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一次妹头却很快就转了回来。小白因为前日晚，孩子已经让小白的妈妈送去托儿，这是一日中最乱的。她回来的时候正是早晨，她决不能让事情这样不明不白着，她正和小白相反，叫人意气。妹头这时候进门来，换下的衣服。外面的饭桌上放着酱菜，腐乳，冷油条和泡饭，等着小白起床后吃。她一定要搞个究竟，还未起床。房间里四处摊着孩，照例拖了鼓鼓囊囊的一大蛇皮袋。小白忽然从床上跃起，蛇皮袋臃肿。将她的蛇皮，庞大，而且柔软，蛇皮袋略歪了歪。他这一脚就像踢，没有动。他泄气地回到床上，将被子蒙了头，一言不发。但他的这一发作，还是使妹头满意了，她想：小白你到底不是没什么的！而且，她感到了小白的可怜，小白真的很可怜。她想起他拿了那么小的一个牛奶锅去买油条，油条只能站在锅里的情景，心里软得要命。她走到床跟前，摸摸小白露在被子外面的一丛乱发，小白一动不动。小白，妹头喊他。小白听见她的声音，忽然感到无尽的委屈，便流下了眼泪。妹头感觉到他的抽泣，也流下了眼泪。她隔了被子抱住小白，哭着叫他：小白，小白。小白开始想挣，挣不动，就罢了。被子把他裹得那么紧，眼泪又哽住了鼻腔和咽喉，闷得简直透不过气来。两个人被里被外地哭了一会，小白终于挣脱了出来。伸出半个身子，停了一会儿，他说：怎么办？妹头说，随便你。小白就说离婚，妹头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两人谁也不看谁地坐着。平静了一会，小白正过眼睛，看见了妹头的侧面。夜间旅行，再加方才哭了一场，脸上的脂粉斑斑驳驳，蓝的眼影，黄的粉蜜，红的唇膏，混在一起，成了一张花脸。小白又有点可怜她，就松了口气：那你说怎么办？妹头冷笑了一声：我还能说什么吗？我算是输给你了，其实，你又是什么好人呢，还不是我抓得紧！小白不禁奇怪地问：你怎么抓得紧？妹头就说出了，每天与他缠绵的真相。小白深深地感觉到受了欺凌，他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跳下床，套上裤子，简短而又果断地说了两个字：离婚！
妹头现在时常回娘家了。娘家已经改了样，哥哥在东北安家，孩子却送回上海，预备在上海借读。小弟在家结了婚，将大房间横断拦了三分之二，给他们做房间。再直向地隔出一条沿墙的走道，可以不经过新人的房间，通到父母住的内阳台。内阳台扩充了有一倍，但要住两个老的，再一个小的，还是全家人吃饭聚集的地方，就显得相当逼仄。父母原先的对床已经换了一张双人床，小东北是睡沙发的。一个家庭是经过了重新的分解与组合，变得有些散漫，而且零乱。照理说是经历了变故的，并且，生活似乎在走下坡路，可奇怪的是，妹头的爸爸妈妈并不显老，也不显得有什么失落，他们只是略略比以前不讲究了些，比较好将就了些。但是并没没有任何受压榨的憔悴萎缩之状，还因为有了孙儿孙女，流露出安详和仁慈的神态。他们是一对从壮年自然过渡到老年的夫妇的典型。他们遵循着一些简单的，基本的道理，从来不打算去违背这些道理，而自制出一些新的来。这就使他们在每一个时间段上，都承起义务和享受乐趣，同时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他们对子女、儿孙的爱和责任，也是遵循常理的，从来都有着分寸，寄予的希望也有分寸。所以他们的心情就不会太为儿女的命运，遭际，以及态度左右。他们和下一辈之间自始至终，都是留有距离的。这或许是有一些出于利己主义，可这利己主义并不损害他人，就谈不上有什么坏处，甚至，还有些好处，那就是他人也不必对他们负有回报的义务。他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妹头有一次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小姐妹某某某，介绍给阿五头做朋友，小白笑得几乎从床上翻下来。妹头也很得意地笑，这是她对阿五头最成功的一个诋毁。她说她想来想去，要治好阿五头的毛病，她咬定阿五头是有毛病的，要他病好，就是结婚，和谁结婚呢？就和她的小姐妹吧！妹头又说，怎么不可以？人家是国营企业，阿五头才是个大集体，阿五头肝功能还不好，肝功能不好肯定要影响那个功能，否则为什么都要叫"功能"呢？妹头是很能胡调的，胡调起来没边没沿，可以一路胡调下去。他在妹头的怂恿底下，不禁要去想象阿五头和妹头小姐妹结婚的景象。那景象竟是很惨的，就又要笑。他越笑，妹头越得意，胡调得越起劲，说功能和功能之间是连带的关系，这功能说不定就把那功能带好了，带好了，阿五头就会有小孩子，有了小孩子，阿五头的哲学病就彻底好了--妹头说"哲学"时又用了普通话--阿五头要洗尿布，洗奶瓶，烧鲫鱼汤给产妇发奶，还要抱小毛头。说到小毛头，妹头忽然温柔下来，抚了抚肚子，说，小毛头在这里呢！阿五头怎么配有小毛头。小白就也要去摸妹头的肚子，妹头却不让，说他要把"哲学"病菌传染给小毛头的。传染给她不要紧，她有抵抗力，小毛头却是很嫩的。他非要摸，妹头非不让。两人推来推去缠成一团，最后，妹头才让他轻轻，轻轻地摸了一下。
很多很多年以后，他已经和妹头离婚，有一次，他和朋友约定，在一家老酒店的咖啡室见面。这家老酒店就在和淮海路相交的茂名路上，而此时他也离开了淮海路多年。老酒店是旧时代里沪上一家著名公寓，虽然经过几代改建，客房已标准化，但餐厅，酒吧，咖啡室，等等设施，依然透露出旧时的家居的痕迹，有着隐秘的私人气氛。他正和朋友聊天，看见邻桌来了一批客人，显然是海外与沪上的亲属关系，有老有少，亲近又生分的一伙，其中就有"七○届的拉三"。她一点都没有改变，以至他一眼便认出了她。她甚至还变得小了一些，而不是更加的成熟。她依然穿着玫瑰色调的衣服，由于是留着中长发，束起在脑后，所以看起来连发型似乎都还是原来的。她看上去是个时髦的小女人，一点不是他印象中的年长的大女生。他想那时候，他把她看得多么大啊，大到了嫌恶的程度。真的，那一个时期里，他憎恶大女生，大女生散发着一种受虐待的，猥亵的气息。而妹头，妹头却是他的小朋友。这城市里，小学生称自己的同学或者伙伴，是称为"小朋友"的，妹头就是这样的小朋友。
妹头再说她全包，小白也不能看着不问，到底也是他家的事情。开工时也就请假回来一起张罗，送烟送水，和工人热络热络。有几次，阿五头也来看看，主要是找小白说话。说起来，妹头也是和他同班同学，可他却对此一点印象也没有。看起来，他对妹头也并无什么兴趣。这点，小白和妹头都能感觉到。背地里，他没有向小白发表一点对妹头的意见，当面呢，他和妹头就没有一句话可说。他的冷淡态度无疑是使妹头极为恼火，从此就种下对此人的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挖苦和攻击。而小白则是感到有些羞愧，好像在阿五头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有时候，他就会有意地和妹头唱反调，好像要把关系弄坏似的。但他立即会遭到妹头的遏止：你要做什么？小白，识相点吧，不要没事找事！妹头一句一句地向他而来，并不针对他的意思，却又很针对他的意思。这就是妹头的本事，无论表面多么纷纭，她都能一眼看透，直指真相。你要想和她搅浑水，是搅不成的。所以，闹了几次情绪，也没闹出什么成果，在妹头这里全输。为表示自己对妹头的无所谓，他只有更频繁地跑阿五头家，和阿五头在一起。
他一直不知道，"拉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它好像忽然就流行开来，挂在了人们嘴头上。它专指那些风化有问题的女生，后来，又渐渐扩展到一些长相与风度出众的女生。然后，由于"拉三"的这个称呼，这些长相风度出众的女生，一律都有了风化方面的嫌疑。"拉三"这个词就像是个切口，有一股鄙俗的味道，它当然是批判性质的，却又带有着垂涎和玩弄的意思，是一个下流的词。它远远不及"阿飞"这个词质朴可喜，虽也是不尊重的，但由于"阿"这个乡土气的冠词，就变得像昵称一样，有些率真的意思了。"拉三"却更有辱意。不幸被它叫上的女生，就好像被套上了一种命运。这种命运一律是纠缠于男女关系之中的，好像，一旦被叫做"拉三"，她便陷入了男性的包围之中。而微妙的是，谁是"拉三"其实并不是由男生，却是由女生叫出的。在那个年龄里，女生一律比男生成熟，她们都已经是个小女人了，而男生还懵懵懂懂的。并且，似乎是，女性比男性更有直觉，她们直觉到哪一种特质是合乎男性的隐秘的意趣。她们对这类特质的心思是相当复杂的，她们觉得这不好，可是却又忍不住地，羡妒它。这不光是产生于禁欲时代的心理，它几乎是带有先天的性质，它发生在审美本身，是两种矛盾的审美标准造成的心理状态。就这样，事情是由同性发端，然后，异性们便欣然接受。虽然，他们懵懵懂懂，但他们也已经注意到了，并且，还有更年长一些的男生呢。他们尽管只大上一至二岁，但却已经有了男人相。就像前边说过的，在这一年龄阶段，差一点点岁数就好像隔了一代似的。这些年长的男生，总是占据了学校最中心的舞台：操场，玩着球类运动。女生们从操场边上走过，不禁都低了头，止了声息。但有时候则是反过来，球场上的男生们止了动静。那就是，某一个"拉三"从操场边上走过了。
小时候，他和阿娘一起睡这张宁式眠床，帐子一放，就成了他的小房间。他在床里的抽屉里，藏他的各种玩意儿，甚至有一次，还在抽屉里养了一只没长毛的小麻雀。这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不知是谁扔在那里一个麻雀巢，他好奇地拨开看看，看见里面有一只刚出生，眼睛还睁不开的小麻雀。他小心地把它捧在手上，感觉到它的体温，还有微弱的脉动，于是惊喜地发现，它还活着。他就带它回来了，养在床里的一只抽屉里，抽屉里仔细地铺了一些棉花和碎布。他用一只眼药水瓶吸了米汤和牛奶，滴在麻雀的小嘴里，小东西竟然长大了，羽翅渐丰。并且和他很要好，停在他的手心里，他将手一托，它就飞了起来，飞一圈，再回到他的手心站着。可到底是个活物，又是有翅膀的，最后到底飞走了，他还为此伤心地落了泪。他其实是有些像小女孩子，喜欢做些婆婆妈妈的游戏。但后来喜欢上了读书，就渐渐把这些玩意儿丢开了。他觉得书本里面的世界要广阔得多，虽然不是那么生动，但却是不受限制，很自由，而且也比较合乎他懒散的，疏于行动的天性。白天黑夜的，他就窝在这张宁式眠床里百~万\小!说，思想遨游着。姐姐插队之后，他也长大了，阿娘睡到姐姐留下的小床上，把这床让给他一个人睡，就更成了他的天地。
女生们还很狂热地崇拜于追逐一名年轻的女老师，学校的大队辅导员。她其实并不漂亮，脸部甚至还有些缺陷，就是她的下巴略有些短，装束又很朴素，总是白衣蓝裙，一双横搭袢皮鞋，还有些土气地留着一对垂至腰际的长辫子。但是，她确是有一种风度，严肃，端庄，文静，姿态则很挺拔。这使她有些像女演员。女生们为了学习她，都留起了长辫子，走路也挺着腰，端直地，目不斜视地，一步一步迈着。女生们干什么都是一窝蜂，有一些是真喜欢，有一些则是盲目的，瞎凑热闹。妹头就不，她没有加入潮流。她并不喜欢这位辅导员老师，她觉得她有点官腔。她尤其不喜欢辅导员那口咬得很准的，朗朗的普通话，这加深了她的官腔。她宁可去喜欢学校里另一位男老师，美术课的李老师。
现在，她每天早上，背着包，背包的带子，也像玲玲的二姐姐那样，收得很短，卡在腰里。她背着包，去乘公交车。临到车站前，就紧跑几步，正好和后面上来的公交车同时到站。挤上车，她把包拉到前面，抽出月票，朝卖票的一扬，管他看不看见，就抬着下巴，对着车窗外面看街景。车上的人，还有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都是和她一样，去上班的人。带着忙碌，郑重，还有些疲乏和厌倦的表情，向着各自的工作单位赶去。下一路车，还要再转一路车。转车的气氛就更紧张了。许多人都是走同一条路线，一齐拥下这一路车，跑步着冲向下一路车。那一路车的卖票的，多少有些认得他们，有意在站上等他们，同时虚张声势地"啪啪"拍着铁皮的车厢壁，吆喝着关门离站，等他们一个个气喘吁吁的上车，门还没关上，车已经动了。上大夜班的时候，公交车就比较空一些，不那么疾风骤雨的，但却有着一种孤单和冷清。尤其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天刚蒙蒙亮，车上没几个人，都在打瞌睡。卖票的也懒得说话，到了站都不报站名，反正这时候坐车的都是老乘客了，谁能不知道什么地方下站？简直是笑话。而且，车上再人少也总有几个同路的人，他们彼此都有些认识，但从不说话。他们都要比她年长，一个是中年妇女，两个是男的。有的转车的时候，那一个比较年轻力壮的跑得快，还会帮他们拉住车门，等他们一一上去，才最后一个上。等她走进弄堂，那些读书的正好是去上学。她青着眼圈从他们身边擦过，有气无力地回应着他们的招呼。说：看你们多么享福啊！然后她草草洗漱了就上床睡觉。睡是睡得着，就是睡得浅，有什么声息都传得进耳朵。小弟中午回家吃午饭，揭锅盖，关锅盖的声音，妈妈让他轻一点的声音，窗外那些不上班的人晾衣晒被，说话走路的声音，还有小孩子做游戏奔跑的声音。她听见妈妈对着弄堂，压低声音呵斥：轻一点，妹头在睡觉，做大夜班呢！于是，这一切声音也都压低了，小孩子压低了声音在争吵。这些都使妹头感到很甜蜜，她渐渐变得很清醒了，但还是睡着，听着妈妈在桌上安置着她的一份饭菜碗筷，等她起来吃了早晚饭好去上班。她起了床，仔细地梳洗一遍，感到精神很好，和早上起床没什么两样。但她依然恹恹的，将开水泡了饭，一点一点往嘴里划，很勉强的样子。要是小弟正好跑进来，发现桌上有一样中午未曾见到的特别的好菜，眼睛陡地一亮，妹头就总是慷慨地邀请他共享。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随时都可进餐的。妈妈则在一边训斥小弟不懂事。妹头就说：让他吃，让他吃，反正我也吃不下，再说，还有夜餐呢！她很着重地点出"夜餐"这两个字，小弟就问她"夜餐"吃什么。妹头不耐烦又不得已地说：夜餐嘛，就是吃夜餐，油豆腐线粉汤，什锦盖交饭，两面黄炒面，馒头，随便吃什么，并不好吃。她放下碗，就到出门的时间了。此时正是弄堂里人最多的时候，读书的回来了，上早班的也回来了，晒出的衣服在收，烧晚饭则还有一会儿，就在弄堂里说几句闲话。她从人堆里走了过去，去上大夜班。
大房间是一个很漂亮的，有着中产阶级气息的房间，它和很多上海中等人家一样，将卧室和客厅做在一起，非但不局促，还很舒适，并且堂皇。在这个长和宽比例适度，因而就显得很敞亮的房间里，靠着北墙，也就是方才说的，那一面凹进去的墙下，放着一具镶有穿衣镜的大衣橱。离大衣橱半步距离，横向地，并列两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之间隔一张床头柜。再过来些，是一张三人长沙发，长沙发对面的墙下，是一具五斗橱。沙发和五斗橱之间的那一片相当可观的空地，就是一张独脚的圆桌，四把高背靠椅，形成了这个房间的中心。
我觉得他们也是没有希望的。他们的享乐与摩登里，总是含着一股心灰意懒。他们倒不像隐居的鼹鼠，而是像后来我们课文中学过的一种寒号鸟，它老是唱着：得啰啰，得啰啰，寒风冷死我，明天就垒窝。他们得过且过，今日有酒今日醉。他们的华丽是末世的华丽，只是过眼的烟云。"文化革命"初潮时期，在这个城市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摩登男女的尖头皮鞋和窄裤腿。这显得粗暴而且低级，却并不出人意外，而是，很自然。这种不合时宜的华丽，终会招来祸事，只是个时间的早晚问题。但真到了看着这些趾高气扬的男女们赤着足，狼狈地在街上疾走，心里竟也是黯然的，好像临头的不仅是他们的末日，也是自己的。
大约是七二年的光景，也就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那时我们有一伙人长时间地离开各自插队的生产队，聚集在上海，活动着投考地方或部队的文工团。我们互相串来串去，交流着学习音乐的感想。有一日，我们相约到某女生家去，听一名老师讲和声技法。这是名插队江西的女生，曾在音乐学院附小就读，专攻大提琴。她的长相略有些粗拙，穿着朴素得近乎土气，但态度很沉静，流露出良好的教养。她家住在喧闹的静安寺附近，走过一条嘈杂的菜场，弯进一个背静的短弄，敲开第一幢楼的底层大门，就走入了她家的公寓。这公寓里竟是，竟是这样的生活！棕色的打蜡地板发出幽光，牛皮沙发围成一角，一盏立灯下，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先生正在看报。客厅的这一角，立着一架荸荠色的钢琴。与沙发那角，隔着餐桌。客厅通往卧室、或者卫生间的门，半开半掩着，有一身着睡衣裤的女人里外走动着，是这家的母亲。由于客厅阔大，距离略远，她的活动又基本局限于那一个角落里，灯光从后头照着她，有一股慵懒的、闲适的气氛。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说佟振保夜里看见王娇蕊从卧室里摸出来，到穿堂里接电话，在暗黄的灯照里的气氛，就有些类似。这样的布尔乔亚式的生活，保存得这样完好，连皮毛都没伤着。时间和变故一点都没影响到它似的。在疾风暴雨的革命年头里，它甚至还散发出一些奢靡的气息，真是不可思议。这客厅，你说放在哪个年代不成？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六十也勉强可以，然而，这是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关头。说他们没希望了，可他们却依然故我，静静地穿越了时代的关隘。它们也可说是落伍，和时代脱节，可看起来它们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并不倚仗时代，也就一代一代地下来了。
在我家的弄底，住着一户医生的家庭，老先生是沪上小有名望的小儿科医生。要知道，在他那个时代，小儿科作为一门专科，是表明了西学的背景。他原是开着一家私人诊所，他家的住宅就是按着诊所的需要，在这新式里弄房屋的基础上扩建和改造过的。它要比其余几幢房子都大，扩建的部位占去了一个后弄的弄底。所以它的后门不是与其他的后门并列开设，而是成直角，直对着后弄口。改造的部分则在前门，一律的长方形院子，他们则切去了一条，做了一个门厅，门厅里设挂号的窗口，还有候诊间，就像一家真正的医院。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家，他家门户也很森严。只是他家那半边院子里，繁茂的花木，从院墙伸出了枝头。他家有三儿二女，其中一儿一女承袭父业，学西医，也是小儿科。老先生后来关了诊所，受聘于一家儿童医院任院长。从这点来看，他似乎是一个谨慎的人，因为在那时节，私人开业的医生还有一些，政府并不禁止。再有，他有时候会来向我母亲打听一些事情。他向来称我父亲母亲为"同志"，前面冠以姓字。他很信赖我母亲的政策水平。到"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家也搬离了这条弄堂，有一日，他和师母竟还寻来，与我母亲商量退休好还是不退休好的问题。他极少在弄堂露面，上下班都有小车接送。他们的家庭在这条普通的弄堂里显得很神秘，倘不是他家的保姆与弄内其他人家的保姆结伴来往，传出一些消息，人们就再无从了解。他家长年用两个保姆，其中一个据说是师母的陪房丫头，后因紧缩家政，离开他家，到隔壁一户人家帮佣，但却依然自由出入他家。从这保姆身上，也可看出他家的生活是何等养尊处优。与其他保姆不同，这保姆是单独开伙的，她的饮食要比她的新东家精致得多，自己慢慢地在厨房里享用。从她的言谈中得知，老医生家的保姆是不上灶的，只做些下手，师母亲自烹饪。每天天不亮，那保姆则要负责磨出一罐新鲜豆汁，同大米煮成米粥，给老先生做早餐。他家吃饭实行严格的分餐制，使用公筷，碗筷每餐都要消毒。我从后门口窥见过他家的厨房，果然有一具石磨，想就是用来磨豆汁的。
比较老先生的谨小慎微，他家儿女就显得有些张扬了。他们均长得高大俊朗，神采怡人，穿着十分入时，属街上最摩登的青年。尤其是老大，最为风流潇洒。仲夏时分，他穿一件雪白的衬衫，下摆束在裤腰内，四周松松的蓬着，西式短裤紧紧包着臀部，伸着两条长腿。然后哈着腰骑一辆飞快的自行车，从弄堂里翩然而过。据说他在这城市的一所著名的大学攻读土木专业，是学校交响乐队的大号手。他一看就是会玩乐的样子。有时听他站在阳台上吹口哨，吹得十分婉转动听，音色嘹亮，曲目也很丰富。还听说师母管教儿女甚严，这样年长且出息的儿子，因交了不适宜的女友，便将他关在洗手间里责打，直到他低头服输，乖乖地与那女友断了交。印象中，他家的社交是由这位长子负责，有些夜晚，门厅里的灯亮了，将我家院子照了一块雪白，然后就听见送客的声音。那长子的声调异常突出，音色又好，小钢枪似的男高音。随着殷殷的送客声，门前的灯也亮了，照耀了大半条弄堂。他们的脚步，清脆地敲击着弄堂里的方砖地，恰，恰，恰的，惊动了弄堂里那些习惯早睡早起的人们。
这名青年显然是骄傲的，谁让他处处占人上风？长得好，运气好，又聪敏，气焰总是很高的样子。其实，这正是他的天真之处，不晓得收敛，容易头脑发热，爱逞强，还爱管闲事。有一晚，也是送客，客走了，他返身进门时，忽见我家墙头上足卷着一个人影。就在他驻步抬头时，人影刷地溜下墙来，撒腿就跑。其时，我们在房间，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拔地而起一声高腔：捉贼！推门而出，只见墙头横搭一块布料，是我家保姆白天浸了水后晾在院子里，忘记收回屋里的，才知道是遭窃贼了。这是我们弄堂历史上第一次遭窃。因我们弄口设有一个派出所，而在此前不久，派出所迁走了。整条弄堂都惊动了起来，纷纷推窗张望。那贼和捉贼的看不见了人影，一前一后追上了前边的马路。人们都说是捉不到的，做贼的到了这一步，只有华山一条道，还不是不要命地跑。可这一回，他却遇上个不要命地捉贼的了。他竟然追上了小偷，将他扭送搬迁到另一条弄堂里的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气喘吁吁地叙述擒贼的经过，几乎接不上气来，却依旧神采飞扬。他的新婚的美丽的妻子按捺不住替他拍着胸脯，好让他气喘平些。当着众人面又不好意思，拍了几下便红了脸收回手来，可过一时又忍不住替他抚几下。
他的妻子有着惊人的美丽，是那种欧式的，富于造型感的脸部轮廓，眉眼间且是东方化的清秀。后来频繁露面于报纸和电影银幕的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就有些像她。他们的婚礼十分盛大，婚宴后走下汽车，走进家门，前后簇拥着男女宾客，浩浩荡荡。而新娘显然懂得以抑代扬的道理，因是这一日的主角，众星捧月的阵势，反装束得比平时含蓄，是朴素雅致的格调。她穿一身浅灰色西装，剪裁十分可体，裙子齐膝，白绸衬衣束在裙腰里，上装是技在肩上，头发是长波浪，直垂腰际。她的眼睛就像星星那样亮，笑靥隐现着。她的美丽还在于如此地超凡出众，可她却一点不傲慢也不尖刻，而是很和气，就是常言所说的"面善"。这一对真是天仙配，隔年就生下了一个白胖女儿，完全是一个洋娃娃，而且聪敏伶俐。星期日这一家出门，可是好看极了，引来多少艳羡的目光。他们的美丽和风光，已经到了那样的地步，就是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老子不是说吗？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在我们弄内，我家院子的另一边，也是一个大家庭，居住着一整幢三层楼房。这是沪上一位著名绸布行业主的正房家庭，他家的历史应是可在文史资料上查得到。老太太是上海浦东本地人，想是伴随老先生起家，虽然如此家大业大，却依然保持着勤俭的本分。有时见她在后弄里收拾些碎布，做扎拖把用。"文革"后期返还抄家物资，老太太已经故世，在还回家的一张旧沙发中，竟发现藏着有金银首饰，藏得如此完好，连翻地三尺的红卫兵都不曾发现，结果完壁归赵。这原是老太太积攒的私房。他家经常有些本地乡下的亲戚来小住，小孩子就到弄堂里来玩，被调皮孩子嘲笑他们的本地口音，却也不急不恼。老先生平日与二房太太共同生活，老太太一个人带着一男二女居住在此。长子已娶妻生女，阿大阿二与我年龄相近，是我的好玩伴。这家的生活显得比那一家平常得多，门户也不顶森严，邻里间来往略频繁一些。这家的媳妇，也就是阿大阿二们的母亲，也很美丽，是另一种风格，比较古典，五官特别精致和谐，亦很现代。因是几个女儿的母亲，又有着那样古旧的婆婆，她的装束比较素朴，印象中从未化过妆，可那一股摩登气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虽然她家阿大比我还大一二岁，可她却很年轻，似乎与那家的新娘差不多年纪。我们这幢房子里，三楼住的是一户昔日买办的管家，是这条弄堂的老住户，各家的底细都知道一些。甚至连我都不知道的，我父亲五七年戴"右派"帽子这事，他家都知道。他家的外孙女也是我的玩伴，是个任性又嘴快的小姑娘，就是她，告诉我，阿大的母亲原是某著名舞厅的舞女，阿大的父亲则是个有钱的舞客，在她十九岁时娶了她，但夫家却极不满意这桩婚事，不允她进门，直到生下第二个女儿，才接纳了她。不知此话虚实如何，我却很喜欢阿大的母亲。那家的新娘不管怎么说终有些高山仰止，而她却是亲切的，平易近人的，而且说话风趣，看我们在一起玩得不怎么高明时，会调侃我们几句。虽然我们只是小孩子，她却也很给我们面子。有一次，我们找阿大玩，阿大，这位新入学的一年级生正在埋头做作业。我姐姐仗着她二年级的学历，大胆地替她抄写生字。阿大很紧张，很没经验地不时觑着房门外、在走廊上忙着的母亲的身影。这事情干得是有些浑，相信她母亲一目了然，但她竟没做声，放我们过了关。
那时我还没上学，白天一个人在家，十分寂寞。小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是可玩出稀奇古怪的游戏。我大约是想象自己流了鼻血，将一个小纸团塞在鼻孔，不想吸了进去，心中十分害怕，跑到后弄正在洗衣淘米的保姆跟前求援。保姆也手足无措，不知拿我怎么办好。这时候，阿大的母亲听见动静走出来，一见这情形，返身进去取了个镊子，将我横倒在膝上，强按住脑袋，没等我哭出声来，一下子就从鼻孔里钻出了那个倒霉的纸团。
他们家虽然是大家，但并不招摇，也不神秘，他家保姆也说不了什么闲话，供邻里们猎奇。只有两点显露出不同寻常的居家生活。一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始，他家后晒台上，竖起了一杆天线，这表明他家有了一架电视机。在那年头，这是有些招眼的，所以阿大阿二们对这个话题，嘴封得很紧。有一回，阿二突然说起了昨晚的一个少儿电视节目，阿大立即用白眼制止了她。那时候，连小孩子都是识相的，一看这情形，便也不加追问，就此罢了。还有一点则是他家院墙上的一周碎玻璃片。前面已经说过，我家遭窃是我们弄堂里的头一遭，所以这周碎玻璃片显然不是防贼。那是防谁呢？是防隔壁弄堂的孩子。隔壁弄堂是条人口拥挤的弄堂，本是不相干的，可在大炼钢铁那一年，将我们弄堂与他们弄堂之间的隔墙拆去，抽出里边的钢筋炼钢去了，自此，两条弄堂便打通了。他们弄堂的孩子，总是到我们的宽阔的前弄里来踢球。球呢，又总是要越过院墙，落进院子。然后他们便十分自然地、身手矫健地翻过墙头去拾球。为此，经常会发生争端。而有了这一周碎玻璃，他们便不能自由进出院子。这是一个无声而有效的拒绝，对这些"野蛮小鬼"的尊严是一个挫伤。"野蛮小鬼"，是我们弄堂对他们的称谓。有的星期天里，这家的儿子，就是阿大阿二的父亲，便爬上墙头，栽花似地补栽着碎玻璃片。他的态度很专注，也很悠闲，还带着些玩赏的意思，将这碎玻璃片栽得错落有致，在太阳下光芒四射。这时候，谁对后来的灾难都是没有预感的。
也像是方才说的，这城市的革命是从剪裤腿、脱皮鞋开始的，我们弄堂里首当其冲第一人，便是那家读土木专业的大儿子。这一日下午，他赤着脚，拎着皮鞋走过弄堂，走进家门。他赤脚走回来的样子倒也还可以，并不十分的狼狈，走进门后，还回头对尾随身后起哄的"野蛮小鬼"呵斥了几句。那帮小鬼见他气焰不减，就吃不准是怎么回事，竟有些吃瘪地退了回去。可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头，大事情接踵而来。
我永远难忘在那绸布行业主家中，进驻了整整一星期红卫兵，有一日我走过后弄，从厨房的后窗里，看见阿大母亲的情景。她正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淘米。这已经使我很惊讶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竟然还正常地进行一日三餐。更叫人意外的，是她安详的态度。她一边淘米一边回答着红卫兵们的提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并且，她衣着整齐，干净，依然美丽。除去比通常神情严肃一些而外，没有大的改变。这使我突然的一阵轻松。自从他家进驻了这伙红卫兵，整条弄堂就都笼罩着沉闷的空气，小孩子不再到弄堂里玩耍，人们即便在自己家里，说话也都压低了声音，那些喜欢聚集在后弄里说长道短的奶妈保姆们，现在安分地各在各的家中。人们怀着恐惧的心情，想象他们全家老小这时的情形。有一些可怕的传说在邻里间流传，说是他家老先生从二房太太处带到这里，七天七夜不被允许睡觉，轮番审问。我们几乎都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心里以为他又老又衰弱，要熬不过去了，这一家也要熬不过去了。可是，却出人意外的，阿大的母亲竟还在淘米起炊。
不久，他家的生活有了变化，二房太太、三房太太全集中到这幢房子。而底层则没收去，重又分配进两户人家。这两户人家显然来自遥远的城市边缘，江北人聚集在棚户区。他们说苏北话，多子女，因申请不到煤气在后弄里生着煤球炉子，烟熏火燎的。他们喜欢户外活动，我们安静的弄堂顿时变得嘈杂了，开始接近隔壁弄堂的气氛。而前边的院子里则堆满了杂物，引火的木柴，花木凋零了，只剩下一颗夹竹桃和一棵枇杷，兀自花开花落，青枇杷落了满地。而围墙上的碎玻璃早已在第一次抄家的时候，邻弄的孩子闻讯赶来，欢呼着爬上墙头，扫得个一干二净。玻璃碴子飞溅起来，反射着五彩阳光。这一刹那有一种残酷的美丽。
这一段日子，真是朝不保夕，说不准什么时候，红卫兵就来了。红卫兵来了，邻弄的"野蛮小鬼"也来了。不是说过，弄口是一个小学吗？小学虽没有明确指令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上课是上不下去了。小学生们正感无聊，这时也蜂拥而来，汇集此处。一时上，简直像庙会一样。里面在抄家，外面墙头坐一圈人，墙下也是人，又不知是谁领的头，还呼起了口号。和任何革命的时期一样，在大革命的浪潮之下，进行着一些狗肚鸡肠的小过节。前来助威呐喊的小学生中间，有一个女生特别活跃。她显然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所以虽然还不是红卫兵，却也穿上了一身洗白了的旧军装。她革命最积极，并且又会爬墙又会上树，是墙头上唯一的女生。我们都同在一个小学，她比我低一级，和阿大的妹妹阿二同班。有一回，她正爬在他们家墙上呼着口号，突然一回眸，看见了躲在自家院子里听动静的我。她刷的一转身，指着我大声喝到我的名字：你给我出来！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可我已没处逃跑了，只得拉开门栓走到弄堂里。她纵身跳下墙头，冲到跟前，点着我的鼻子骂道：是你说我偷东西吗？她的气势完全压倒了我，我很无力地辩解说：不是我说的。她吼了一声：你还赖！就在此时，我看见她身后有一个人影，畏缩地一闪，心便使劲往下一沉。这是我们弄内的另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搬舌头，你明明知道她靠不住，可当她来到面前，甜言蜜语地一说，你又相信了她，告诉了她极其机密的事情。我确实很不谨慎地和她说过这话，至于是从哪里听来，我自己也忘了，很可能只是空穴来风的只言片语。我回答不出她的责问，退又无处退，逼得无奈，便很卑屈地瞎指了一个。这是一个最无权辩解的人，那就是这家的阿二，与这女生同班的同学。我说：是她告诉我的。她听罢头也不回地冲进他家院子，挤在抄家的人堆里，大声叫着阿二的学名，要她出来对质。这实在是一个恶劣的诬陷，在这样的情势下，可谓火上浇油，不知道会给他家带来什么祸事。他们一家已经够倒霉的了。她没把阿二叫出来，随她而来的是阿二的母亲，也就是阿大的。她脸上含着微笑，不慌不忙的。也不知怎么的，这女生此时也平静了一些，对着我说：她说她并没有对你讲过。我嗫嚅着，不知道这事该如何收场。阿大的母亲向我微笑着，没有一点追究的意思，她说阿二的脑子稀里胡涂，说过了也会忘记的，又说算了算了的，那女生竟也敛了声，放了我过门。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阿大的母亲，感激她的宽容，也感激她替我打了圆场。
阿大的母亲就是这样，你可以说她会做人，会做人有什么不好？会做人终究是她照顾别人，别人受益于她，和她在一起，你就会感到放心，舒服，愉快。那时候，寂寞的我，总是不识相地在任何不适宜的时间里，出现在她家，找阿大阿二做伴。她从来都对我亲切、和气，有说有笑。我们正处在发育的年龄，胃口特别旺盛，却苦于时世不好，经济都很拮据。我家的情形略好些，还能有五分一毛的零用钱，我们就一起出去逛街，到合作食堂喝牛肉清汤。那汤是真正的清汤，什么也没有，可是强烈的咖喱味和味精味却使它显得味很厚的样子，能解一些馋。喝得胃胀，然后很激奋地走在马路上，互相挽着胳膊。阿大的天性十分快活，开朗极了，处在这样不安的困窘的境遇之下，依然不存什么忧虑。这大约也得益于她母亲的遗传，处惊不变。这一种气质是非常优良的，它可使人在压榨底下，保存有完善的人性。其时，他家基本已是靠变卖东西度日。我们逛街的又一个内容就是去旧货店看她家的东西有没有售出。一旦售出就赶紧跑回去向她母亲报喜。在这样发发可危的境况下，阿大母亲还是生活得从容不迫。她每天一早就去买菜，买菜回来的路上，打一缸淡豆浆，回到家里，慢慢享用。有几次，她在马路上撞见我和阿大结伴喝牛肉清汤，吃熟菱角什么的，事后就笑话我们没口味，急煎煎的也不惬意。使得我们很感惭愧。
有一天，阿大兴奋地奔到我家窗下，很神秘地向我展开一张五角的纸币。这可是一笔大财富，够我们享用一大阵子的了。是阿大母亲给阿大一个人的，还要她保守秘密，别让阿二等妹妹们知道。从这捉襟见肘的财政中划出这样一笔钱，可是不容易的，这够阿大母亲喝大半个月的淡豆浆了。其实这是在帮阿大还情，也是给女儿面子的意思。这一天，我们破例在合作食堂里要了一份两面黄炒面，再加上牛肉清汤，真是无法形容的满足。
她家的女儿均长得清秀端正，也是得自母亲的遗传。稍成年之后，我母亲就起意给阿二介绍男友。为什么给阿二而不是阿大，是有人人皆知却不便明言的理足由。那就是，其时阿大还在农村插队，衣食无着，前途无着，阿二则分配在上海工厂里做了一名操作工，是可考虑终身大事了。这虽然合情合理，可对阿大多少是个伤害。虽然非常尊敬革命同志的我母亲，但阿大母亲还是婉言谢绝了。理由是阿大还没有朋友，阿二怎么能先有。母亲虽然遭了拒绝，但却十分服气。就这样，阿大的母亲虽然在复杂的世事里应付得很婉转，可却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都是与人为善。多年以后，我母亲到沪上一家著名宾馆赴宴，见隔壁餐厅前写着喜宴的字样，新人竟是他家阿大的名字，便寻了进去。没等母亲从如云宾客中寻见阿大，阿大母亲就已迎了上来。她特意将新人引到母亲跟前，行了三鞠躬礼。据母亲说，阿大母亲竟然一点没有苍老，依旧美丽动人，穿着得朴素而得体，一点看不出是这对晚婚的新人的母亲。他们的婚礼是沪上布尔乔亚的一种，隔墙听来，没有半声喧哗，只在喜宴将临结束时，齐声唱起"祝你新婚快乐"的歌子。唱毕，轻轻地鼓了一阵掌，便高尚地、文雅地、礼貌地结束了。
那医生家的，美丽的，高贵的，娇嫩的，公主般的新媳妇，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遭际当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承受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首先担起了这个家庭涉外方面的事务。比如买菜，比如里弄里的学习。每当召集有问题的人家开会，她便提个小板凳走过弄堂，走到那弄堂拐角处，狭小的、漏风的、晒顶的、油毛毡搭建的小屋里，静静地坐着，领受着照章宣读或者即兴发挥的训斥。她双手放在膝上，脸色很平静，美丽的眼睛看着门外，并不胆怯地接受着人们好奇的注视。再比如每周四弄堂大扫除。她身穿高统套鞋，提着铅桶，将头发编成两条辫子，因为天寒，而在头上包一块羊毛方巾，围到颏下，系一个结。看上去就像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她看起来还相当有力，提着一桶水稳稳地走着，拿扫把的样子也挺好。再然后，她便到里委生产组去接洽活计，编织小孩子的风雪帽或者连衣裤的活计。她频繁地出入于弄堂，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但她的美丽并不因此而受损，她依然引人注目。她的美是那种会对人形成威慑的，所以也容易激起人们触犯它的危险。其实，他们一整个家都具有这样的气质，会叫人自卑而气恼。他们家说起来真没什么大事，可却惹来了大祸，恐怕就缓出于此。
隔壁弄堂的"野蛮小鬼"，还有"野蛮小鬼"的已成年的兄长们，他们对这一家格外地垂青，几乎每晚都要上门骚扰一番，以此寻乐。他们吃过晚饭，洗过澡，吸着拖鞋，就来了。砰砰地敲着门，终究也不知是要干什么，没来由地将这家出来应付的那个训斥着，提出的责问也是不知所云，因此便无从答起，于是就是"不老实"，再接一轮训斥。出来应付的往往是这家的长子，他压着脾性，不得不赔着笑脸，与这伙人周旋着。有一回，周旋得火起，竟挨了那当头的人一耳光。这于他如何能受得了，向来是养尊处优，这伙人在他眼里，是与"瘪三"无异的。心里头是天翻地覆，可也发作不得。那当头的一位，年纪也不小了，不知是个青工还是社会青年。他衣冠很整齐，足登皮鞋，样子也还不顶粗鲁，却居心叵测。这是最可怕的一个，心里不知压了有多少下流的意趣。他这一耳光打过去，便得了满足似的，再嗜嗦了几句，得胜还朝。对着他们走远的背影，这家的长子从牙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他妈的，强盗！
那年头，也乱得很，到处都在竖杆子，遍地烟火的样子。不久，那长子的臂膀上也套上了一个章，上写某某战斗队的字样。他不无显摆地骑车在弄堂里进出，也是表明身份的意思。就好比我母亲每晚临睡前，都要把我姐姐的别着章的外套挂在屋内最显眼的地方一样，意思是你们是红卫兵，我们家也有一个。而那长子的气势显然是刺激了邻弄的那伙，他们在沉默几日之后，再一次上门滋扰。而这一次，这家长子却早有准备。似乎，这几日他一直在等着他们来，现在果真来了。他很爽快地打开了大门，与他们泡着，话头很硬，使得他们不甘罢休。正纠缠不清时，弄堂里忽然大兵压境似地驶进一队自行车，来人都袖戴臂章。他们下了车便直奔那伙人而来。那伙人其实也是草包，大革命中阿q那样的人物，本来就不甚明白这家人的底细，更不知来人的来头，立刻就"缩"了。来人却不放过，紧着喝问。这时节，其实比的就是气势，谁的气焰高谁就得胜。那伙人更嗫嚅了起来，想找台阶退下去的意思。来人还是不放过，一定要问个究竟。这一回，邻弄的那伙可吃了苦头，打头的那一个，因为最年长，其时就更狼狈相，只得讨饶，直讨到来人满意了，才放他们回去。这伙人灰溜溜地走出弄堂，连屁也不敢放一个。他家长于可是扬眉吐气了，过后还往左邻右舍送了一些铅印的战斗队刊物。看起来，他也是在为革命很忙碌的样子。可是，弄堂里那些年长的住户却为他捏了一把汗。他们说，他家要吃苦头了。这都是我们城市的老市民，经历过数次革命，深知谁是革命的真正力量。
时间在令人不安的平静中过去了，接着，老医生医院的造反派上门了。他们来寻找老医生。人们这才发现，老医生夫妇俩已有一段时间不看见了。这天，他家在场的是二子，三子，大媳妇，还有二子的刚显出身孕的妻子，共同抵挡着这一局面。造反派追问着老医生的下落，子媳们咬定一个不知道。从中午到晚上，人们已吃过晚饭，他们这里还没完。大门敞着，房间里，楼梯上，走廊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邻弄的那伙也赶来了，积极为造反派出主意。然后，一个决定便形成了，并且立即付诸行动。那就是，在隔壁中学的操场上，批斗这家四个子媳。中学的操场很快就布好了灯光，拉起了横幅，人们刹那间拥进了操场，革命实在像是大众的节日，但充满了血腥气。一切就绪，这家的子媳们终于在押送下走出家门。壅塞在弄堂里的人们让开了一条道，让他们走过去。两个儿子走在前面，他们竟还保持着良好的仪表。高大，俊朗，毫无委琐之气。大媳妇在后，扶着有身孕的二媳妇。从我家门前走过的时候，我看见了那美丽的大媳妇的眼睛。她的眼睛大胆地迎接着人们的目光，没有一点躲开的意思。他们自始至终没有说出，老医生在何处藏身。
我们弄堂里的老住户们，纷纷庆幸老大没在家。倘若他要在，那就完了。人们说。这晚上，邻弄的那伙耀武扬威地在批斗会上张罗着，挥舞着皮带。他们是医院造反派所发动和依靠的基本群众。人们还担心，二媳妇肚子里的孩子要保不住了。可是，那孩子却奇迹地留存下来，并且健康活泼。我母亲在这晚上，对这家子媳做出的评价，很简单，她说：他们有气节。
这家人家从此后就走上了霉运，房屋被没收，强行迁进几户人家，都是来自城市边缘地区的贫困者，天生怀有对有产者的强烈仇恨。他们极尽欺侮之能事，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崇高名义之下。多次打到弄堂里来，不得已到派出所讲道理，没道理的总是这一家。接着，长子单位又来逼迫他去往三线工作，他执意不去，逼迫得急了，他绝望地吼道：不去！半条弄堂都听见了。然后心脏病发作，送去医院，才算结束了这场动员。但自此他便失了公职，养家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妻子肩上，看她忙碌地进出弄堂，四处寻找工作，不由想起曾有一次，我们听壁脚，听见这对年轻夫妇吵嘴。就为了里委动员妻子去代课教书，而她却不乐意。吵到后来，她竟哭了起来，似乎有着万般的难处。而事到如今，她竟也不慌不忙地担起了家庭的生计。
这，就是上海的布尔乔亚。这，就是布尔乔亚的上海。它在这些美丽的女人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这些女人，既可与你同享福，又可与你共患难。祸福同享，甘苦同当，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