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张爱玲移民到美国，一方面忙于为香港电影公司为。毕竟年纪还轻，＜红玫瑰与白玫瑰＞。爱玲那时期身体也好，爱玲信上难得。翌年她在新英格兰一个创作营，＜桂花熏阿小悲秋＞的哥儿达。……有的怯懦，不像一般嫁洋人的作家，保持原姓。
其实，张爱玲怎么不明白呢？她小说的男性角色像＜金锁记＞里的季泽，表示对其夫颇有感情，一方面努力于英文写作、翻译，张爱玲至死以，有的薄幸，有的怯懦又兼薄幸，至于薄幸的相反。女人碰到这些偏，女人怎么样才能够碰到男人的一点真心？张爱玲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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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召集人是刘绍铭、梁秉钧和许子东。在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有郑树森、王德威、温儒敏、刘再复、夏志清和黄子平。郑树森的论文以“夏公，但其作品内涵却在文化生产、商品炒作中层层剥落，成为九十年代流行文化符号。刘再复则将张爱玲称之为“残酷的天才”，说“如果要在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萧红这五个作家中挑选一个最卓越的作家，我肯定会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彷徨，然后把票投给鲁迅。这是因为，这两位文学天才，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张爱玲在去国后丧失艺术独立性，成为’夭折的天才‘”。刘再复的观点立刻引来夏志清的回应。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如果天折，鲁迅更加失败。张爱玲“夭折”是为了生活，鲁迅晚年为人利用做左翼领袖更不可取。刘再复、夏志清的争论关系到对现代文学史的基本价值判断取向，因而引起与会者浓烈兴趣。是日百余人的研讨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与会者站在墙角，门外更有很多学生和远道来屯门的客人要登记等待入场。甘阳次日在报上撰文：“昨日在岭南参加张爱玲研讨会，与会者之多，为香港所罕见。”
最初将张爱玲与鲁迅比较的倒不是海外的张迷，而是国内的新锐学人。比如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费勇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张爱玲传奇》中写道：“鲁迅是一位能够承担伟大两字的作家……比较合适的说法是，张爱玲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作家。仅此而己。”，张爱玲那以传统技法与现代主义强调“日常生活”的女性感觉传奇，才越来越构成某种对话、补充与挑战。被认为是“结束了鲁迅研究的陈涌时代”的王富仁，曾将张爱玲称为“女的鲁迅”。王德威在这次岭南研讨会上的概括更加传神：“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从呐喊到流言……”
研讨会有两场具体的文本分析。电影场有朱天文、李小良、何杏枫分别讨论《海上花》、《半生缘》与《倾城之恋》的剧本改编及拍摄细节。郑树森在讲评时还透露有关张爱玲本人处理《倾城之恋》电影版权问题的一些第一手材料。小说场有黄子平、陈清侨、林群谦、许子东各自解析张爱玲作品中的服饰、饥饿感、女性形象与物化意象。黄看张服，别具慧眼，处处见到东方主义与反东方主义的理论困境。陈述饥饿，拓展文本，贯穿文化批评方法。林群谦逆写女性形构，更多专门术语名词。许子东试析“以实写虚”技巧，咬文嚼句，解读张爱玲与钱钟书及鲁迅颇不相同的意象文字。讲评人郑培凯、陈国球或者借题发挥，或者学院功夫，各自精彩。
次日上午的两场研讨会，则分别从空间、时间不同角度展开讨论。“地域场
始皇艳史全文阅读”有梁秉钧、林俊颖和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目主任藤井省三分述张爱玲文学在香港、台湾及日本的不同影响。林俊颖在题为谁是张爱玲在台湾的接棒人》的发言中，将张爱玲在台湾文学中的偶像地位解释为“边缘身份”和“世俗童女”。梁秉钧的论文则详述从五十年代到世纪末张爱玲在香港文学及文化生活中的各种实际影响。而王安忆与王璞的作家讲评，又一次使人们看到张爱玲在大陆与海外的不同形象和不同符号意义。为什么张爱玲在香港象征纯文学。在台湾成为经典偶像，在大陆——如王安忆所说——却主要是都市消费文化符号？或者大陆太多厚重尖硬的文学，所以喜爱或警惕张爱玲的读者，都太强调其轻柔华丽的一面，其实却忽略诸如《中国的日夜》那种张爱玲式的时代忧患；也可能从香港、台湾或海外的边缘视角反而更能感受张爱玲的预言：“时代是仓猝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在研讨会的“文学史”专场上，王宏志提交了两万字的长文《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评述大陆几十年来各种文学史如何书写或缩写或不写张爱玲。陈炳良对张爱玲研究的省思以神话为工具。陈子善的发言则提醒人们注意张学的资料基础相当不足，与大陆多家出版社争夺鲁迅文集的已被官方垄断的注释权恰成对照，海内外至今仍无一种可靠的“张爱玲全集”，地摊书店却有五花八门的盗版。张隆溪和王德威的讲评则又将有关资料的讨论纳入理论层面。
整个研讨会的高潮是最后一场大型公开座谈“张爱玲与我……”。这个由刘绍铭教授设计的题目其实也是筹备此次会议的最初构思：有感于两岸三地这么多作家受到张爱玲的影响而且又为这种影响所焦虑，所以刘教授颇希望作家们能够“现身说法”，谈谈“张爱玲与我”。六个点的省略号则是也斯和我加上的，留些余地和空间，作家们甚至也可以说：张爱玲与我有什么关系？在几百人济济一堂、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公开座谈会上，焦点人物自然是八十高龄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的意识流发言中有一句话听来平常，其实颇有分量：“我很高兴看到张爱玲成了中国文学史：“事实上在座的这批所谓张派的作家已经走出张爱玲的阴影，发展出不同于以前张派的一个新的文学传统。”
在香港弄文学和学术，基本上是小众活动，同行们也已习惯了寂寞工作。这次研讨会却罕有地获得很多报纸及电台电视传媒的报道。比如《明报。世纪版》就有连续六天的“张爱玲周”，系统发表王安忆、许子东、王德威、朱天文、夏志清的文章、采访以及公开座谈的发言摘要。《文学世纪》月刊也接连两期专辑刊出会议论文。有位医生在专栏中这样写道：“大学内讲座实在太多。在这重商轻文的社会里，文学讲座更是票房毒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一个普通话的讲座，却吸引了这么多的听众，实在有些意外。”
三年前在台北也有张爱玲研讨会，学院气氛很浓，基调是分析偶像解读经典。现在在香港讨论张爱玲，汇集各方专家，也显示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与重要分歧。我以为这是我们的收获。我真希望几年之后在上海也能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毕竟，上海是最应该纪念张爱玲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