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党支部书记蔡阿毛发现了林木森是个“好苗子”，说，日本人找到朱府管家，”朱府管家找护院商量。
次年，经大队党支部、革委，遵，护院已得到“指示”。同意第二方案，决定由城南警察局负责‘朱府’的安全。现拟定二个方案，一是由城南警察局派人直接进驻，二是由朱府护院组建成‘派出所’，编入城南警察局。把林木森调到大队“治，“皇军欢迎朱先生回，为更好地保护。林仲仁等人便穿上了“黑皮”，却积极会同湖兴的社会团体，作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工作，支持“国民党湖兴流亡政府”。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新四军”奉令北上；继续留在了朱府，林伯仁因妻儿拖。朱先生返回南京后，为洗脱“朱府护院‘变节’的汉奸嫌疑”；他让朱府管家真真假假地编凑了一套“抗日功绩”，把“朱府列为‘中统’的‘地下交通站’；护院们成了交通站的‘别动队’”，受到了“南京”的嘉奖。并以“抗日英雄”授予了护院们尉官军衔。朱先生本想请林仲仁接任朱府管家；林仲仁谢辞，只请他介绍一份工作。
王建华敲门进来，把书包递给林木森，说：
大半支香烟闪烁着一点红焰，在空中划了一个弧，落入龙溪河中。林木森的心随同香烟，一阵激动，堕入水中。
“好。”林木森应付道，继续打牌。他时任钱北大队“治保会”副主任，听任李忠良的催，说，“打了这盘就去。”
王建华说：“一家不知一家难。太湖大队说是人少地多，可沿太湖地势低，年年遭泛。干脆象兆丰，是水洼地，种菱角、湖藕倒也省心。望着太湖边上一大片地，种薯不发，栽桑不旺；芦苇倒长得旺，象白茅根，根钻到哪里长到哪里，好好一块红薯地，三天不去看，就要到芦荡里去寻薯藤了。”
王建华的话说得有些邪乎，林木森知道芦荡南进是太湖大队最头痛的事，只要有芦苇的地方，就是一簇簇，一片片，繁繁茂茂，蓬蓬勃勃，成林成海。前年，响应“农业学大寨”，太湖大队向芦荡进军，开垦了三五十亩地，结果年年都要花大量的劳力去截芦根。
王建华说：“太湖大队种田产量低，养蚕桑树少，全靠这片芦荡，祖辈都编芦蓆，手快的一天能编九张、十张，慢的至少一天也能编六、七张。利高时每张芦蓆赚得一角四五，利薄时每张芦蓆也有一角一二。可近年来钱北供销社不收了，说是收芦蓆没利润，社员只好自己去卖。可城里大单位只收集体的，社员只好四处去奔。说是自己卖价格高，扣去花销，多赚不了几个，还影响了出工。今年开展‘运动’，打击投机倒把。几个社员运芦蓆时，正撞上刮‘红色风暴’，他们没有供销社调货单，被‘城市民兵’没收了。社员心痛，争吵起来，事情反闹大了。人被关了三天，事情还反映到县里，县革委会下文让公社严查，大队挨家挨户收缴，县里倒是把芦蓆、芦栅收购了，可把碾好的芦片条也让送去了造纸厂，还让大队把生产队的芦荡收回了。转眼就要收芦苇了，真不知道还允不允许编芦蓆……”
林木森知道这事，钱北四、五队的青龙潭与芦花漾一带也有芦荡；每年也编芦蓆、压芦栅。数量不多，可社员到处推销，影响极坏。“一打三反”时，太湖大队出了事，大队也作“重点”打击过，缴了批芦蓆、芦栅，正好大队在芦花漾建养鸡场就征用了。
林木森说：“城里单位只收集体的，大队不能办个芦蓆场？”
王建华说：“我哥哥他们议过，几个队摆不平。编芦蓆各有技巧，同是一样多料，有的人能多编一二张蓆。大家都想自己在家编，队里又怕没人出工。还有，大队编了芦蓆谁去卖？有‘能耐’的在公社掛了号，不能出面；靠得住的胆小，不愿出面。”
王建华的哥哥王建民是太湖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最近也头痛，芦荡收回容易放出难。想想今年的蚕、稻都不太好，结婚时借的债还没清，娘子空有一手编芦蓆本领，王建华有些焦急。再一看，林木森是个“知青”，与他扯生产是太湖里放酱油——无济于事。他一闭嘴，林木森误会了；想想自己眼下的“身份”，也闭上了嘴。
中饭后，王宏铭来了。脸色很严肃，马脸拉得很长。陆宝林先进门，挥手让王建华出去；搬把椅子放好，让王宏铭坐。
瞧瞧林木森惶恐不安的表情，王宏铭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他侧转脸去，用很平淡的口吻说：
“你坐。昨晚就要见我，建华、大牛都说，你一个晚上都没睡，看来态度还挺端正；说吧！”
林木森谈了家里的情况。
“说完了？”王宏铭轻蔑地一笑，说，“这件事公社早就知道了。七月份本打算调你来公社，我们‘函调’过。党的政策历来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表现。’林木森，你父亲是‘走资派’也好，是‘牛鬼蛇神’也罢，公社从来没有以这个问题为难你，更没有歧视过你。是不是？现在，说说自己的问题。”
林木森感到了一种解脱；再一想，问题更严重了，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他惶恐不安了；巴动着嘴，半天没说出一个字。
“看来你还是没有考虑好，行，再想想。”
王宏铭向陆宝林耳语了几句，起身走了。
陆宝林坐在王宏铭的位置上，点燃了一支香烟，冷冷地望着林木森。
这是一条“汉子”。浓眉大眼，魁伟的体魄，威风的连腮胡；蒲扇般的手背长有长长的汗毛。陆宝林“平息武斗”有功，县革委会主任马天民很器重他，可他管不住裤裆里的“枪”，结果连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都没坐上。他可是公社“掌枪杆子的”，想到社员对他的种种非议；林木森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向他推来，他回避这冰一般的目光。
“林木森，你我虽然接触不多，也算是熟人。讲政策，说道理，你都比我强。我是个‘泥腿子’出身，龙溪大队的；当了五年兵，回到公社‘人武部’搞‘武装干事’；听的话，造了‘走资派’的反！我这个人粗，该说不该说的都说！王主任常说我是‘大错误不犯，小毛病不断’。但老子赤胆忠心干革命，从不和人‘斗心眼’。他妈的！也最烦别人跟我‘斗心眼’！王主任要去开会，要我来启发启发你。”
“是。谢谢！”林木森竭力地挤出诚挚表情，在心底“筑建‘防御工事’”；这个“审案高手”粗犷豪爽，应是“江湖中人”，以诚相待，他会容易勾通。他很谦卑地说，“请陆主任启发。”
“刚才我说了，我们接触过，但不多，对不对？虽然不多，你的事，我可听闻不少。实话告诉你，王主任对你的评价很高，原打算调你来给我做助手，当参谋。没想到我们会这样进行谈话；真他妈的憋气！我这个人嘴粗，有些话，你不必在意。犯了错误没关系，不是总这样地教导我们吗？不要怕犯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对不对？”
“是。”七月份蔡支书曾暗示，公社要调林木森，后来不了了之。林木森也奇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听说，你很讲义气？没关系，我们只是随便聊聊。你小子有些紧张呀！今天的谈话，我们实行‘三不’，不作记录，不作证据，不抓辫子；像王主任说的，叫什么畅所……反正，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义气是江湖之道。革命要的是同志。”林木森说得很慢；他清楚自己的弱点是争强好胜，说话不留余地。他作好了接受审讯准备，速说要清晰，每句话、甚至每个字，要在说出口前在脑中打个转，在喉咙里“把个关”；他接着说，“陆、陆主任，如果有人说我讲义气，可能有点误会。我待人作事都是坦诚相待，别人也就认为与我好相处；这样，大家说话也随便，作事也痛快。有困难相互帮助，既做朋友，更做同志。”
“不错！不错！我就喜欢这样，说话痛痛快快，做事干干脆脆，最讨厌说半句留半句，藏着掖着的；明明裆里长着根＊，却像个女人似地，撒泡尿都蹲着。”陆宝林的眼色很真诚，突然语气一转，说，“不错！既做朋友，更做同志。这句话我爱听。林木森，你的朋友不少吧？”
“不好说，泛泛之交，十来个吧。”
“泛泛之交。”陆宝林很欣赏这个词句，笑了，“泛泛之交。倒底是读书人，说话文皱皱地。我看不止，听说你还与人结拜兄弟？”
一种警觉惊起。男儿们之间称兄道弟“认耍伴”，在农村很平常；认认真真搞“结拜”在彻底铲除“封建残余腐朽思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下，可是件忌讳事。“结拜”的事发生在去年十一月；陆宝林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提起，肯定是有目的而谈。
“那可以说是一种儿童的玩笑。”林木森解释说，“哪是因为有二个好朋友为了一个姑娘产生误会；又不想因此反目成仇，于是朋友们聚在一起，结拜一下，表表朋友的诚意。”
“是吗？林木森，据说，结拜的主意是你提出的？”
“是。”
“你是个‘知青’，怎么会想到和当地的社员结拜？”陆宝林正视林木森，加重了语气，问：“好像是七个人吧？‘七兄弟’里‘钱北治保会’就有三个，正、副主任都有份；还有是一个地主崽。对不对？”
“他们……他们原来就是朋友……”
林木森有些紧张，他告诫自己；镇定；千万不能慌乱。原来这是问题的关键，交锋开始了！他禁不住伸手掏出烟，取出一支示意道：
“陆主任，能抽烟吗？”
“抽烟，可以抽。”陆宝林很高兴；以他经验，凡被审讯的提出要抽烟，其心底的防线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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