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来年了！”
刘科：我早有考虑，还有这个。”
“咱妈的房你不用管，“下车早了。”
我说：籍贯一栏里的地方，你也一定要记清楚。”
我那一会儿肯定吓坏了，拼命地把手往回缩，就好像手上长着天大的秘密。
“她是谁你不要管，你只要记住你就叫陈素玉，走回来的，“有些是当时的政，有些确实同执法人。”
母亲先是拽长了脖颈等在那里，等到听他把话说完了，失望说，就把身：“你这话我看是白说！哪有这样的好事？”
o．5分？谁好不容易考，再次让我的命运走到了十字路口。
陈素玉说这话时看也不看他，眼睛朝下，只去盯那些水泥地板，仿佛那里有着数不清的谜语，等着她一道一道地去破解猜断似的。说着话，她拿脚尖一下一下地踢着地板。那是一双破旧的黑布鞋，脚趾经常出没的前头补过多次，针脚匀称而细密，看得出，她有一双巧手。
我进去时，她已经坐在那里了。如果不是心里早有准备，我怎么也想不到，面前坐着的这个就是那个自己要见的人，那个在25年里与自己使用了同一个名字的同龄女人。对于这个女人，此前我曾有过种种设想，可现在，我的心还是沉了又沉，忍不住颤了几下。
“我只好就把她带走了。”
张树根说话时，声音有一点嗡嗡的，鼻音很重，地方口音也很浓，比如，他总是把雪说成梭，把地方说成地幅，很土的一种方言。按他现在的年龄，18年前他也就是三十出头，那时候的他，该是正风华正茂的年岁，却在一个偏远镇的派出所，一呆就是七八年。
在他说话的中间，朱芳走了进来，她是县里安排的这次专负责接待的女司法调解员。她进来之后先给我的杯子里换了茶水，又给老李和张树根各倒了一杯水，然后坐在我对面，拿出小本子做记录。
这朱芳长相小巧，身高不足15o米，是本地有名的拇指姑娘。她高中毕业自学成才考取了律师资格证书，随后便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多年来在本市司法界也算小有名气，后来就调进县里的司法部门做了司法调解员。
整个过程，张树书一直背书一样地往下说，看得出，这个案件，他已经不知叙述过多少遍了，每句话都流利通畅，就像当地人夏天吃凉面一样。他说话时我还注意到，他是那种做什么事都很专注的男人，眼睛只盯着一个地方，竭力地回忆当时的情景，并且随着他回忆场景的变化，他脸上的表情也不断变化。当他说到那女子“一张雪白的脸，看上去竟还像个女学生”时，虽然说话的口气呆板，我还是从他紧锁的眉头上，看出他流露出的真实同情。
最后，就听他说：“那天，我把人带到派出所，并没费什么事，她就一口承认，说人就是她杀的。接下来，问到她为什么杀人，就出了麻烦，这一问就是半天，让人气恼的是，这半天里头，她说了一堆叫我看来全是废话气话，一句有用的口供也没有。”
朱芳在这时插了一句：“她都说了些什么呢？”
张树根没有接她的话茬，他好像例行公事一般，想尽快地结束这场谈话：“当时情况就这么简单，案子随即告破，犯罪嫌疑人一审定罪：死刑。”
或许是他把现场描述得太过真实、形象，就叫我不由自主，跟着他的语气到了现场似的，渐就有一点喘不过气来……忽儿意识到他已经说完了，我才盯着他说：“哦，那为什么一直没有执行呢？”
说完这话，我心里不禁打了个寒噤：我不会是……盼着她死吧？
张树根下意识地去碰那烟盒，看看空了，又开始在自己口袋里摸，摸了两把没摸到，老李就从自己的包里掏出半盒烟来，扔在他面前的茶几上。那张树根也不推辞，也不看烟，只眼睛朝着我，从那烟盒里摸出一支烟来，点上，继续全把手地攥着抽。
“一审判了死刑之后，陈素玉没有抗诉，倒是另外有人给她请了律师，要求上诉。可是二审下来，仍是维持死刑原判，那人不甘心，又将她的案子写成材料，到省高院去上访，高院那儿经过案件调查研究，圈定了四五处疑点，认为疑犯口供前后多处矛盾，形不成像样的证据链，最后将案子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