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好朋友纪铁刚到火车站去接他母亲。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表哥拿了你们的钱，书本上的东西怎么：“我不能跟你们去，正有几个人拽扯着一，在火车站门外的，书本上，他们看图纸是师付手。”
我说：“怕什么，他们文化低，接受不了，咱们可以慢慢地让他们服气。这位姑娘哭喊着说，但这钱？我可以让家里还你们，那是因为没师付教他们，他们看不懂，他们之所以很难接受，而咱们的师付是书本，是因为他们得到这些东西是因为说不上跟着师付混了多少年，才学到了一些本领，他们心里能舒服吗，咱俩拿起卡尺就检，慢慢来，在以后的质检中，必然会遇到技术困难，只要能当众叫出一、二、三来，他们就会心服口服了。”
他说：“也没有别人能比划比划，如果你不行咱们大队也挑不出谁了，教育干事让争求一下你的意见。如果你愿意去，就给你报个名。”
玉玲：“能吃饱吗？”
这封信交到我手里的时候，中队指导员找我谈了一次话，让我把田文昌律师和林清律师的二审辩护稿找出一份来，说是给大队的领导看。我分析可能是律师来的信引起了干部的重视。在此后的时间里，我不间断的定期向省高院投寄申诉状，中队干部都是准时地帮助给寄去，然后告之我寄出的时间。其实，不难看出，田律师来信内容已经潜在地帮我做了很大的工作。看来，这封信也是田律师用心良苦，看似自然，实是帮了我的大忙，怕我受到误解和麻烦，毕竟他的身份，位置，比我的身份说话更有效果。
冬天的早饭后，天还黑的很。也许是昨晚上看电视的原故，织了一会网，眼睛就睁不开了，坐在哪儿打起瞌睡。这时，才玉新爬在二层铺，我的铺头前，探着头，扒了我一下说：“我给你找个枕头啊！”我睁眼见是才玉新，我明白他说话的用意。我既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一笑了之或低了头，反而心平气和地说；“不用，这样挺好！”其实才玉新没必要找这个麻烦。即使打个盹儿，能交上当天任务就可以，再者，织渔网由中队积委组长管理，这个举动分明是没事儿和我找事儿。
我笑着说：“其实心里不痛苦是假的，但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什么也给予不了人家，两头拴着时间长了，都挺闹心。”
“八四年的事儿，给你定的主犯啊？”我问。
我说：“他让我跟着三中队出工，不知是几点走？”
片刻，生产科的领导控制住表情继续问：“你还会修什么车吗？”
曲毛子说：“昨天，五大队副教来找集训队干部，了解你的情况。他们今年球队也在招人，现在在大院里也就是中等球队水平，想挖两个高手，把球队带起来。”
我说：“目前恐怕不行，在号里押了三年，原来体重18斤，现在0斤，跑也跑不动。”
“振库、振平，把水果分给大伙吃，人都在哪呢？”我说。
第二天，监房里吃完早晨饭，便忙着打打行李，收拾物品。八点多，就开始往外提人了。我再临出道子时，特意到各个监房与难友们握握手，焦熙临、朱佩金，还有十一房的葛大同相处久了，毕竟有一定的感情。朱佩金委托我到劳改队后，帮助他做他单位业务经理王连财的工作，给他出证，这份证据关系到他的生死。我说会尽全力做通王连财工作的。老焦让我在监狱等他，帮助占个铺头，实际这是一个玩笑话。十一监房的葛大同原《经济报》社副主编，握着我的手一再嘱咐我，到劳改队后好好地表现，争取早些出来。
“到那儿改成有期徒刑后再申诉，不管怎么说，有期了，最起码过一天少一天啊！”他说。
张唤说：“你再不老实，我真提你了！”
当时，朱佩金正躺在铺上，我在便器旁刚解完手，顺口说了一句：“大哥，如果这个案子，我帮你整成无罪了，你怎么回报我？”
1、被告父亲已故，在家中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妹，母亲双目失明，又处于新婚之际，妻子已经怀孕，深感自己对家庭的责任重大。
我说：“田律师，这个案子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案件的背后的。这股力量能不能影响到二审不可估量。”
办案人让书记员做记录，开始按常规审讯一样，姓名，年龄等自然情况问了一遍。之后问我：“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刺的华宇？”
杨管教说：“所长没来，我们串班了，睡吧孩子，有事明天再说。”
我对陈律师说：“一审法院以什么理由，给我认定的故意杀人罪？”陈律师说：“这不是在法庭上你的辩护。法院以你懂法为由，持刀杀人，主观认定有故意杀人动机。”
最后，审判长宣布休庭，择ri判决。
“审判长，我申请你回避！”我说。
朱佩金说：“那怎么办？”
看守员所长姓曲，叫曲禄太，人还算不错，是我刺死的被害人家邻居。后来他很恨我，但我能理解，因为我为了救一个死刑犯，帮助写材料，往外带材料，又帮助从ěijing请律师，把看守员的管理工作扰乱得够呛。
在和老庄相处的ri子里，他介绍自己，从工人、车队队长一步步走上林业局局长位置的过程，交谈中，有他的体会，有感悟，有经验。我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一段时间，我简直着了迷。虽然仅是一名正处级干部，但我感觉到岁的老庄是那么的高大。我有一种把他身上积累的知识、经验不吸干不罢休的yu望。他所交流的是他近半生的经验，而我却在短短的几个小时或是几十分钟，清晰地输入了我的大脑里，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想如果我二十七岁或三十七岁，会比他四十七岁做的还要好，最低我起步的经验是他四十七岁的经验。
几天来，王焱让我和他睡在一起，晚上盖着他的jing大衣。王焱也挺后悔的，他说，那天他不借别人枪，也许出不了事儿。他问我：“后悔不？”我说：“谈不上后悔。当时，我已经拉不开，妻子遭调戏，被我劝解，而后，华宇又穷追不舍，我不可能看着妻子和弟弟受伤害。只是现在挺闹心的。二弟再有一个多月就高考了，去年只差四分。今年这一年的复习，希望最大，但即使他放出去能赶上，恐怕也受影响。”王焱问我：“这次结婚多长时间了？我说：结婚八天。”他说：“上次事听说是差七天结婚出的事儿？”我自嘲道：“不能怨出生的生ri、时辰不好，上苍注定让我历经磨难。”
等到了公安局，准备做笔录时，进来一个刑jing说了一嘴：“那面审出来了，与他没关系，是宋振平承认用尖刀刺的被害人华宇。”我听后一愣，三弟振平把责任揽过去了。当时，只是在家里时，顺口说了一句，不行由振平承担，一是事件起因是被害人调戏妇女；二是振平未满十八周岁，有法定从轻情节。这样，即使你暗里干扰司法公正，也判不到哪去。因此逼着你被害人家属退步，我宁可给你一定的经济赔偿，如果妥协，振平即使判也判不几年。不过当初只是提了一嘴，并没想那么做，否则，最起码需要交待的是：一、是在什么状态下刺的被害人，时间和空间要交代细致，被刺部位，以及振平刺完华宇后的一些细节，也要与实际相吻合了。那样，这起案子基本能够定住。但我并没交代上述这几点，振平就把罪揽过去了。我明白弟弟的心意，他考虑哥哥刚结婚，且又缓刑在外，我如果承担罪责，不但对他嫂子是个打击，而且处理时，因为有前期刑罚在身，肯定在量刑时不利。他承担的话，最迟三十岁之前也回来了。
这件事情过后，我并没在意帮助朋友多大的忙。突然有一天朋友妹妹的对象找到了我，手里拿着杀猪刀，说要杀了我。
到丽杰家看望两位老人，一直到下午才回来。尽管岳父待我非常的热情，越是这样我心里越难受，一条生命的代价，人生中有何情会比这份宽容之情更重呢？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两位老人以后就是自己的父母一样，这份恩情，这份沉重的愧疚之情，我将用一生的行动去报答。中午，岳母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有许多我爱吃的，是原先丽杰告诉母亲的，细心的老人特意做给我吃。可见老人慈爱的心，这更刺痛了我的良知，泪水情不自禁地淌了下来，这一年来，我的泪水已经司空见惯，感情也特别脆弱。岳父岳母始终给我夹菜吃，以往都是丽杰坐在我身边，今天，不，应该说以后，永远也见不到她了。我真想离开这种场合。但又是不可能的，我必须要面对。一顿饭吃下来，我的泪水不知流了多少。岳父说我的心情不好，拉着我的手非要领我出去看电影。
有的监房有小镜儿的，把小镜儿放在铁栏杆空隙处，别往外探大了，如果探大了容易抓住，这样看的远，也清楚。一旦抓住也够呛，不过认真的话，轻易抓不住。
二姐夫给一一作了介绍。告诉老人这是丽杰的对象。老人下地后，让丽杰到老干部活动中心叫她父亲。我悄悄地问二姐夫：“老人知道丽杰处对象吗？”二姐夫说：“前两天，你二姐已经告诉老人了。”但老太太没表态。二姐夫小声说：“别人都不用管，关键是老爷子。”
我在训练之余，经常跑到收室找报纸看，看国家时事，我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字样，看到了改革开放、包产到户的字样。我想起了姑姑说的一番话——大帮哄种地不是办法，其实她说这话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两年了，只可惜乡下交通和信息都闭塞，八十年代了，宋家店还没有安上电灯，甚至有的老人一辈子都没坐过火车。
其实，我戴上红领巾的第一周，姜老师宣布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结果，邹淑芳担任班长，陈丽梅担任学习委员，文艺委员是陆彩虹，让我担任劳动委员，看来，让我戴上红领巾，班主任已经有了下一步打算。
二弟振库的同学谢兴旺说：“你看我大姐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