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吃了亏的时候，白纸黑字。但那么热烈、深情，一周之后？虽然都是王建南替我写的，当年我写给她的那，我才容易，她到我办公室来送材，当时我正呈压抑状。
约定的时间已到，我和刘至诚站在大门口，站在他宝马车旁边引颈张望，等待着沈美人的出现。
后来我再没给她打过电话，她还留着，句句都像是爱的表白，现在想起来无比惭，隔着办公桌就动手动脚，掀起她的长裙就把底裤脱到了脚腕处，这时她拼命抗拒说不，然后把她按在桌子上，我伸手往下摸了几把，现她确实不想要就算了。她非常爱自己，她提上裤子说，绝对不能乱来，晚上喝高了也许还有感觉，可以和我搞一搞，清醒的时候她绝对做不到，甚至还说白天对男人的身体很反感之类的话，让我气不打不处来。
刘至诚的“波士顿花园”快要开盘了，我们要在广告界立足，这个楼盘的生死存亡，也就是我们“诚东文化”的生存关键。
那两年的经商狂潮依然席卷着所有中国人，每个人都在为这些东西疯：君子兰、房地产、股票、项目、招商、开、融资——每一个有志青年都在向往着到南方去，到沿海去。
很难说，在认识周家梅之前，我的确有过一次性经历，我从来不敢向她提起。
的确，这里灯光幽暗，偶尔还有一股精y的味道。但这里的红男绿女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上来看，极少有卖淫嫖娼活动。
如今成都女人嫌梅花太土，芙蓉花太俗，最受喜爱的当然是杠上花。所以，成都的芙蓉花现在再也看不见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满城的芙蓉树基本上被砍得精光，再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和“国际大都会”的建设，大街上再也见不到芙蓉的踪影。
从大山里回到成都这个温柔乡，已很久没见过这么粉的女人了，我当时像一只春天的猴子，思慕如渴，欲火如焚。
我们桌上的一打啤酒已喝完，王建南又要了半打，大部份是他一个人喝的。
“向东啊，咋回事？”王建南在电话那头说“你今天商报的专栏。”
丽都酒廊的妈咪叫小燕子，是个18岁的老江湖，15岁从舞蹈学校毕业后跟一个黑社会老大操社会。我很尊重地对她说：“小燕姐，今天是情人节，应该打折。”
在走回公司的路上，我想，做为诚东文化公司的领导，我应该站在领导的高度上，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我是这样理解的，“方糖先生”有了奸情，这正是王建南和沈秋破镜重圆的机会，从各方面的条件上说，沈秋配他王建南完全合格，老大不小的人了，男人三十几，肯定稳不起。在公司里两个高层领导都还没结婚，会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难怪很快就要“破产”，如果沈秋嫁给他，对我们以后重新开创的广告事业有很多好处，可以让沈秋到公司兼一个客户部主任，全面提升一下公司形像。试想一下，带着沈秋这么粉的女职员出去应酬，饭局上敬敬酒、说几句骚话，那一个客户稳得起？
有可能王建南会嫌沈秋卖过淫。我转过头，拿出一个公司老总的严肃口气，对王建南说：“王建南，你娃不要嫌沈秋卖过淫好。来日方长，以后你在外面多日回来补偿，内心就平衡了，只要了财，女人随便你来日方长。”
王建南未置可否，完全找不到反对的理由，我接着做他的思想工作：“你娃要学习人家藏北一些地方的风俗，女人结婚前睡过的男人越多，以后她的老公就越光荣。
“关心自已的JB就行了，你何必多管闲事。”王建南突然恼怒地说，一张清瘦的脸完全扭曲，显得瓜眉瓜眼。
“你娃居然用这种口气跟老总说话。”我狠狠地打击了他的气焰。
在我的印像中，王建南平时一直是温吞水，今天竟然用这种态度说话，让我心头鬼冒火，所以刚才恶虾虾地瞪了他一眼，很不客气地拿出了老总的气质。
从太平洋走到大慈寺商会大厦的路上，王建南灰头土脸，一言不，居然没有一点向我悔过的意思，气氛显得相当尴尬。
到了电梯门口，他没有像平常一样屁颠屁颠地跟在我后面上电梯，一个人走进安全通道爬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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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头看了一眼王建南的背影，想到两个字：变态！
他和沈秋之间，看看那些肉麻的情诗，如果要说爱情不存在，不是变态就是装怪。成都的风尘女子爱说的俗话是：“十个眼镜九个坏，还有一个性变态”，这王建南“王眼镜”肯定就是其中最变态的那一个。至于沈秋，她当然也一样变态，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其实戴着隐形眼镜，这话的最后一句是：“隐形眼镜是雅怪！”
回到公司后，整个下午，王建南在我面前都有些尴尬，看得出来，他已经开始惴惴不安，可能因为爱面子，他好像一直在犹豫该如何向我道歉。
其实，他只要一道歉，我马上就会原谅他，朋友嘛毕竟是朋友。其实，我也不该用“老总”的棍子打击他。
我不用着急，他开口说话毕竟是早晚的事，白天一起共事，晚上住在对方家里。今天的事不可能影响朋友的感情，就像去年欧洲杯期间，我们为敏敏的事闹的那次矛盾一样。那是我们平生第一次生矛盾，接下来两个星期，王建南绝不主动给我打电话，最后听说敏敏去了上海，我主动打电话告诉他，我们终于合好如初。总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为朋友两肋插刀，为粉子插朋友两刀”
但这一次，我希望是王建南主动来向我悔过。
第二天上午，我很晚才去公司上班。
不出所料，王建南果然表现得很主动，我刚走出9楼的电梯间，他就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里冲了过来。
这瓜娃子肯定稳不起了，生怕失去我这个朋友，可能从窗口就看见了我的车，所以急不可待冲出来要向我道歉。
不太对！他走近了我才现，王建南脸红筋胀、气急败坏，好像不是来和我言归于好的，而是想火上浇油。
“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说一声？！”还没走到我面前，他就粗声粗气地说。
“啥子大不了的事？”
一看他的脸色，我马上想起，按我和刘至诚事先安排，公司那台崭新的苹果机昨晚已搬走，我已经明白他生气的原因。于是我说：“先平静下来，我慢慢告诉你，这件事对你、对我都是一件好事。”
于是我把和刘至诚商量，让公司破产赖帐的事说了一下，话还没说完，王建南一把揪住了我的衬衫领子，把我扭到墙边，愤怒得好像要把整个商会大楼吞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很严厉地说：“你娃现实一点，1o万块钱，你马上就可以买房子了，快把爪爪放开！”
王建南嘶着嗓子吼道：“日你妈1o万块就把信誉卖了！马上叫刘至诚把3o万划回来。”
我只好说，事情还可以重新商量，他这才放下我的衣领。
我开始苦口婆心地劝他，现在生意这么难做，上次那个雕塑艺术展大家累死累活，看起来闹热，实际上才挣两三万，有了这1o万我们合在一起，重新办一家更大的广告公司。
王建南说：“当初签‘刊后付款’是我出的面，我输不起这个脸，我限你一周之内把报社的欠款结了，否则绝不认你这个朋友。”
我对他这番话相当失望，现在大家都在转变观念、与时俱进，他娃还用八十年代的方脑壳来考虑问题，这样下去根本不了财。
我没这番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伤他自尊心。另外，主要因为我想到了周家梅，如果失去王建南这个朋友，我以后很难面对她。
我只好用缓兵之计，说：“刘至诚出差了，他周末一回来，我就和他重新商量。”
王建南的情绪这才稍稍平息，但脸上的怒气一整天都没有消失。
下班的时候，我主动和他打招呼，打算请他一起吃晚饭。
他头也不抬，说要加班写一下绵阳那个case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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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天，王建南的怒气虽然平息，还是不主动和我说话。
好几次，我从老板椅上站起来，在他办公桌前走上几步，他低着头写写划划，正忙着绵阳那个case，假装没看见。
快到中午了，王建南还是对我不理不睬。看来那笔欠款的事不解决，他娃真要和我绝交。
我看着王建南瘦削的背影，对他产生了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厌烦情绪。
要不是为了周家梅，我根本不想理会这种瓜娃子。我估计，唯一的希望是王建南这几天能够觉悟——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我坐回老板椅，拿起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