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部队干部牺牲的抚恤金是补发6个月的工资，由于塔城与内地路途遥远。由当地民政，我从床上下到地上。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是三百元，这样算下来。再补加一次性抚恤金280元，探着头看着外面的景色。虽然外面的太阳很亮，高度腐烂，不宜让家属辨识。
那天，小个子看守打开窗子，让下午的阳光进到屋里。干部遗属能领取五，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来。主要是烈士遗体肢体，但从远方吹来的风已有了一丝凉意，甚至可以看到风吹叶落的迹象。从我被俘，我想了想。现在至少应该是初秋时分。
也许是我的病情还依然严重，所以，也许，当我刚从床上下来时，就感到眼冒金花，头晕目旋，在地上站不稳，象要昏倒在地，但我硬是扶着床边，让自己不能倒下。苏联军人见我脸色苍白，身子虚弱，满头汗水，就示意让我先坐下休息一下。可我却说，‘不用了。’
我浑身痛得厉害，特别是嘴角和面部，还有右边的胸部就跟用尖刀剜着挑着似地。我才知道我的面部和嘴角，还有右胸部都负了伤，鲜血已经把我穿着的四层衣服都浸透了。正值午后时分，天气异常地炎热，热得我都有些喘不过来气了，热得我的嗓子眼都要冒烟了。
正值黎明时分，天上的星星越来越稀，但夜风却是越来越冷，身下的石山就象一座冰库，很快就把我们身上仅有的那点热量吸光了，所以，我们整个身子就跟冰块一样冰冷。但为了占据有利地形，战士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顾不得膝盖和手指被划破，顾不得冰冷刺骨，硬是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仔细地观察着苏军的动静。
根据近来苏军的反常举动，我感到我们虽然是有所行动，但苏军也在明显地加强军事布置和军事调动。好象我们的行动和计划已让他们知晓了一样。只要我们一有什么行动，他们马上就会有所反应。
正在这时，裴副站长和魏指导员带着一位三十四、五岁，穿着四兜军服的英俊军人来到李排长面前，
正传达着文件，通讯员突然进到大会议室，对坐在主席台上的魏指导员低声耳语了一阵，就见魏指导员脸色一下子紧张起来，他连忙让军分区的领导停下，然后，点着名要排长李永强和三个班的正副班长，还有三名射击能手马上到连部集合。一看这情况，我们就知道这肯定是遇到了突发性紧急事件，而且是跟边界冲突有关系，要不，怎么会派李排长带三个班的正副班长和射击能手去执行任务？
陵石山的坡下，使得铁列克提小河边上的38号界点，离阿拉湖只有数百米的39号界点和离苏联铁路线只有数十米40号界点，全部划入苏联的境内。一个月前，我方的巡逻分队还走在戈壁平川之中的边界线上的我方一侧，可现在我们只能走在丘陵石山下的坡路上。而且，他们还在争议地区的山坡高地上建立起观察哨所和简易工事，并在我巡逻分队通过的一些险要地方，挖出了许多掩体和坑道。为了保持边界的安定，我方巡逻队只能从已被改变过的边界上进行巡逻。
听副站长裴映章说，由于解放初期我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在新疆与苏联接壤的大部分地区的边界上，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有边无防。直到两国关系在六十年代初交恶以后，于1962年才开始设立铁列克提边防站。裴副站长就是刚建站时来到这里的。那时边界在湖边，他和战士们常去阿拉湖边游玩，还上到过距湖边不远的一个小岛上，岛上有一座樊梨花的小庙。
他端起杯子，喝了口茶，用恳切的口气对我说，大家做生意都不容易，你让一点，我也让一点，咱们取个中间数咋样？我说你是要九角五分？他点了点头，说，我这是咬牙赊本赚辛苦。
生意上的成功让我感到高兴，可是，更让我激动的是去年我接到了塔城军分区的一个电话，要我帮忙他们寻找铁列克提战役中牺牲的9个烈士的家属。因为这些年来我的处境不好，后来又忙着做生意，所以，与牺牲的战友家中几乎没有来往过，这次有机会去他们家中，一是向烈士家中表达塔城军分区的关怀，二来可以看望一下烈士
家中的情况。我骑着电动车早起晚归，没黑没白地跑了三天，可是，这些烈士牺牲时只有十六七岁，没有后代，而且亲戚和邻居对他们也几乎没什么印象，经过千辛万苦，我只找到了一位烈士的母亲。
更让我没有起到的是去年中央军委颁布了一个补贴参战人员的文件，批单上没有铁列克提战斗，得不到国家的补助，好多的战友都找我，叫我跑这事。因为县里的人对我很熟。我拿着文件找到县委和县政府，与县领导摆事实讲道理，就把参战人员享受补助的条件争取过来了，享受了这个补贴和待遇，就再也没有人怀疑我是叛徒了。
年前回到老家，我在大街上碰见一位从塔城回来的老乡，他告诉我说根据中哈国界勘定协议书规定，当年被苏军侵占并划为铁列克提‘争议区’的那片领土已被划归中国一侧。在铁列克提之战34年后，中国边防军人开始再次进入这片已无争议的中国领土上进行巡逻。
他还告诉我说，在去年的8。13那天，由塔城军分区司令员王国义带着老连长范进忠烈士的接班人范军林和铁列克提边防站的全体指战员一起，进行了铁列克提忠勇山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那个忠勇山就是当年中苏激战过的无名高地。
听到这些消息，我高兴得热泪盈眶，夜不能寐，我觉得我们的血真是没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