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事吧？等他们。先让他们去看！我以为你出事了，效率就是高。
真够快的，”我问，想去你家看看，刚到你们楼。
“别装糊涂了！我从小芸那儿出来，给你家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手机也关机，要不说是警察呢，我再找他们说。我这样想着，看见有两个穿黑衣服的人站在你们单元门口，虎视眈眈地。还问我认识你不，你家门口也站着，我看当时的架势，哪敢说认识，在楼上呆了会儿。直接就跑到了六，才敢下来。这不马上给你打电话。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不唱。”我很干脆。
当我从那个并不起眼的大门赤条条地走出来时，我的身体、我的精神彻底松弛了。再也不用听别人的指使，再也不用听别人的牢骚，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再也不用装孙子了。我现在完全属于我自己，不再从属于任何人。当然，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以后我每个月我将不会再有5ooo元的收入，我的衣食也许会成为问题，但我一直认为，君子爱财，不但要取之有道，而且还要取得高兴。既然这5ooo块钱不是我很高兴地拿到的，我当然可以选择主动地放弃。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我每个月所拿到工资是我对这个单位所做贡献的报酬，既然如此，那么这些钱已经和我所付出的等值，就不应该再在上面附加其他的条件，凭什么我还要看那些所谓领导的脸色，服从他们颐指气使的命令，甚至有时还要听从那些粗横而且低俗的指责？现在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君臣社会，即使是君臣社会，臣与臣之间也应该是一种同事关系，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往大处讲是为天下，为苍生，往小处讲是为某一群体，某一单位，而不是某一所谓领导。小时听父母的，上学听老师的，是因为我们缺乏知识，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而既然身为同事关系，，就证明我已具有那种和别人同样的知识和能力，我们之间就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为什么还要听别人的？我并不是想绝对自由主义，说的对的当然可以听，关键是，这些所谓的领导百分之六十以上说的肯定是不对的，自然没有再听的道理，再听只能是违心，违心地听只能是在培养自己的奴性。中国当年的汉奸多，不能说和这没有关系。
我拿起手机，按下了接听键，“喂！”
“你是亦书吗？”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
“是我，你是哪位？”我闭着眼睛问。
“我是谁不重要，听说你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我希望你能还给我们？”
我蹭地一下坐了起来，脑袋一下子彻底清醒了。“什么东西？找错人了吧你！”我装傻道。
“呵呵！”他轻轻笑了两声，“别装傻，你是一个聪明人，那东西不属于你，我只想拿回来。”
“你们这么明目张胆地杀人，难道不怕法律？”靠，说完之后我都笑话自己，这帮人，我竟然还对他们讲法律？还有什么事是他们不能干的？
“杀人？”他又笑了两声，“你都不知道我是谁，怎么能随便说我杀人？如果我杀人的话，还用找你要东西？”
就是啊，我暗骂自己说话不过脑子。我只是想当然地给先后生的事情加上了因果关系，为了这个包袱而死人，而他现在又要这个包袱，当然人就是他杀的了，一般人都会这么想。但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事实往往不是如此简单。
虽然心里这么想，但嘴上我没有承认，“你说你没杀人，谁信啊。因为那个破东西，都死了两个人了。我告诉你，你要的东西没在我这儿。”
“呵呵！”他又笑了，这王八蛋还真是好脾气，“年轻人，我劝你还是聪明点儿，把东西乖乖地还给我们，不但一点坏处没有，也许我还能给你点好处呢。”他顿了顿，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哪儿，你现在应该在洗澡吧？除了浴池，我想你没别的地方可去，我可不希望等我们找到你之后，你才肯把东西还给我们。”
听了他这句话，我吓得差点儿没从浴缸里跳出来。
“被我说对了吧，你是聪明人，今天中午十二点，你到金汉斯咖啡厅，把东西放到十号桌，然后离开。我们以后不再找你。记住，别想显示你的聪明，否则的话，我可不敢保证会有什么后果。”说完他挂断了电话。
看来这也不能呆了，得换个地方。去哪儿呢？思来想去，没有一个可去的地方。我穿上衣服，把那个锈迹斑驳的铁盒子拿过来，又仔细看了看，外表很普通，如果扔在大街上，除了收破烂儿的，估计没人会要。里边装着什么贵重东西呢？会让那些人不择手段地要得到它。掂掂份量，很轻，不可能是钱，再说这个小盒子也装不几万块钱，黄金？不像。要不就是一件文件？对，很有可能就是文件。唉，管它什么呢。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办？我已经无路可去了，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要不我去金汉斯，把东西放那儿。所有的一切就都和我没关系了，我可以重新过我想过的生活。别人的生死由别人去掌握吧。我说过，当一个人，尤其是普通人，遇到涉及个人利益或生死攸关的事时，它先想到的是个人的利益。凡做出壮举的人，或者是非普通人，或者受过特殊训练。我承认，我是一个最最普通不过的人了，这时我想的就是如何脱身，尽快摆脱这些本来和我毫不相干的事情。
拿定主意后，感觉轻松多了。看看手机，已经快十点了。我想，找个地方先吃饭，然后去金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