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叫上舒丛一块儿去接的站。“不过女兵瘦的少，舒丛嘟囔了一句：抽空还会要上？”我点了点头。左顾右盼的舒丛：当小束身着一件黑。
也是在我当兵的第三年初，驻地的一家玻璃厂改制。原来白志林认识的这位歌手易是个自然熟的主儿，不管见谁，第一次就感觉象久违的老朋友。他对部队上的人都格外热情，不光送门票，“不会是她吧。”
只是白志林的这种关系，支队的舞票就泛滥成灾，因劳资纠纷引了数百名工人示威游行。为了扩大影响从而引起上级的重视，在铁轨上搞起了静，游行队伍上了铁路。这一坐不要紧，包兰线整体陷入了瘫痪。中午非要请中队的干部们出去吃饭，
那天中午部队来了一位新兵。盛情难却，黄队长便安排排长留守，其余干部骑了三辆摩托车前去赴宴。
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玩，一帮大字不识几个，行文最长的就是检查的粗人，竟让潘国庆给带得品评起了诗歌。
自从曹泉调上机关，每天晚上都会从打字室里传出悦耳的吉他声。悠然的曲调回荡在灰色的楼道中，带着一股能让人豁然安静下来的力量。我们被这种声音打动了，大家都开始攒钱买了吉他，也不管自己的手指有多粗，认认真真地跟这位曹老师学起了该如何控制那几根粗细不一的琴弦。
凡是需要整齐划一的事情，要说还是部队学得最快也最好。没出三个月，我们的威风锣鼓便敲出了样子来。那时正赶上要过年了，省电视台来了三名记者，说要拍摄部队过年的画面，于是主任组织全体人员，在摄像师的调动下敲响了威风锣鼓。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新闻报道。明明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星期，可女记者硬是将这一天说成是大年初一，还教我们在镜头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拜年。最后特意找了个能说会道的新兵，站在摄像机前说了些在部队过年可比家里有意思、让爸爸妈妈放心的话。为了配合拍摄，支队还提前挂起了红灯，贴出了对子。新闻倒是在初一播的，画面里的人们一个个喜气洋洋的，按女记者的话说这是“露出了幸福的笑脸。”
对于我们这些身穿军装的人，小爪子是友善的。任何一个穿上军装的人，哪怕是第一次来到部队，小爪子都会冲着他摇尾讨巧的；而对于穿便装的人，小爪子又是张牙舞爪极不友好的。它的这种分辨敌我的方法很是讨战士的欢心，以至于在老兵复员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和它留影照相。
自那次喝多后，有一段时间，我和白志林都有意识地与朱排保持一定的距离。朱排似乎也感觉出了什么，见到我们就主动说，那天他也是喝多了，头疼的厉害，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秦班长就这样一天天苦等着他的通知书。平日里我们都很少跟他接触，怕被他拉住再讲出主任藏了他的通知书之类的话来。他说疯话可以无所顾忌，可我们没疯，还是有所顾忌的。后来也不知是有人提醒还是自己想到的，他每天早晨都要骑上自行车去趟消防队，回来后就蹲在营门哨兵的旁边一遍遍地跟人家讲，消防和武警地方是不好区分的，邮局的人一定是把通知书送到消防队去了。
对我们战士来说，军人服务社不管是姓鲁还是姓马，或者是姓西门，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马嫂的军人服务社也是可以赊账，可她并没有象那位山西商人到处追着战士要钱。马嫂做生意很稳，只是对突破五百大关的战士提醒一句：“小兄弟，差不多了。”
至此洗澡成了郭边常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白志林立下的规矩，郭边常怕是宁愿长虱子也不再进那个池子了。
就是这位楚留香似的人物，不知抽了哪股子筋，竟然和小韩姑娘纠缠在了一起。
梁少爱臭美，喜欢外出前洗脸梳头，然后对着镜子将好几种油同时往脸上抹。起先他把五颜六色的油放在了宿舍，把宿舍染得香风阵阵。后来现有人偷用他的油，就拿到了他爸的办公室里。他的这一举动不想又惹得抹不上油的白志林背后骂起娘来，说最看不惯梁少抹油了。抹就抹吧，还不住气地拍脸，啪啪地只听声音就让人浑身过电。
家？这个词对我既新鲜又陌生。
小萍说他父亲早晚得死在酒上。她不愿意回那个散着酒气的家。在听这些话的时候我是坐在女生宿舍的床上。我努力地嗅了嗅屋里的气味。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味道，可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令我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就象我进屋的第一眼看到晾在小萍床头的粉色内裤，虽然被小萍急忙收了起来，可当我的手无意间触到床头时，一股潮湿的感觉从手心升起，搞得我在听她凄楚的讲诉时，有点心猿意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