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添了短缺的压力。一个男人单独去，一个男人和一，我们断定事情已经平静下，而是让一个陌生男子单独去一个寡妇的家必定引起怀疑。我必须这么做；我陪着哥哥回到，他也可以出来到我，但让他和家人一起搬家还，到时候塔利班必来无疑。
寡妇和她的家人对米尔沙卡伊很友善，我想他也能够稍微放松一会儿了。他在那里待了10天。这之后，不是因为我哥哥不认得路，就像是在犯道德罪，必定引起邻居的闲言碎语。和往常一样，塔利班还是不断地去骚扰我嫂子，从来不会事先，常常不请自来。他们常常用威胁的口吻对她说：“你丈夫在哪儿？快告诉我们？你最后跟他。”哥哥是个通缉犯，所以嫂子遭到他们的日夜监控。
后来，我嫂子实在怕得不行了，也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哈米德跟我结婚日子不长，本来应该好好享受新婚生活，但是，家里的事情那么多，我们几乎没多少时间可以安静地在一起。我想，在这个星球上，没有哪一对新婚夫妇不会不对步入婚姻生活的头几个月怀有美好的期盼吧，然而，无论对我自己还是对于千千万万个其他女人，成人世界的现实很快取代了少女时代期待的新婚欢乐。起初，我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所遭遇的突然苦难愤愤不平，但这样的心情没过多久就被责任感所取代。再者，我要帮的人是我哥哥，是我如此心爱的一个人。我深深记得，小时候他是多么疼我，他对我的整个人生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我为自己那些自私的想法感到愧疚，难道如今不该轮到我照顾他和他家人吗？换成是他，无论有多么危险、多么艰难，他一样会为我这么做的。
米尔沙卡伊下定决心逃离阿富汗，这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唯一方法，尽管也意味着从此过上流亡国外的不稳定生活。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不剃胡子，任其生长，长得又浓又黑。过不了多久我们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我们祈祷塔利班也认不出来。
我们的计划是坐出租车前往与巴基斯坦交界的最繁华的城镇多尔汗。小镇靠近著名的开伯尔山口，位于巴基斯坦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边上。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由部落长老统治，伊斯兰堡政府方面几乎没有实际控制权。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这一边境地带从来没有获得阿富汗方面的正式认可，是众所周知的杜兰德线。即使在今天也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政府紧张关系的最大源头。阿富汗拒不承认这条线。美国和其他反恐的北约国家声称这条边境线是基地武装组织的老巢。巴基斯坦否认这一点，但是在控制该地区的原教旨主义方面几乎无所作为。
当地的社交礼法相当严格。美国的轰炸机曾经对该地区狂轰滥炸，地面部队也来搜捕本·拉登及其支持者，但村民就是拒不透露他们的行踪，任凭轰炸像暴雨一样落到屋顶。置身该地区你就会感觉仿佛回到了五百年前，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够理解这个地方。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你就会像那么多政府和国外势力一样，都将以失败告终。
与今天不同的是，1997年，当我们计划哥哥的逃亡时，阿富汗人无需签证即可越过边境十字路口进入巴基斯坦。卡车、商贩和旅行者源源不断地前往多尔汗，我哥哥希望趁着这样的嘈杂来个浑水摸鱼，偷偷地溜过边界。
米尔沙卡伊安排了一辆出租车，让它第二天早上来接人。我四处奔走，为他的逃亡做准备——购买途中所需的食物，诸如几个圆盘烤饼和水煮鸡蛋，他的妻子为他收拾行李。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还没停下来仔细想想就把门打开，以为司机到了。然而，站在门厅里的是两个黑乎乎的裹着头巾的塔利班。他们径直闯入公寓，手里挥舞着枪。所有人都站着一动不动，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也没地方躲藏。大家面面相觑，心想：这下完了，我们被抓了。
两个塔利班分子一把抓住我哥哥，强行将其按倒在地，面露得意的神色。两人都才二十出头的模样，其中大一点儿的那个抬起膝盖用力撞了一下我哥哥的腰部，疼得他大声直叫。另一个也丝毫不掩饰鄙夷的神情，抓住哈米德的脖子，用力将其往客厅地板上撞，好像他就是个布娃娃。他们一边嘲笑嫂子和我，一边将我们的丈夫推出客厅，带上皮卡。就在他们离去的时候，我哥哥大声对我说，不要跟着他们，好好待在家里。即使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他仍然不愿放下男人的自尊让一个女人到监狱去营救。
到了警局之后，我哥哥劝服一个警卫，让他捎一张字条到家里。字条上说让我们去找他的一个老同事，他现在为塔利班政府效劳。当年他曾做到将军的位置，如今是一名塔利班高级军事顾问。我哥哥希望这个老同事能够托关系将他和哈米德救出。字条上还给出了一个地址，是机场附近的一栋住宅。
这将是又一次漫长而残酷的等待，我一度没有一丝力气，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天，在挫败感和恐惧的双重打击下，几乎陷于瘫痪。哈米德又被带走了，只是，这一次，留下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我们未出生的孩子。
三天前我得知自己怀孕了。和许多初孕的年轻妈妈一样，好几个早晨我都有恶心和呕吐，这才知道自己怀上了。哈米德和我当然是喜出望外。但是，这样的兴奋很快就被生活中的动乱浇灭了，或许没有什么比在战争时期怀孕更令人揪心的了。战争年代，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战争，只有最坚强的人才能幸存。把一个无助的婴儿生下来，带到这样的地狱里合适吗？或许真的不合适。
但我也明白，无论是枪林还是弹雨，生活总归要继续。在某种程度上，无论环境有多艰难，庆祝新生命的强烈愿望永远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质特征。是的，我害怕过，可我认为，生个宝贝小孩便多了一份积极的力量，也多了个关注对象，这样也很好。
高兴归高兴，但话又说回来，战争时期怀孕保胎谈何容易。阿富汗是世界上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医疗资源匮乏，再加上文化保守，大家都不愿意公开谈论妇科和儿科医疗，导致医生非常难找，而仅有的几个医生往往又没受过多少正规训练。一般家庭不愿意给妇女找医生，除非实在是别无他法，或者是不医治必死无疑了。但每每这个时候，无论是救母亲还是救孩子，都已经为时已晚。当一名医生，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真的需要高的技术、坚韧的耐心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在以前，阿富汗最好的医生都是女医生。我敢肯定，无论在哪里，当遇到需要亲密接触才能治疗的健康问题时，女性在接受同性医生的治疗时总会更自在些。好长一段时间我想让自己成为一名医生，加入她们的行列。
但是，塔利班禁止妇女从医，这条法令给阿富汗医疗队伍以致命的打击。接着，还出台了一条又残忍又变态的规定，男医生不准给女病人看病。男医生甚至不能给患普通感冒的女病人开阿司匹林。结果呢？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成千上万的妇女死于流感、细菌感染、血液中毒、烧、骨折、怀孕，而这些病本来完全可以得到医治。她们的死纯粹是因为统治这个国家的残酷男人认为她们的命与苍蝇一样低贱。这些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真主之子的人竟然对真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女人，丝毫没有怜悯之心。
我晨吐得厉害，还不仅限于每天早上的那几个小时。现在我可以自我解嘲了，但是，那个时候，想憋住呕吐，避免弄脏蒙面长袍的面纱可真不是说笑的。我想，没有哪个母亲需要像我一样，不得不拿起头巾，把头向前倾，对着两腿之间的空地，抑制住本能，以免吐到膝盖上。
我几乎吃什么吐什么，这真是个大麻烦，尤其是我拿到哥哥的字条的那一天。拿到之后我按照上面的说明立马动身去找他老旧同事的家。我哥哥知道，找这个老同事帮忙肯定要费很大的劲儿，但再怎么费劲也得一试。
一进入屋子我就感到浑身不自在，但当我把目光投向阴暗处，我意识到心里仍然涌起无限的感激之情。尽管大多数阿富汗人十分贫穷，但他们依然很自豪。他们为自己的家庭自豪，无论这个家有多简陋，他们总会给客人沏茶、端食物、拿糖果。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被客厅里的可怕景象所震惊。客厅地板污秽不堪，显然好久没有打扫清洗了。我真想把地毯拿到屋外，好好掸一下灰尘。墙壁也好久没擦拭了，我也很想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进来，让新鲜空气透进来，驱散满屋子的霉气味。
迎接我的是女主人。这时我才现，她是个很淳朴的妇女，应该从来没受过任何教育，她迎接客人的方式、走路的仪态都显得相当拘谨笨拙。环顾一下房间，我看到她有一排的孩子，脸上脏兮兮的，还有大家庭里的其他成员，一个比一个肮脏。于是，我明白房间里的气味是怎么来的了。
我找不到一处干净的地方，所以只好在一处略微不那么脏的地方蹲下来，心里恶心得不得了。尽管我已经在屋内了，而且还打算耐心等待好长一会儿，但我不打算把蒙面长袍脱掉。我渐渐地习惯了怎么对付塔利班了，第一条原则就是有耐心。我被告知，20分钟后可以见我哥哥的老同事了，但我心想，如果有必要，就算等上一天也不要紧。这时我已经不再那么担心哈米德了，如今回过头来想想觉得当时的自己真是奇怪。哈米德有我哥哥在牢中和他作伴，这于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们俩一定能够从彼此身上获得慰藉，无论敌人对他们施加怎样的折磨。
我坐下来等着，无聊地看着女主人将其中一个儿子那又黑又绿的鼻涕拭去。我想跟她寒暄，但不是很顺利。我突然现，在一间脏兮兮的屋子里，在一个脏兮兮的房间里，等待一个脏兮兮的男子，是很难做到文明的。而就是这么个脏兮兮的男人竟然是政府的国防顾问，就连自己的家都这么污秽，老婆和孩子无人照料，你还能指望这样的官员整出怎样的国家来？如果阿富汗都是这帮文盲执政，那还能有什么希望？一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我联想到，如果连塔利班的高级顾问家的客厅都如此破旧，那么塔利班的监狱要糟糕到何等程度？后来，男主人终于出现了，跟其他人一样粗俗，一样的不修边幅，和我预料中的当权者大相径庭。我对他说，哈米德和我哥哥被关进监狱了。他听了，一点儿也没有觉得烦，还说他还牢牢记得我哥哥。他耐心地听我讲述事情的经过，并向我保证一定让他们得以释放。他说去打几个私人电话，让我先等着，然后就走开了。我又坐回到脏兮兮的地板上去，尽量调整心态去适应这肮脏的环境，然后耐心等待。房间里的臭味没有了，应该是我的鼻子习惯了的缘故吧。
过了好久，男主人终于再次出现，但带来的消息不是那么令人振奋。他叹了口气，看着脏兮兮的双手，告诉我说释放他们需要时间。他保证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一有消息就跟我联络。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那不是百分之百的真诚，好像是一副迫不得已才出手相救的姿态，很明显他不会花大力气去做。我听了有点担心，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哈米德因为上次的监禁，身子才刚刚开始恢复，现在仍然很虚弱。这时的空气开始变得寒冷干燥起来，时值深秋，冬雪开始在城市远处的山上降落。很快，喀布尔也将被积雪覆盖，气温会降低至零下15摄氏度。我能想象得到，哈米德和我哥哥在冰冷的监狱院子里互相依偎着取暖，身上穿的还是被捕时的衣服。没有暖和的夹克，没有马夹，没有羊毛袜子。一想到哈米德的脚指头冻得紫我就紧紧咬住嘴唇，竭力忍住了泪水。我不知道丈夫孱弱的身子还能撑多久，他的脑袋是智慧和力量的堡垒，无论受到怎样的折磨都能够默默忍受。但是，每一个人都有生理上的临界点。夜间，在凛冽的寒风中，连呼吸一下都会很痛。我知道，哈米德的临界点快要到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是老样子——弯着腰，站在厕所旁，拼命狂吐。但这天的晨吐多了个理由。前一天晚上下过雪，就在从卧室匆匆跑到浴室的途中，我看到，窗外的屋顶覆盖了一层白皑皑的雪毯。哈米德和我哥哥整夜都站在雪地里吗？监狱的院子里会不会多了两具尸体，被一层冰紧紧地冻在一起？我穿上衣服，赶紧朝塔利布的屋子跑去，这次叫上了哈米德的姐姐赫蒂彻。冰雪覆盖的街道已然成了溜冰场，表面坚固，实则薄脆，一路上我们走得跌跌撞撞。蒙面长袍给我增加了层保暖，但同时也使我看不清路面，降低了灵活性，我的脚伸向哪里就朝哪里走去，一只手臂伸出来保持平衡，另一只放在腰间保护还未出生的宝宝，以防跌倒时有个保护。
到了我哥哥的老同事家，我现有什么东西变了。臭气还在，只是这次有人在用力地打扫房间，孩子们的脸上留下用布擦过的污痕，但没擦干净。男主人也变了，他热情地朝我微笑，露出一排黑黑的牙齿。
“我想让你教我孩子英语。”他说。他这话不像是命令，倒更像是个请求，一个我无法拒绝的请求。“当然可以，”我马上答应了下来，“或许他们来我家更好。那里有地方供他们玩耍，而且我教的效果也会好一些。”谢天谢地，听了这话之后他似乎很高兴。除非迫不得已，不然我真的不愿在那样的房子里多待一秒钟。我要取悦他，让他保持高兴，我自己内心也受到了鼓舞——如果我能多教育一些这样的孩子，让他们走出如此肮脏破旧的墙壁之外，那么，我们的国家或许还有希望。我不知道自己今天会遇到什么，明天又能遭遇什么，也不确定能否守诺教他们，但这件事让我现，这些孩子，包括所有的孩子都是有价值的。只要接受适当的教育，得到良好的帮助，任何孩子长大之后都有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离开我哥哥老同事的家时，我心里渐渐乐观了起来。尽管他几乎没提到我日夜想要拯救的囚犯，但是，他让我教孩子们英语，以及我所看到的房子内所生的变化都是令人振奋的迹象。这些事情都表明他打算帮助我们。
那天晚上，有人用拳头用力地捶我的房门，我小心谨慎地打开一点点。一只毛茸茸的手用力地推了进来，碰到我的额头。我向后退缩了几步，浓浓的眉毛下面，两只黑色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我看。那人的头上还缠了黑色头巾，但我一点儿都不害怕。事实上我几乎没去看那个塔利布的脸，因为在他身旁站着哈米德和米尔沙卡伊。那个塔利布用力地将两人往门厅内推，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很不情愿拿自己的玩具跟人分享。他嘴里嘟囔着，说了一些威胁的话，其实根本没用，因为还没等说完我就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接着马上投入哈米德的怀抱。我嫂子兴奋得从客厅里尖叫着跑出来，也朝自己的丈夫扑了过去。我哥哥的老同事果真说到做到。
我们一刻也不敢耽搁，马上安排一辆出租车，让它第二天一早来接我们。我们计划前往巴基斯坦，虽然哈米德和我哥哥获得了释放，但是，塔利班一个心血来潮，随时有可能重新将他们俩抓回去。我们再也冒不起这个险。
第二天，哈米德，我，我哥哥，嫂子，以及他们的婴儿挤进了等候我们的出租车。哈米德坐在后座靠边位置，我穿了蒙面长袍挤在他身旁，我哥哥夹在中间，他妻子坐在另一侧靠窗位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人认出我哥哥来。一个世交好友坐在前排乘客的位置。那人也是个退休的将军，普什图人，主动提出帮我们一把。万一我们路上遇到麻烦，他的将军身份或许可以派上用场。即使将军身份帮不了忙，那么他的普什图族人身份对于我们经过塔利班的哨卡乃至越过边境都会有一定的分量，因为，大多数塔利班是普什图人。他愿意陪我们一程纯属慷慨义举，每当想到这么多年来，那么多朋友和邻居不惜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帮助我们，我觉得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也是为什么如今我从来不会向寻求我帮助的人关上大门的原因之一。伊斯兰信条教导我，对我们所行的每一个善举，我们都应该向他人做一件善事作为回报。
聊天中，司机的语调有点紧张，但他一直向我们保证出租车坚实牢靠，我不是很相信。这次米尔沙卡伊坚持要我们和他一起前往巴基斯坦，我答应了。经过这几个星期以来的高度紧张生活，我觉得真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即使只离开一个星期也好。再者，哈米德也可以趁此机会好好治疗一下。第二次入狱，他的身体又虚弱了许多，我几乎是看着他在我眼前孱弱下去的。我依然深受晨吐的折磨，途中，我带了碗，放在蒙面长袍底下，随时防备吐出来。这是一次痛苦的旅行。车上很挤，极为不舒服，还要提心吊胆，就怕在塔利班的哨卡口被拦下。可是，那名将军镇定自若，每次见到持枪的哨兵都能来几句逗笑的寒暄。大多数的塔利布一听到普什图口音的母语，马上放松了警惕。将军天生一副威严，引人尊敬，即使大呼小叫的年轻塔利布，见了他这样的老兵所独有的风范也会立刻蔫了下来。
“您请便，大叔。”每次听到这几个字，我都会松一口气。穿过多尔汗边境地带时我的情绪突然高涨了起来，进了巴基斯坦，整车人一下子就有说有笑了。你会深深体会到自由：令人提心吊胆的塔利班压迫没了，心头的重担也放下了。
那天下午四点钟，我们来到了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我们在那里上了一辆夜间大巴，一直坐到历代君王之城——拉合尔。我们去了哥哥位于该市的房子，受到他的正室及其岳父岳母的热情接待，两位老人就住在那里。那一晚，我们喝着可口可乐，吃着查帕里卡巴，这是一种牛肉粉拌石榴和干椒粉的食物。那一顿可以和我吃过的任何一顿相媲美，更何况那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吃到的不受塔利班禁令约束的美味。
拉合尔真好。这是自结婚以来，我和哈米德第一次能够像正常的夫妻那样出去尽情地放松自己了。拉合尔的景色真美，到处是清真寺，座座都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商店更是鳞次栉比。我和哈米德一连逛了好几个小时，饱览当地风光。在一个专门向妇女和家人开放的公园，我们还进行了一次野炊。为了娶我，哈米德努力争取了好几年，可是，婚后我们几乎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悠闲地坐下来，慢慢品味共同呼吸相同空气的乐趣。
拉合尔干净、便利，与骚乱中的喀布尔完全不同。内战时期，喀布尔不知有多少建筑物轰然倒下。拉合尔的历史建筑也让我赞叹不已。16~18世纪，这个城市处于莫卧儿人的统治之下。莫卧儿时代正值印度伊斯兰王朝统治时期，那时的皇帝曾经控制了大部分亚洲次大陆。莫卧儿人以建筑出名，像泰姬陵就是莫卧儿帝王沙·贾汗建造的。在拉合尔市，他们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建筑，其中有很多后来成了这个城市的地标，包括气势恢宏的拉合尔城堡和夏利玛尔花园，这两处如今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感觉依旧不舒服。哈米德两番入狱，遭到塔利班的残酷对待，也十分脆弱。但是，拉合尔的宁静让我们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得到身心上的恢复。用“宁静”来形容这个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巴基斯坦城市或许不是十分恰当，但我们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之后，彼时彼刻的感受实实在在如此。
在拉合尔过上一个星期，我们就收到消息称阿富汗总统拉巴尼到了白沙瓦。他虽然遭到了塔利班的废黜，但我们和其他国家依旧视他为合法的领导人，拉巴尼的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仍然代表着阿富汗，只有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合法地位。我哥哥曾经在拉巴尼政府的内政部任职，与他颇有交情，他联系上了总统，总统马上邀请他和哈米德前往。于是两人前往觐见，并听取了他夺回国家政权的宏伟计划。
拉巴尼和我们一样，都来自巴达赫尚省。他是我爸爸的朋友，偶尔也是竞争对手，我们对他无比尊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反对阿富汗倾向苏联的主要力量。苏联入侵期间，他在巴基斯坦组织军事政治力量进行抵抗。
倾向苏联分子失势之后，纳吉布拉也跟着垮台，拉巴尼选举当上了总统。但那个时候游击队政府派系斗争很厉害，这些势力挑起了拉巴尼和马苏德一派与以杜斯塔姆将军和希克马蒂亚尔为的另一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内战。
拉巴尼的营地里聚集了很多人。哈米德和米尔沙卡伊两人从他那里回来之后情绪高涨，他们坚信只有拉巴尼才能维持阿富汗政局稳定——尽管现实情况是，塔利班依然牢牢地掌权，就连拉巴尼自己也不敢想象夺回政权的那一天。他们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在拉合尔平静安全的环境里，我对阿富汗的前途又重新燃起信心的火焰。
因为想到拉巴尼能够重新执掌政权，哈米德和我几乎当场决定立马回到喀布尔。一来，我们刚刚获得了新希望；二来，哈米德守寡的姐姐以及她的孩子们都还留在喀布尔，所以，哈米德和我都很想回去照顾她。我哥哥认为回去太危险，决定留在巴基斯坦，往返于白沙瓦和拉合尔两处的住宅。离开哥哥嫂子真是不舍，因为我不知道何时才能与他们再见面，甚至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跟他们见面。但是，我现在是已婚少妇，我应该做的就是紧紧跟随丈夫。
很快就要进入深冬，天上的雪越下越大。在我们回喀布尔的途中，开伯尔山口已经白雪皑皑，天气显得分外寒冷干燥。或许那凹凸不平的岩石就像塔利班，刚下的雪就如阿富汗新的开端——将他们的冷酷无情永远雪藏。我真的希望如此。
哈米德和我越过边界，进入阿富汗境内，一路平安无事，很快就回到喀布尔的家中。离家一个星期，回到家，足以让我再次体会到在家的舒服。即使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我的拳拳爱国心也没动摇。这是我的喀布尔，是我的阿富汗。
斋月开始了，和所有穆斯林一样，我们也禁食，从日出一直到日落。黎明之前我们就起床，吃了点撒哈。撒哈是天黑之前吃的早餐，这一顿要维持一天，直到日落我们才可以再进食。通常我们吃得很早，吃完后再上床小睡一会儿，接下来就开始晨祷。
哈米德和我刚刚上床准备睡觉时，有人敲门，哈米德起来应门，我们都以为是邻居找我们帮忙或者别的什么。我听到了讲话声，接着便是哈米德回卧室的脚步声，只见他脸色刷白，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他问我要外套，说塔利班在门口等，车子就在门外。哈米德别无选择，只能跟着去。我真想冲出去，请求塔利布不要带走他，放过我们。我们回到喀布尔，为的就是能够平平淡淡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可现在他们又要把他带走。
哈米德处变不惊，淡定地命令我回到卧室去。我穿的是睡袍，不方便向那些陌生人请求，即使在凌晨五点钟这样的时候站在自己家的门阶上也不行。我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抓走哈米德，他并没受到任何指控。来的几个人只是说需要他走一趟，他就只好跟着走了。听到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随后就倒在枕头上啜泣，一边捂着鼓鼓的肚子，一边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认识一个从巴达赫尚省来的人，他正给塔利班效命。在一本旧笔记本里我找到了这人的地址。他是普勒恰尔希监狱的工作人员。这是一座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监狱，在苏联入侵时期，曾因折磨囚犯手段之残忍而臭名昭著。我不知道哈米德被那些人带到哪里去了，只知道能够帮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你只能叫别人帮你一次忙，多了，对他们自己也危险，所以再去找以前帮忙过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可能的了。
我与这个巴达赫尚人不怎么熟，可我希望他能看在老乡的分上，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接受我的请求。第二天一大早，醒来之后，我立马穿上蒙面长袍，冒着寒冷的晨风，去找他了。
普勒恰尔希监狱在喀布尔郊外10公里远的地方，我是走着去的。一路上，城市的景象渐渐隐去，接着是一座座的村庄，再后来连村庄都没了，只有几间稀稀落落的泥土房，走到最后，公路也变成了灰尘满天飞的小道。女人真不该单独来这种地方，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小道不知通向哪里，走着走着，监狱突然从地表冒了出来。卫兵的刺刀和高墙上密布的铁丝网在阳光下闪闪亮，粗糙的泥浆墙面透露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上面的瞭望塔阴森恐怖。这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被称为阿富汗的阿尔卡特拉兹1，想逃跑是万万不可能的。我走进门卫室，向他们解释了情况，请求跟巴达赫尚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见一面。一个警卫进去问了。回来后只说了一个词的答案：“不行。”“巴达赫尚省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我让门卫将这话转达给他听。难道他就不能慈悲让一个妻子去问问她失踪的丈夫的去向吗？我希望这样的激将法能够刺激那个老乡采取某些行动。我是个新婚的穆斯林妻子，从传统文化上讲，不应该独守空房，无人照料。门卫听了似乎觉得羞愧，答应向上司传达我的信息，但那个所谓的老乡还是拒不见我。我能猜出几种原因，一定是我当着他手下的面指责他，让他感受到了羞辱。我被告知几天后再过来。
我只好走回家，又饥又渴，肚子里的胎儿还在乱踢。对于丈夫的下落我一时没有任何头绪。
中午时分，我万分沮丧地到了家。哈米德的一位年长的亲戚刚刚去世，我和小姑子按理应当去参加葬礼以表示慰问。我实在不愿意去，但是，家庭的责任和名誉容不得我不去。那天的葬礼情况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脑子里全是对哈米德的担心，根本容不下其他。正当我心事重重地在一块地毯上坐下来时，一位长者走了过来。原来，虽然哈米德被捕才几天的时间，但消息已经传开了。老人乌黑的眼睛里流露着同情，他一说话，灰色的长须也动了起来，他悄悄地对我说知道哈米德在哪里。据他的一名亲戚称，老人没说亲戚是谁，也没提他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我丈夫被关押在情报三处，这是所有情报机构中最为危险的一个。这个部门的工作就是找出政治上的异己，然后将其清除。我开始为哈米德的处境担忧，不过至少知道他在哪儿了。
每天我都到情报处办公室，每天都被冷嘲热讽的门卫挡了回来，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我终于获允入内探望丈夫。他身子本来就瘦弱，这下更是瘦骨嶙峋，背也弯了。整天遭到狱卒的毒打，疼得他直不起身来。黑的面容在苍白肤色的衬托下越明显：眼窝凹陷，颧骨凸出。
我们在一张粗糙的木桌边坐了下来，低声聊了一会儿。我多么渴望能抱一抱他，但是，塔利班的监狱不是卿卿我我之地，即使夫妻之间也不行。他跟我说，塔利班让他整夜站在雪地里，白天不停地拷问他，鞭打他。他们问：“你为什么去看拉巴尼？你们那次会面的目的是什么？你跟拉巴尼什么关系？”保卫拉巴尼总统的是来自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特工，长期以来就有人怀疑许多特工与塔利班沆瀣一气，果不其然。巴基斯坦特工很显然向塔利班透露了拉巴尼见过的人，包括哈米德，当然也很可能包括我哥哥。
离开监狱的时候，一名年长的塔利布过来问我：“如果我们释放你丈夫，你愿意出多少钱？2500美金？5000美金？”很明显，他们已经得知哈米德不是名政治犯。他们会整日整夜地拷问他，而他却什么都不会说，因为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但对他的羁押给他们制造了创收的机会。如果有钱我真的想给他们，但我实在没有。我们没那么富有，至少在金钱方面我们实实在在是贫穷的。即使能够通过我哥哥从巴基斯坦汇钱过来也不大现实，塔利班已经破坏了银行系统，汇款或者借出大笔现金已经不可能了。我就是付不起赎人费，这也是令我愧疚一辈子的痛。
遭受那么多的虐待之后，哈米德病得更加厉害了。他被饿得半死，冻得要命，冷气进入肺部，越来越严重，加上日渐衰退的免疫力，与患重病的囚犯密切接触，没地方洗澡，他不幸患上了肺结核。
我拟了一封信，准备递给情报处的执行委员会，恳求他们释放哈米德。在信中，我写道，哈米德是无辜的，他现在身患传染疾病，对其他囚犯的健康构成很大威胁。我亲自将信送至一名狱卒的办公室。他不是个塔利布，而是个戴眼镜的普通工作人员，好像对新上司的许多做法困惑不解。从他的年龄判断，我猜测应该先后效劳过三代主子——苏联人、游击队员和如今的塔利班。
等他从我手中接过信件，我马上讲起哈米德的故事，讲到他的疾病和我们的婚姻。我想博取他的同情，以期他能尽快将信交给委员会。我站在隔板的另一侧，身上穿了蒙面长袍，看着他透过厚厚的镜片读着那封信。读完了，他问：“妹子，这封信谁给你写的？”“我自己，”我回答说，“我曾经是名医学系毕业生。我只想将生病的丈夫从监狱里救出来。”“你丈夫真幸运，有个这么爱他的妻子，还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妹子，如果他们将我关了起来怎么办？谁来救我呢？我的妻子目不识丁，谁来给我写陈情信呢？”说完，他出一声长长的奇怪的叹息，然后把信压到一堆信件底下。毫无疑问，那些信件也是其他救人心切的囚犯们的亲人写的。“请回吧，妹子。我不敢保证，但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信交给执行委员会的。”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哈米德的性命和自由就全靠那上百封信件之下的那一封了。我知道，戴眼镜的狱卒转交这封信的可能性相当渺茫。
我冒着雪走回家。爬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没有丈夫的家就像我那空空如也的胃。脚一迈进公寓，哈米德的姐姐赫蒂彻马上跑过来，问我有没有哈米德获释的消息。我没能给她一个答案，只管朝卧室走去，往床上躺下来，强忍住泪水。打了好几个瞌睡之后，我睡着了。过了几个小时，我被毛拉喊“一福塔”开斋后的晚餐的声音吵醒。我饥肠辘辘，便起床到另一个房间去，以为赫蒂彻和孩子们已经在那里吃了，却现她跟我一样没精神，睡过头了。没一个人做饭，我心里一阵愧疚。这是哈米德的家，我是他妻子，他不在，家里的大小事务就该由我来操持。再说，毕竟是因为我家人的缘故才导致他入狱。于是，我出去买了些大米，肉，拿回来准备煮着吃。赫蒂彻来到厨房，说我有孕在身，不要忙活了，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她从我手中拿走菜刀，切起了洋葱。我陪着她，默默地准备饭菜。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喀布尔的雪下得很大，城市在恐惧和百无聊赖中出奇的死寂。
我噙着泪水，转身对赫蒂彻说：“对不起，亲爱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给你家添麻烦。真希望哈米德没有娶我，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痛苦。”她放下刀，拭去因洋葱刺激而流出的泪水，然后抓住我的手说：“好啦，法齐娅，他是个坚强的男子汉，监狱生活只会让他的性格越来越坚强。你不要难过，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才是。他是一名政治犯，不是一名刑事罪犯。”这是我们第一次谈到哈米德入狱的原因，我惊讶地现，面对当时的环境赫蒂彻竟然能如此平静，丝毫不慌乱。她本来完全可以对我和我家人怀恨在心，可是她没有。她一直是我崇拜的一个女人，那么坚强、聪明、理智。我被她的话语深深地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继续搅拌着米罐子，以默默的眼神表达我对她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