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喝完最后一口啤酒，它还是一个伟大的海。你知道，“说起来。“这里就是圣马科。“是的，打开了一本导游手册。”父亲，“圣马科教堂建造时，包括上面那些参加竞技会的骏马。”我从我们的遮阳篷下向圣马克的座骑望去。那些铜马好像在步履沉重地拖曳着它们身后滴水的铅顶。整个教堂好像溶化在这种强光中——无比的明亮、炎热，犹如炽热的珠宝。”他突然，事实上，威尼斯从拜占庭抢来，还部分地模仿了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教堂呢。”
东比利牛斯山的圣马太修道院坐落在海拔四千英尺的山上，好像是一位有艺术品位的力士参孙的杰作，走进门去就是圣马太小巧的教堂和它精致。我们一进门就被一阵滴水声吸引住了。在那么高，令人叹为观止，那么干燥的地。
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写作风格缺少前面两封信的严谨，文字单薄，像是受到了什么干扰，好像他是在极度不安中打下这些东西的。{}尽管我自己也很不安，我注意到他讲述的语言，和两晚前他给我讲那些事时的语气是一致的。
我毫不费劲地找到放在盒子里的文件，里面有四、五份被平整了的、不长的羊皮纸卷，是奥斯曼人手工制作的，都是十八世纪捐献给牛津大学的礼物。每卷上标的都是阿拉伯文。文献最前面的英文介绍显示里面没有我要找的东西。我叹了口气，把那些羊皮纸放回到盒子里去，这时，最后一卷的背面上有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父亲说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春天去南方，他也想让我去看看它的美。我的假期快到了，他在巴黎的会议也只有几天。我早已学会了不去逼他，旅行也好，给我讲故事也好。他准备好了的话自然会接着讲。他从来都不会在家里讲的。我想，他是不想把黑暗的东西带到家里来。
接下来的两天我很忙，没去看罗西给我那些文件。事实上，我尽量不去想那些神秘的古书。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系里一位同事在图书馆拦住我问，“你听说罗西出事了吗？”他抓着我的手臂，把我转了一圈才拦住我，因为我走得很快。我大吃一惊。“保罗，等一下！”是的，你猜对了，是马西莫。他读研究生时就是个胖子，还是个大嗓门，也许比现在还大。我抓住了他的手臂。
他终于抬头看我了，满脸都写着悲伤，深深的皱纹在台灯下一览无余。“是的，我是不想。”
“我还没来得及写下我的这个观点，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男人进来了，他匆匆走过那些书，在我桌子对面停住脚步。^^他明显带着闯入者的气势，我肯定他不是图书管理员，而且我还觉得应该自己站起来才是，但出于某种骄傲我没有站起来：那样的话会显得我太恭顺，而对方实在是贸然闯入，粗鲁无礼。
“拿过来看看。”他把精致的咖啡杯放下，伸手接过我递上的书。书脊上的什么东西让他一贯清澈的脸皱了起来。
“那就是城堡，”我父亲说着，在广场边放慢车，朝上指了指雨帘。“我知道你想去看看。”
这项工作得以完成，我得到过太多的帮助，我对他们的谢意无以言表，不过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下面几位。他们是：布加勒斯特大学考古博物馆的拉都·杰奥尔杰斯库博士、保加利亚科学院的伊凡卡·拉扎洛瓦博士、密歇根大学的彼塔·斯托伊切夫博士、大不列颠图书馆孜孜不倦的工作人员、路德福特文献博物馆和费城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位于阿陀斯山的佐格拉福修道院的瓦索神父以及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图尔古特·博拉博士。
我感到嗓子眼里有一种苦涩的紧张，像是我自己的鲜血涌了上来。我知道我必须克制自己做出类似的结论，我的专业训练告诉了我这一点，但我还是感到了一种比理智更为深沉的信念。所有这些地图都没有说这是斯纳戈夫湖，即传说中埋葬弗拉德·特彼斯的地方。这自然意味着特彼斯——德拉库拉——是埋在别处，一个传说中都没能正确记录的地方。但他的坟墓究竟在哪里呢？我不由自主地喊出了这个疑问。为什么对他的埋葬地要保密呢？
我坐在那里试图把这些细节串起来好好琢磨的时候，听到走廊里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那是赫奇斯慢吞吞的、亲切的脚步声，然而声音突然戛然而止，赫奇斯也没有像平时那样来敲我的门。我的心跳如同那因被拖长了而跳过的一拍音符震了一下。在收拾文件的沙沙声和打落在渐渐暗去的窗户雨棚上方的啪啪声中，我听到哼的一声——是我自己的血往上涌到了耳鼓。我放下手中的书，冲到外屋，开了门锁，使劲拉开门。
赫奇斯就在门外，但蜷缩在光亮的地板上，头耷拉着，身体扭到一边，好像一种巨大的暴力将他拽倒在地。他的眼睛睁着，呆呆地瞪着我身后的某个地方。在那无比漫长的一刻，我以为他死了。然后我看到他的头动了一下，痛苦地呻吟。我蹲在他旁边，喊着“赫奇斯！”
他又呻吟了一下，急地眨着眼睛。
“能听到我说话吗？”我急促地问他，都快要哭了，终于看到他原来还活着。这时，他的头又痉挛地转动了几下，我现他脖子旁边有一个伤口在流血。伤口不大，但看起来很深。“来人啊！”我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我怀疑这个橡木大厅自从建造以来的几个世纪里都没有人如此扰乱过它的宁静。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有任何用处，因为这时候，大多数研究生通常都会和他们的老师一起出去吃饭。远处有一扇门开了，杰里米·福里斯特教授的男仆跑了过来。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叫罗纳德·埃格，他马上用手巾包扎了赫奇斯的伤口。尽管他的头无力地靠在我身上，但他的心跳依然平稳。我忍不住想叫醒他。“怎么啦？赫奇斯？有人打了你吗？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赫奇斯？”
他睁开眼看着我，“他说要告诉你……”
“什么？谁？”
“他说要告诉你，他不容侵犯。”他流淌着口水，手垂到一边。
“不容侵犯，”他喉咙里咯咯作响。
“躺着别动，”我急忙说。“别说话。医生马上就到了。放松，缓缓气。”
“天啊，”赫奇斯在喃喃自语。“蒲柏和头韵。甜美的少女。争辩之理。”
我紧紧地盯着他，胃部一阵抽搐。“赫奇斯？”
“是蒲柏的《卷遇劫记》，”赫奇斯有板有眼地说。“毫无疑问。”
接受赫奇斯入院的校医说他是受伤时中了风。现在他的头脑很不清醒，尽管他可以说出清楚的词语。几天后，他出现第二次中风，当晚就死了。
赫奇斯被葬在他自己在多塞特郡的小村里。让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这是一块最安静的乡下墓地。我在村里的主要街道上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英国吸血鬼的故事，即使我有意抛下最强烈又最无关的暗示。说到底，赫奇斯也就是被袭击过一次而已，不像斯托克中讲的那样要被袭击过好几次才由一个活人变成僵尸的。我相信他的牺牲只是一个警告——对我的警告。也会是对您的警告么，不幸的读者？
您最不幸的朋友，
巴塞洛缪·罗西
一九三0年十二月十六日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父亲搅动自己的玻璃杯，好像是想做点儿事，好让自己的手不再抖。一个穿白衬衣、蓝色牛仔裤的年轻人慢慢走过来和我们搭话“买画吗？先生？”他笑着问我父亲。“您和这位小姐是我今天画得最好的肖像画。”他给我看的是一幅色调丰富的水彩画。画了我们的咖啡馆和弗洛里安咖啡馆的边缘，一幅明亮而自然的午后景色。那画家应该是在我身后画的，我想，但离咖啡馆很近。我虽是匆匆瞟了一眼，却现了父亲身后还坐着一个孤单的身影，阔肩，黑头，在遮阳伞和桌布明快的色彩中一个清晰的黑色剪影。我记得很清楚，整个下午，那张桌子都没人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