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海中孤上，但是，我有一个更年幼的女儿，而不是冒险的血。我也是一个父亲，一个父亲带着他的七岁，这片，即如在这极地，或者毋宁说正因，我都不会带着我的女儿来冒这样的险。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人的血管里，流的是父慈子孝的血，他们要共同体验。哪怕我的女儿，长到了不止七岁，我们站里格外强调集体行动，强调安全第一，难怪迄今为止在南极丧生，个人化的冒险行为是大忌。那么，看来所谓极限体验是求之者有，基本上是，避之者无。
听这位队长介绍，我才知道，比起其他国家的站例如韩国站来，我们的条件就差得多了。韩国站每年的经费是八百万美圆，而我们二站长城站，中山站一船雪龙号总共才三百万美圆。经济实力的差别明显地体现在生活水准上。他们的食品全部在智利采购，始终是新鲜的，我们的食品则全部是在中国预备，靠雪龙号两年运送一次，因此基本是过期的。在仓库里看见，大米是1995年到期的陈米，有少量今年五月到期的智利大米则是韩国站遗弃给我们的。又如通讯，韩国队租用智利卫星，每月付五千美圆，每个队员都可以随意免费打电话或上网，我们的队员则只能去智利站自费打投币电话，两相比较，虽然都身在极地，心理感受却截然不同。1-46
三天之中，安排了两次滑雪。教练说，滑雪不是训练项目，而是旅游项目。对于我们来说，滑雪的确是三天之中最快乐的节目。
可是，生命的极限究竟在哪里呢？所谓极限，岂非在不达与过之间，而不达就不是极限，稍过就丧失生命，因而最后唯有死亡才能标出极限的所在？事实上，对极限体验的追求确实具有向死亡进军的趋势。苦行的结果即使不是冻馁而死，至少也会严重损害健康。探险家倘若不克制自己的探险冲动，不断地向更大的危险冒进，死于某一似乎偶然的险情几乎是他的必然结局。那么，以损伤乃至丧失生命为代价来体验生命的极限，这究竟是否值得？或者，是否只应该有节制地进行极限体验，把它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程度之内？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一系列问题，同时立刻意识到，我这样提问很可能仍然是循着中国人的秉性在思考。然而，我无法设想，有冒险精神的西方人可以不面对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