。有些作家的作品则有严重的颓废色彩。
——也夹带着纤细的血丝么？
使号角由于感激
以清新的声响还给原野，
——他以对于丰美的黎明的倾慕
吹起了起身号，
那声响流荡得多么辽远啊……
直到他牺牲，作者还祝愿：“而太阳，太阳使那号角发出闪闪的光芒……听啊，那号角好象依然在响……”。这些长诗，激动着抗战岁月中斗争着的人们。
作者这一时期的创作面貌更全面地反映在他的大量短诗中，它们分别收录在《旷野》、《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等集子里。这些诗歌不仅较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斗争的动向，渗透着抗战的时代气氛，交织着作者对祖国、人民、原野、农村的爱与希望，同时又清晰地刻划下作者的思想创作的历程。寻找光明总是欢乐的，但也充满艰辛；革命的步履是坚定的，但会出现暂时的困难。理解这种艰辛和困难，就更懂得作者寻找的热忱和步履的踏实。这些集子内较早的诗作，色调明朗，情绪高昂。但在一九三九年秋后的一段日子里，一些诗歌中似乎出现了沉重的消息。这时候，奋起抗战带来的最初的热烈情绪已经平静，现实的困难和矛盾日渐迫近人们，作者此时又正好在国统区的大后方，“远离烽火，闻不到‘战斗的气息’”注：《旷野·前记》，却感受到了荒凉寂寞的氛围，于是作者的笔有时显得沉重了。如果把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三九年写的两首《秋晨》相比，同样是山水原野，色泽似乎灰暗了，生机也肖条了。同样描写士兵，《兵车》中找不到《吹号者》的壮美；即使描写了《小马》的“欢愉、新鲜”，却又感叹“它还不曾尝过辛苦”。这偶而出现的沉重，正好反映了作者的思索和探求。所以，与此同时，他在询问：“旷野啊——你将永远忧虑而容忍不平而又缄默么？”注：《旷野·旷野》他在积聚：“我的胸中，微微发痛的胸中，永远地汹涌着生命的不羁与狂热的欲望啊！”注：《旷野·旷野又一章》他更在祈望：在严寒、冰层、残雪面前，“希望春天它早点来……我将穿上芒鞋去寻觅温暖”注：《旷野·愿春天早点来》，而冰雪也终于融化，“满怀着兴奋与喜悦……汹涌到那闪耀着阳光的远方去了”注：旷野·解冻。
不久，作者就写出了另一首重要的叙事长诗《火把》。
《火把》在较宽阔的生命背景下描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的集体行动中受到教育、坚定了革命信念的故事。诗篇主要通过正确地认识生活、爱情的意义，来表现主人公对革命的向往、犹豫和转变。这样的题材在小说创作中固然并不罕见，但以长诗的形式表现，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诗中跳跃着象火把一样燃烧的热情，以及对于人民力量、抗战前途的充满信心和尽情讴歌，长诗是那样的激动人心。尽管工人劳动者的形象不如知识分子丰满，对革命的描写不如爱情之细致，人物的转变也显得简单了些，但这种简单却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大时代的特点：强烈的火焰，是能很快地照亮前程并烧去那些矛盾、徘徊或犹豫的。
《火把》不仅鼓舞人们寻找方向，而且也照亮了作者自己的革命道路。一九四年春天，艾青带了长诗《火把》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这以后的诗歌，已很难找到前些日子的沉重，而大多是快乐的心情，清新的诗章。如《高粱》赞美丰收与生命，《老人》、《篝火》等表露了对劳动人民的珍爱，《公路》等诗更是真挚地歌唱劳动群众的业绩，并从那里汲取力量，得到振奋：“行走在新辟的公路上，我的心因为追踪自由而感到无限地愉悦啊！铺呈在我的前面的道路，是多么宽阔！多么平坦！多么没有羁绊地自如地向远方伸展——”注：《黎明的通知·公路》这诗的情绪由静及动，从低到高，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
翌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周恩来同志帮助下，艾青来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这不仅是跨跃到一个新的地区，也是跨跃到一个新的时代。诗人在毛泽东同志和他的革命文艺思想教育下进入了全新的生活和创作的境界。“诗必须作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作，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把诗和政治密切结合起来，把诗贡献给新的主题和题材”注：《诗论·诗到街头》。这些话写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却也反映了作者在延安的整个创作的日益自觉的方向。反映崭新的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收录在《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雪里钻》等诗集中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特点。所以作者日后曾总结道：“这个时期，我的创作的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注：艾青诗选·自序。
这个变化，首先明显地反映在作者过去喜爱的题材——农村方面。本时期这类诗歌在数量上虽相对少些，但由于革命思想的照亮以及解放区现实的启示，促使作者对祖国的农村、原野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提炼出新的诗意。《河》使人感到，河水只因流经延安，它就具有充沛的生命力。《献给乡村的诗》回忆家乡优美明丽的自然风光和苦涩的生活、不幸的农民之间的不和谐的对照，预言“为反抗欺骗和压榨，它将从沉睡中起来”。这首诗如同站在新的思想的制高点上，回顾过去多年的农村题材的诗歌，作了有意义的概括。
这个变化也明显地表现在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歌唱延安的革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出席边区参议会时作《毛泽东》，赞颂伟大的人民领袖；一九四二年的《向世界宣布吧》，驳斥反动派的污蔑，歌颂解放区幸福的斗争生活；一九四三年，怒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作《起来，保卫边区！》号召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下紧密团结，进行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雪里钻》是作者第一首正面描写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叙事长诗，与前一时期的《他死在第二次》等相比，反映了作者努力歌颂工农兵、无产阶级英雄这题材上的重要进展。但可以看到，正如不少从国统区来到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那样，他们虽然努力地反映新的生活，却由于一段时间内思想感情上的距离，甚至格格不入，他们的作品往往在艺术上比较薄弱；艾青这时的诗作，也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是随着作者在延安生活的深入和思想的提高，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爱的热烈如果反映出观察的深刻和理解的透彻，它们就能使政治信念化为高昂的形象的诗情。
作者这时不仅歌唱延安的生活，他还站在这块西北的革命圣地上，向全国，向“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作了“黎明的通知”：“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在这喜悦的“通知”中，包含着作者本人多年来等待“光明”、“温暖”、“慰安”的新切的感受。在延安写的《给太阳》、《太阳的话》两首，也以相似的感受“通知”着人们。它们已不同于前一时期表述的对于太阳、光明的追求、渴慕的焦灼心情，而已经是在抒发沐浴着它的光和热的幸福之感了：“经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今天我想到山巅上去，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在你的光辉里沐浴我的灵魂……”。
这一时期作者还以不少诗篇抗议法西斯罪行，歌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侵略的胜利，如《土伦的反抗》、《希特勒》、《十月祝贺》《敬礼》和长诗《索亚》等，它们保持并发展了前一时期反抗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诗歌如《反侵略》、《时候到了》、《哀巴黎》、《赌博》等的重要特点：诗的形象结合着明确的是非爱憎，以阶级分析眼光看待国际间重大事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坚信反帝斗争的胜利。尤其是在《哀巴黎》、《赌博》、《土伦的反抗》等诗中，作者每写到法国人民，总念念不忘他们是“公社的子孙”，并从中感受力量和信任。作者这种早已开始的对于社会主义的热情，在歌颂十月革命的诗篇中得到了更高的激扬。
抗战胜利后不久，艾青离开延安到华北，直至全国解放。在这段时间内，由于主要从事其它工作及参加士地改革，诗歌创作数量较少，后来就收录在《欢呼集》等集内。但其中有值得注意的作品，如《人民的狂欢节》、《人民的城》、《欢呼》等，表现了抗战胜利的欢乐。是祖国、民族的欢乐，也是诗人由衷的欢乐。《人民的狂欢节》中的火把远比长诗《火把》中燃烧得旺盛，象征着人民革命事业的前途；《欢呼》中听到了作者对祖国农村劳动者的从未有过的兴高采烈的欢呼，这是拂去了忧郁后的祝福。《布谷鸟》、《送参军》等诗反映了作者参加土改的忻喜，翻身的农民在回春的大地上幸福劳动，人欢车笑奔向似锦的前途，这恰似作者多年来对农民命运的深情关怀赢来了良好的回答。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艾青解放前的诗歌表现出一些重要的特点。
他从对农村劳动人民的热爱和接近他们的要求出发，十多年来，一直向他们呈献着自己最真切的诗情。从《大堰河》时期起到《布谷鸟》时期止，作者经历了生活思想的重要进展，但每个不同时刻，都为农村和生活在那里的劳苦者：农民和穿上军装的农民——士兵，写下最真挚的诗篇。他诗篇中的忧虑是因为农民的痛苦，振奋是由于农村的苏醒，欢欣更来自农民的解放。可以说，作者是和他笔下的农村劳苦者一起，感受旧世界的桎梏，经历抗战烽火的锻炼，又共享解放的喜悦、土改的欢乐，是一起在革命的年代里前进着的。说作者的诗歌深切地反映了抗战的现实面貌和时代精神，应该首先注目于他抒写祖国农村的篇章，它们写出了土地受蹂躏的痛苦，也写出了游动于地心的热气，以至震荡了大地的风运，这正是中国当时农村现实的灵魂。从作者较早的文字中，就可捉摸到他多写农村劳苦者的原因：“苦难的美是由于在这阶级的社会里……一般的受难者是善良的这观念所产生的”注：《诗论·美学》。很显然，这是一种深植在革命的思想情感中的美的观念。到后来，他更明确地号召：“这无限广阔的国家的无限丰富的农村生活——无论旧的还是新的——都要求着在新诗上有它的重要篇幅”注：献给乡村的诗·序。作者正是以大量的诗作实践着这个信念和希望。
艾青的诗作，总是蕴藏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他曾在诗篇和文章中多次写到自己的“忧郁”、“忧伤”、“悲哀”等心情，这种忧郁，也的确成为作者的一种感情特色，以不同的形态，回荡在他的不少诗篇里。但是它却不仅是个人的，而具有强烈的社会色彩。作者曾说：“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注：《诗论·服役》。它不是冷淡的哀愁，而是热切的思虑，它反映了对祖国、民族、人民的爱与艰苦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尚未找到回答前的思虑，它不同于退让的叹息，而是进取的准备。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把弥漫在广大的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扰来……伫望暴风雨来卷带了这一切，扫荡这整个世界吧！”注：《诗论·服役》所以这个感情特色往往给诗篇添加了感染和启示的力量。当然，作者的忧郁也的确反映了出身的那个阶级带来的沉重负担，甚至存在着作者熟悉喜爱的俄国作家笔下农村苦难的折光。作者就曾苛责自己“用的是旧的感情”，未能用“农民的眼光看中国的农村”注：《献给乡村的诗·序》。实际上，当上述的矛盾在革命发展进程中，也在作者思想变化过程中解决时，忧郁的感情便只是作为一种回顾偶然闪现，而整个的诗章中，正跃动着快乐、明朗的心声。
与忧郁的感情同样存在于艾青诗作中的，是热烈的孜孜不倦的向往、追求和讴歌。这种追求来之于信念，所以即使反映乡村苦难，作者也往往在荒凉中萌出生机，暗淡里透露光亮，沉滞时预示惊醒，而当笔触驰骋于意象、理想的境地时，他的追求的热情便似火般燃烧了。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于他很多诗作，更是他不少诗篇专门讴歌的主题。这种讴歌使诗篇散发出蓬勃向上的意气，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又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可以说，没有对光明的追求，便没有艾青的诗。他说过：“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注：《诗论·诗》。这说明作者不倦的追求，既出于内心的渴望，又表现着自觉的意识。这追求正是时代的需要，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所以它们激动了人们，尤其是青年的心，即使时代转变了，但仍然能从中感受生命的活力。当然，这追求和讴歌，也的确反映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情绪，但随着生活的前进，作者的思想也不断发展，如果早期还包含着朦胧抽象的观念，那么到后来就日益明确，日益具体，如在延安写的《野火》等诗，在生动的形象中已经含蕴着革命的内容与力量了。
艾青的诗歌以它紧密结合现实的、富于战斗精神的特点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又以精美创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收获。这里既反映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又铭记下他严肃的、艰苦的艺术实践。他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所忽略”注：《诗论·美学》。在他的诗歌中，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带来鲜明的形象，而“毫无遮蔽的感情”注：《北方·序》又表现为朴素生动的语言。形象的语言，这密切联系着的诗歌艺术的要素，正是作者不仅在创作中，也在理论文字中努力求其完美的。
艾青的诗歌具有鲜明深刻的形象，随着诗歌结束，形象也就完成。形象，不仅指人，也包括物，以及思想等的形象化。作者认为，“诗人一面形象地理解着世界，一面又通过形象向人解说世界”注：《诗论·形象》。他的很多优秀诗作表现出一个特点：往往在一首或一段的最后升起一个意念，或一个思想，但这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他所反对的“浮泛……无力的叫喊”注：《诗论·技术》，它是在全诗中孕育起来的，是诗情的结晶，是形象的升华，正是诗歌借以感人的力量所在。这种形象，反映了作者对于生活的熟悉和理解的深度。
另外，作者笔下的形象，总是具有他极为执着的诗的特点，这在叙事诗中更为明显。写的虽是实在的生活，但手法上常常运用新鲜的比喻、丰富的想象，而产生的形象却似乎比实生活更贴切。例如写每天惊醒吹号者的，“是黎明所乘的车辆的轮子滚在天边的声音……是他自己对于黎明的过于殷切的想望”注：《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又如写战士前进在“众人的愿望所铺成的道上……从今日的世界走到明日的世界的道上……每个未来者都将以感激来追忆的道上”注：《他死在第二次·他死在第二次》，即精练地写出了战士们的责任感、斗志、战斗的意义，又具有诗的美感。这些形象是奇幻的，它可能受影响于作者曾经接近过的象征派诗歌的重视艺术完美的要求，但却摒弃了它的不可捉摸的臆想，而寻求着来自现实的、社会的诗情。这就使作者笔下的形象，尽管如天之空、似海之阔，却总是紧紧地联系着战斗的祖国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