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说，就听旁，但他的脑子。’我的话刚落音，‘同志。我，听着这话，我感到十分地羞愧。’我一听这话，才发现对我说话的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像记者温炳林。他腰部贯穿，伤得很重，浑身是血，给我喝点水。‘别叫他，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怎么敌我不分，把苏修敌人称为同志？分成各个战斗小组，
我们一百来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甩开步子朝着10公里外的前沿阵地进发。夜色，此时，繁星满天，风声正急，凉气渗人。这里素有‘早穿棉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俗称，虽是八月盛夏之季，但夜晚的温度却是很低。所以，我们都穿着四件的厚衣服。
果然，第二天近中午十分，两架苏军的轰炸机飞到了我们边防站的上空，然后转了个弯，调过了头又飞回走了。这让我们边防站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不安：难道苏军准备对我们边防站使用轰炸机进行轰炸？
回到宿舍里，副班长余长安就对我说，‘袁国孝，你今天真争气，成绩不错。’我谦虚地说，‘还不是平常你和班长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副班长说，‘不过，你还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我说，‘那是自然。’我拿起脸盆刚走到水笼头边上接水，李排长过来，用手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小伙，今天射击成绩不错，给你们班争了光。’我说，‘全是平时排长和大家指导帮忙的结果。’
会场休息时，我们就想去连部打听下消息，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们刚从大会议室出来，就见李排长带着六名正副班长和三名军事骨干全副武装，骑着马急速地出了边防站的大门。后来，我们才知道刚才塔城军分区打来电话，说有人报告说在塔斯堤河与乌斯干河交界处突然出现了许多人，用望远镜一看象有许多戴着大盖帽的人聚集在一起，很象是苏军人员在设立新的观察哨，要边防站派人去察看一下。所以，魏指导员就让李永强带人骑着马急驰而去，准备与苏军交涉。因为每个边防站要管辖近百里的边防线，而那里刚好也属于我们的辖区。
据说从沙俄到苏联时期，它的国家每年要有‘领土收入’。这种‘收入’的方式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一是将沙俄强加给我们的以某山脊、某河流为界，推到我国领土上的某山脊、某河流；二是利用每年在平原的疏松地带，动用军队和直升机枪杀和驱赶我牧民和羊群；三是在边界上私设界标。过去，他们曾侵占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些领土相当于六个英国，三个法国和十二个捷克的面积。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已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继续明目张胆地侵占我国的领土了，可是，他们却采取偷偷摸摸的方式来改变边界线，或是以武装人员强占或限制当地农民出入的方式继续蚕食我国的领土。来到边防站后，经常听到苏俄侵犯我国领土的犯罪事实，我们当兵的早就义愤填膺了。过去，我们没办法，现在我们也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还要忍受这种屈辱？
当时，在新疆与苏联接壤的三千多公里的边界线上，有三分之二的地段存在着争议。也就是说中苏边界在许多地区都是有着三条边界线：最外的那条是条约线，即历史条约规定的边界；中间那条是实际控制线，即中苏双方当时的实际边界；最里面的那条是苏方要求线，即苏联方面对我国领土提出的要求边界。实际控制线和苏方要求线之间就是争议地区。
我们做辣椒生意的，一般在吃肉时，总会要让收购站啃些骨头，再让椒农们喝口汤。但不能让你去吃肉，让我来啃骨头。我不以为然地说，可我们当地产的小红椒就不需要长途运输。所以，价格要比你的价格有优势。但他说他们那边的小红椒要比我们当地产的小红椒质量好，名气也大。我说差不多，就是好一些一般人也看不出。谁吃辣椒时还要问这辣椒是哪里产的？
苏联军人围绕在我身边，带着我从病房里出来。我象许云峰和江姐赴刑场一样，做出一副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的样子，扶着楼梯的扶手，从三楼一步一步地下着楼梯。下到了一楼。我看到在一楼的门口，停着两辆军用吉普车。他们让我进到了前面那辆吉普车上，旁边分别有人在看着我。
车在空旷的原野上行驶着，我就想着他们会怎样来审讯我。我看过许多敌军审讯革命者的电影，其中对《在烈火中永生》的印象最深。敌军审讯革命者时总是无所不用其极，钢鞭抽，烙铁烙，坐老虎凳，灌辣椒汤，这些都是少不了的。对这些，我能撑得住吗？我不住地问自己。但我告诫自己：哪怕就是皮开肉绽，粉身碎骨，都不能屈从低头。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如果真是让他们打死，我也如愿了。如果真地受到酷刑折磨，我就要打碎房间墙壁上的灯泡，触电身亡。这个想法是我偶然看到墙壁上的那个灯泡时想起的。因为我在学校上学时，就有个学生因为不懂电，用手触摸了电源给电死了。
“车行驶了大约四十多分钟，进到了一个军事驻地。里面到处都是军人，还有许多大小军车。车停在了一栋大厦前面。军人让我下车，就带着我进到了大楼里面。从大门进到过道，在过道上走了几十米，又拐了一个弯，进到了一个房间里。
出我所料的是房间里并没有那些给受审者用刑的刑具，也没有那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气氛。房间并不很大，就跟平常的办公室差不多，摆着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办公桌对面有一把受审讯者坐的椅子。但房间里还套着一个房间，但里面的房间关着门，有个窗口朝着外间。通过窗口，看不见里面，但我想里面肯定能看到外面。
军人们把我带进审讯室，便立在一旁。那个负责的中年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让我坐在那里。我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把头扬得很高，看他们怎样审讯我。不一会，又有一个职位比较高的年轻军官进到了屋里，往主审的椅子上一坐，向其他人点了点头，示意审讯开始。我也感到屋里的气氛开始沉重起来。
主审开始向我问话，坐在旁边的翻译就给我翻译着。
‘你这样小，还是个孩子，一定很想爸爸妈妈吧？’
我说，‘我是很想爸爸和妈妈。’
主审就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回答。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名字。
主审又问，‘你多大年龄了？你这么小的年龄就当了兵，是被人强迫的吧？’
我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只当他是在跟木头人说话。
‘你在哪个单位，单位里有多少人？’
这可是属于军事机密，打死我也不能说。我嘴巴闭得很紧，毫无表情地与主审对视着。
主审见我昂着头，啥话也不说，对旁边的军人说了一通话，然后，把桌上的皮包一收拾，起身走了。我想他们肯定会动用刑具来逼我回答。可是，那个翻译竟对我说，‘审讯结束，回医院。’我大梦初醒一般，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难道他们那么远把我带到这里，就是为了问我这几句话？
回到医院，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心想哪天战友或是别人问起我：苏军在审讯时都问了你哪些话？我该如何回答？我要是如实说来，他们肯定会不相信，甚至会对我有怀疑，以为我不肯说实话，想有所隐瞒。
那天，我绝食了，要求能见一下我的那三名战友。自从从列车上下来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现在我
可以下地走动了，很想能见见他们。可是，苏联人对我说他们三人因伤病过重，已不治身亡。我不相信，说他们在欺骗我。可翻译对我说，由于裴映章的脖子被贯穿，伤势过重，没等列车到站就已经没了气息。景长雄是脑部重伤，一直处在昏迷之中，到了医院的第二天就死了。温记者伤势严重，拒绝治疗，临终前还喊着‘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我不知道翻译对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三人确实已经牺牲了。
和我一起被俘的战友都牺牲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一连哭了三天。可不，在其他三位战友都牺牲后，我再继续活着就是一种耻辱。这些天里我常常睡不着觉，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让我死去？
苏联人给我做了一个手术，把我嘴边的那块弹片取了出来。手术之后，我一连两三天处在昏迷一般的沉睡之中，大脑中一直混混沌沌，冥冥隐隐，有时觉得自己还在活着，有时就觉得自己已经死去。由于我脸颊上和嘴角处都受了伤，嘴角处刚做过手术，而脸颊与鼻子间还有一块弹片在肉里面，我的脸部肿得很高，痛得要命，常常扰得我大脑死命地跳着发痛。我的右胸被子弹贯穿，伤口严重感染，疼痛得让我浑身发颤。我的伤势还非常地严重，我依然在生死线挣扎着。可这种挣扎太痛苦，太受罪，又太没有希望。
我渴望着死去，因为我不想忍受这种煎熬般的痛苦；因为我一旦战胜了这种伤痛的痛苦，而以后人生的痛苦又该让我如何面对？
我想起了让我看过的那些苏联报纸上的照片，那些照片一直让我感到极大的羞辱与不安。这次参加铁列克提战斗的，光是我们商丘柘城县的新兵老乡就有38人，而在无名高地上牺牲的新兵老乡就有8人。可唯独只有我一人被苏军俘虏。
作为军人，特别是中**人，被敌人俘虏，这该是一件多么让人不可思议和不寒而栗的事？
记得在上小学时，一次去中学去找我表哥。学校刚好在批斗一名反革命分子。那反革命分子是一个50多岁的干瘦老头。瘦老头被五花大绑着押在主席台的土台子上，头上戴着一个用白纸做的高帽子，身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投敌变节，背叛革命。
当时，一名戴着红卫兵袖标的高中学生正在发言，揭露他投敌变节的反革命罪行。等那学生发完言，主持会议的红卫兵负责人就质问瘦老头出卖了多少革命同志。瘦老头用向**他老人家发誓的口气回答说，他当时只写了自白书，表示自愿脱离**，但绝对没有出卖过任何人。红卫兵主持人说他顽固不化，不肯低头认罪，便飞起一脚踹在了瘦老头的背上。老头一下趴在地上，跌了个嘴啃泥。那个红卫兵主持人非但没有把他拉起来，反而喊起了口号，‘反革命分子不老实交待，就只有死路一条。’台下的近千名师生同时振臂跟着高喊口号。
看着那瘦老头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就问表哥，‘这人是谁呀？’表哥问我，‘你知道张国华吗？’我说，‘是不是那个在成都军区当政委的张国华？’表哥说，‘对，就是他。’然后对我说，‘红军在过草地时，张国华是红1军团政治教导大队的政委，这老头就是教导大队的大队长。可是，他们在过草地时遭遇到了敌军的骑兵，在掩护大部队突围时，这老头被国民党骑兵俘虏了，为了活命，老头就写了自白书。特殊时期开始后，这老头在湖南老家呆不住了，就跑到了这里投亲避难。可是，还是被人民群众给揪了出来。’
当时，我就想这老头也真够倒霉了，如果不是让敌军俘虏，他现在恐怕也跟张国华差不多，是哪个大军区的司令或是政委了。
要说被敌军俘虏过的人，我们家旁边的生产大队就有一个，大家都叫他王老头。快40岁了，还是光棍一个，整天孤孤单单，独来独往，没有人搭理他，他也不搭理人家，总是在闷着头吸烟。听说他13岁时就偷跑出来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之后随部队南征北战，杀敌立功，还当上了连长。1950年他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却在五次战役中被俘，因此，回国后不但被开除了党籍，连军籍也没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他就跟投敌叛国差不多。
想到这些，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我真是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牺牲了，却让我活着？为什么不让别的人活着，让我死去？我参军当兵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杀敌立功；我参加这次战斗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不怕牺牲，即使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如果不是昏迷，我肯定会用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可是，我没有这种机会。但愿战友们和亲人们能宽容我，理解我，原谅我。
这样想着，我眼里噙满了眼泪。
那天上午，苏军人员又把我带到审讯室进行了审讯。他们问了我许多的问题，都是涉及到国家机密的问题。可我只是个十七岁的新兵蛋子，对这些有关国家的军事机密一无所知。而且，就是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他们。结果，他们的审讯又是无功而返，毫无收获。在送我回医院的路上，翻译告诉我说，‘你们的总理和我们的总理在
参加完越南领袖胡志明总书记的葬礼之后，一同在北京见面了，我们的总理告诉你们的总理说你们有个姓李的士兵还活着，在我们的医院里疗伤，你们的总理就要我们的总理把你放回去。我们的总理已经答应了。再过几天，你就要回国了。’
我们的总理自然是周恩来总理。我一听是周总理在亲自过问我的事，在要求苏军放我回国，我就一下热泪盈眶。我在心里说；敬爱的周总理，我要一辈子感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