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小爪子会做什么动作的话，它就兴奋地往上窜。只要听到车子一动，惹得众人频频回头。小爪子特别喜欢坐摩托车出去兜风，机动中队有辆带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
朱排很，他私下里给我们亮明了底，将两支大爪子往扶手上一搭，煞有介事地目视前方。此时你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把它从摩托车上赶下去。有时司务长心血来潮，就真的带上小爪子上了大街，平日里由司务长骑。如果没被拴着。就一跃跳上摩托车的挎斗：不管什么事，只要事先跟他打过招呼，哪怕把天戳个大窟，就证明是看得起他，他都会为我们补的。这话说得可谓是落地有声，觉得这才是真，我们倍受感动。
最后主任也不想管这件令他头疼的事情了。他以秦班长对他有成见，他是当事人应该回避为由，将烫手的山芋抛给了司令部。当时正赶上参谋长要去总部参加团职干部读书班，匆匆忙忙地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账一拖再拖，最后就都积在了战士复员的前夕。对于这位姓鲁的山西商人来说，这可是要账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再拖下去，这帮小混蛋可就要坐上火车远走高飞了。就是不走，只要一脱下军装换上便装，扎进人堆里可就找不出来了。
我们洗澡是一个大池子，每周五的下午对机关家属区开放，周六上午对机关兵开放。因为是池浴，大家赤条条地泡在一起，常会无聊地比比看谁下面的玩意儿长得长。郭边常对此很不习惯，躲躲闪闪的，从进门脱衣服的时候就不痛快，进了池子也是不出十分钟就又穿起了衣服。他对我们讲在农村的时候很少洗澡，有点怕水。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怕水的真正理由。他的下面长得非常的小，第一次洗澡的时候就遭到了白志林的羞辱，白志林命令人家将男根夹在大腿间，坏笑着问我们看上去像不像姑娘。那天郭边常的脸非常红，努力用笑来掩盖着他的委屈。
其实参谋长在防范我们上有点神经质了。人家小韩根本就不爱搭理我们这些当兵的。从她平日里的言谈举止就能明显感觉的出，她可没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机关兵上，她是把自己当干部了。就算要防，也应该重点防干部。
梁天诚大摆空城计的事在机关兵中广为流传，由此我们送了他一个绰号——梁少。
我把租房的事告诉了白志林，白志林听了显得异常激动。最后我们之间达成了协议，他帮我从机关偷东西，我租的房子可以借给他使用。
小萍给我讲过她的身世。她的父亲是个嗜酒如命的老矿工。弟弟补员也做了矿工。母亲在她小学毕业的时候突然离家出走了。亲戚朋友帮忙找了半年，最后在河边找到一具被打鱼的人捞起的女尸。女尸已经被水泡得没了人样，她父亲本想认了也好就此有个了断，可一听人家还要打捞费，只好作罢。虽然没有认领尸体，可人们也就当是有了结果，不在寻找了。
关照一下墙里面的人，对于高高站在墙上的我们，简直就是易如反掌。虽然按规定哨兵与看押人员连话都不可以讲的，可那毕竟是挂在墙上的条条框框，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三爷不仅把烟扔给了庞犯，而且还对7号室的号头下了明确的命令：庞犯是我的表姐夫，别过分了。看押人员是没有人敢把哨兵的话当耳旁风的，他们都知道这帮呆头小子可不敢得罪，别看他们平时下不来，可你要是让他们看着不顺眼了，他们就会利用协助狱警查号之机，下来专跟你找碴儿。有经验的看押人员都清楚，武警打起人来要比警察下手重。
对于蒋不举来说，安军医提出的“心理疗法”具体实施起来显然有极大的难度，于是他又转向了药物疗法。当然他是不会寄希望于安军医拿给他的那几粒白色药片的，他说你就是得了痔疮，安军医开出的药也就是这几片。蒋不举从书摊上买了一本印有李时珍头像的偏方大全，十分虔诚地按图索骥。
吕参谋的老婆一看旗杆哭歪了也不管事，于是就跑到了总队，卫兵挡着不让进去，她就坐在门口寻死觅活。这一折腾惊动了总队的政委，下话来，要严肃处理败坏部队名声的干部。
据白志林说，在得知转士官无望后，徐班长又来了趟机关。在白志林的指引下，将一瓶孔府宴和一条中南海送给了毛参谋。毛参谋塞给了他一个三等功的军功章。后来白志林在打扫毛参谋的办公室时，从废纸蒌里现了徐班长的立功表格。这东西本来是应该放入士兵档案袋里的。白志林说毛参谋这人可是够黑的。
黑兵董亮就此烧起了茶炉。按黑驴的话说，董亮这小子是被部队的阵式给吓蒙了。刚来的时候还没现他有口吃的毛病，可在二中队待长了，他竟渐渐变得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下来了。每次提着暖壶给队部送水的时候，竟是连两个字的“报告”都喊不出，又不敢敲门，就傻呆呆地立在门口等人出来。有一次指导员现了他的这个毛病，说董亮你不会喊报告，那就叫一个人过来替你喊吧。从那以后，二中队便多了这样一个别致的景观：一个士兵手提暖壶紧跟在另一个士兵的后面，到了队部的门口，由前边的士兵对内高喊“报告”，听到应声后，提壶的士兵进去。
周六一整天，三爷都在为赴约做着精心准备。他洗了衣服，并从军人服务社借来熨斗，这可不是他这个懒人一贯的风格。晚上白志林还假模假样地挤到三爷的床上，一把握住他高高翘起的老二笑着说这家伙可不听话，要不要装盒避孕套。三爷被问得害起羞来，将白志林推下床，腼腆地说道：“谁象你，见个母猪都想上。”
说起来同年兵中最有桃花运的就是白志林了。按三爷的话说此人长了一双驴眼，毛茸茸的很勾女人的心。当我为了一封上海的来信忽而高兴忽而失落的时候，他却一边与远在广西的和服女孩信交着，一边死磨硬缠着电脑培训班上认识的那位唐姑娘。
报告团共有七人，除了左子右我们支队还选送了一人——司机舒丛。
我和白志林利用晚上打扫卫生的机会，翻看了《一个士兵的心声》。说是心声，不如换称“黑账”更为恰当。洋洋几十页，将胡队长的一些家底抖落了出来。
原来黑驴一到二中队，就突然犯了偏头痛病，疼得他不光是不思茶饭，连上岗都成问题了。中队干部知道机关下来的兵不服管，就势打到卫生队看病来了。
舒丛是做为司机调入机关的，仅此举便又显出他的精明。人家不光成为了机关兵，还有驾驶证。就这两项，换了我们只要得到其中的一项，就会春光灿烂得认为这兵当值了。
听人说营房助理职务的人员调整主要源于支队长和政委的明争暗斗。当然，这里面的事情已远远出了我们的想象。
虽然西门助理百般拖延，可彭助理还是坐在了他应坐的位置上。西门助理委屈难受，一天下午喝醉了酒，站在楼道中借酒泄了起来。他大喊大叫说机关都黑到了白天都要开灯的地部了。最后西门助理又要上楼去找常支队长理论，结果走到楼口迎面遇见了马助理。机关人都知道，因为军人服务社俩人撕破了脸皮。马助理那天的心情显然是不错的，因为他是哼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西门助理擦身而过的。小曲激怒了西门助理，他顺手拾起墙角的痰盂朝马助理的后脑勺扔了过去……又是痰盂。从那以后，机关楼道里就不在放痰盂了。当然这不能说是因为痰盂总是被用来袭击人的脑袋，而是常支队长话了，楼道里设痰盂其实是极不卫生的，而且这样还会纵容某些人的不良习惯。做出这样的决定机关兵应该说是最高兴的，这样就不用每天刷痰盂了。
酒醒后西门助理象征性地给马助理赔付了医药费，留下一份检查离开了机关。他倒没有象程管理员那样坐以待毙，而是坐上火车去了部队医院，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眼科手术。
西门助理的左眼曾因过年放炮被炸伤过，导致他在看人的时候眼球总是上翻。因为这是他最大的忌讳，所以马助理给他起了一个“白眼狼”的绰号。在他事业步入低谷的阶段，突然大张旗鼓地住进了医院，手术回来后还一返常态，蒙着一只眼睛在人群前晃来晃去，非旦不再忌讳，还逢人就讲。这让我们看着一头雾水。最后还是马助理一语道破了天机，他说西门助理可是鬼到家了，这样一折腾就可以活动着病退而不用转业了。
后来听说西门助理如愿以偿地病退了，因为有部队的工资垫底，他的日子过得很是舒坦。他还在军人服务社的旁边支起了一个塑料板房，开起了一家干洗店。因为干部的军服都是马裤尼料的，所以他的生意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