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脸埋在陈淑的小胸前，张树根随着老李，”
我写，深：“淑儿跟姑姑走吗？才把头抬起来，狠狠地蹭了一下，徐徐吐出来，方才开始说话，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看了看就只剩了一支，掏出来我作了个征询的手式，看我摇头又点头，便点燃了，说，随便寒暄了，便就在那个沙。我扫一眼他扔在桌上的空烟盒，是这地方很低档的牌子，一个地方的警官抽什么档次的烟，知道这里仍旧不能算是真正脱贫，很能反映这地方的实际经济状况。
“成家了？”
“那就你家小淑？”
“为什么早下车。”
我说：“这些年，国家搞改革开放，现行政策与前些年的政策法规存在一些相悖的地方，也是有的；咱们司法人员的队伍参差不齐，基层相当一些人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学校在省城，是个交通枢纽地带，班里不断有同学的家长、亲戚、朋友，来省城出差，或者办事，或者专门来瞧看，带东带西的。上了四年学，我的家人朋友一个都没有出现过。
我点点头，表示记住了。可是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她以后万一要是知道了，会不会来找我？”
“也说不准，这个学校比起一般师范院校，收费高些，也许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上不起呢。”
查到分数的那天夜里，我一直哭到两眼红肿。
我盯着她，心理忽儿产生了一种冲动：如果25年前她不是顶替面前这个女人的名字上了那所大学，如果现在那个位置上坐着的是我而不是她陈素玉，那会是怎样的呢？
女人穿了灰绿的细格上衣，一件桔黄色的尼龙马夹鲜艳地套在外面，映着她一张枯干苍白的脸，使她的女囚身份多少有点炫目似的。这女子我曾见到过的，那是我当年高考报名表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满脸稚气，梳两根黑亮的粗辫子，眼睛秀长，眉毛细弯，嘴唇微微上翘着，仿佛跟人赌气，或者撒娇似的。现在那双眼睛虽还算秀气，脸上的稚气却早已凋谢，眼角堆砌着细密的皱纹，一张脸几分病态的样子，最刺眼是那原本的一头黑，竟早早白了一半去。
“嗯，要那样，我就胡说了！”
“实话实说。”
“依我看，这案子本身并不复杂，但凡有些刑侦常识的人，都能看得出来，那个陈素玉，人不是她杀的！或者说，主犯不是她。”说到这里，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见我并没有异样反应，便接下去说：“不过，说实话，咱这地方，你现在看到的好多了，过去侦破一个案件，许多时候，靠的就是嫌犯的口供。”
“那，早些年，刑侦人员都干什么呢？”
“主要是刑侦条件太落后，没有经费，没有现代化的刑侦设备，基层人员不配合，再加上办案人员素质低，人情关系又复杂，上边又单方面追求结案率……”朱芳在罗列了一大堆客观现实之后，才又接着说：“所以，陈书记，您别看这案子简单，真要走法律程序，也是难的。”
“那怎么保证程序公正？”
“您说的程序只是文字上的，真正在下面办案，很难做得到，如果每个案子都能按照法律条文办案，那就简单多了，其实，许多人也并不想稀里糊涂的结案，到底是人的事，无论谁，心都是肉长的，谁也不愿手下案子出现不公，无论错杀或者错判，说一句比较普通百姓的话——那都是伤阴骘的事，案件到了谁手上，也都是想办得公道，不偏不倚，可是他们每年办案经费有限还罢了，上面每年还都要求有具体的结案率百分之几，就这么个小地方，几辈人搅在一起，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情世故真是在所难免，不清不白糊里糊涂的案子就多了去了！就说这一个吧，大凡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她的案子是不公的，可是放一个人出来容易，再要弄一个进去，可就难了。”
“照你说，她还应当继续关押下去？”我冷冷地问了一声。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
“你是说，这个案子还应当有其他线索！”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陈素玉一审判了死刑之后，自己并没有要求上诉，却是另外有人给她找了律师，后来这个人还为她上访到省高院的人，一定就是个了解案情的人。”
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只我不想轻易说出来罢了。这会儿由朱芳说了，我便从侧面击她：“问题这么简单，为什么别的办案人员就没想到呢？”
朱芳说：“这也是我这几天私下里的纳闷，为这个，我还专门小范围地做了个暗查，做了些调查了解，那个人的情况多少知道一点的，只是这人比较神秘，有一点神出鬼没，刚刚听说一点消息，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社会上人口的流动性又很大，要想尽快找到一个人，只怕也不容易的，除非有这案件嫌犯的直系亲属，或者跟她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来死死追踪这件事。现在看来，她父亲去世后，母亲也不在了，直系亲属一个没有，她几乎是孤零零一个人。那个人能为她做到那样，已经很不容易。”
到了这会儿，我终于说出自己的疑惑：“那个人，他为什么把自己搞得那神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