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2年，2002年6月韩日世界杯期间。那是搓牌的动作，几天之内，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来，与他共事的很多。赵凤一的赌瘾已近乎疯，这些人就将公款挥霍一空。从韩国，赵凤一带着聂玉河等五六个人浩浩荡荡赶赴韩国赌球，他们不但观看了中国对巴西的比赛，还赌光了所有的钱。在韩国，他们的所有费用都是从这笔钱中支出的。他的手指，赵凤一又一次从公司转出。这一次，近乎疯狂的赵凤一于2002年7月再次从公司转出235万元拿去赌博，挥霍一空。他是集团某某中心主任兼集团下属的北京，
向聂玉河行贿的还有他的亲信黄某某。为了得到这个职位，从2003年至2005年连续三个春节，每次送1万元，黄某某借过，前后送去3万元。据黄某某供述，2003年12月，聂玉河告诉他：“我准备去南美考察了。”黄某某立刻心领神会，随后给聂玉河送上3000美元。正由于黄某某为这位老总送了礼，才使他梦想成真，当上了某某公司的董事长。
古人说，来而无往非礼也。聂玉河喜欢与亲信们“礼尚往来”，但这种礼尚往来在聂玉河这里却变成了有来无往。节日是一个沟通、交流、联络感的通道；礼物是一种促进人的介质。中国人素来讲究礼尚往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但有一部分人利用了节日，利用了“礼”，他们把节日变成了“贿场”，把礼物作为“升迁”的杠杆。本来双向的“礼尚往来”，在他们的演绎下变成了单向的“礼上”往来，下级对上级，一级级之间把节日和礼物扭曲。在这种扭曲背后，有多少官员落马于这些礼物，落马在这些节日。聂玉河在法庭上称“节前送购物卡在建筑行业已成一种风气。”
作为2007年度北京市第008章，正是官员们过“廉关”的紧要关头，这位栽倒在年关前后的贪官，自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贪官和妇傍生不能说不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大凡“贪绩”卓著的贪官，十之都要在其桃色履历表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晚，姚传锐在刘倩的安排下马上乘车转道去了天津，并打算在戴宏等人的保护下由天津转赴上海。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机关算尽的姚传锐和刘倩低估了公安机关的能力，仅隔一天，在由天津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姚传锐和戴宏等人被抓获，其他参与者也在北京、深圳等地相继被抓获。
趁乱劫夺，四套方案救出姚老总
被双规在宾馆里的姚传锐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认为自己是在大风大浪里成长起来的，被双规这点小事难不倒自己。想到很多贪官潜逃出国后很难被引渡回国受审的现状，姚传锐觉得自己只要能逃出去，就有希望逃脱法律的制裁。可是怎样才能逃出去呢？
我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没有证据也就意味着走上法庭我也会败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倒也罢了，我以后哪还有脸再写纪实作品？这不是砸我饭碗吗？
当然，真正人际间的礼尚往来，人之常，无可厚非。可对掌有一定权力的官员来说，“年关”已或多或少地成了“钱权交易”的代名词。送礼者打着给老领导、老同学、老朋友、老乡拜年、联络感之机，在亲、友的掩护之下行行贿受贿之实，既可掩盖行贿者的动机，也可冲溃受贿者忐忑不安的心理，从而形成某种“默契”。其实，收礼者明知这是“糖衣炮弹”，可依旧抵挡不住那“温馨”的诱惑而甘愿成为其“砧上肉”、“盘中餐”。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收礼者回报送礼者的不外乎是手中的权力资源。官员手中的权力可以为送礼者谋取不正当的更大利益，因而送礼者或求官或求财或求庇护，有主动送的，有被动送的，也有随大流的。收礼者往往“无本万利”、坐享其成。而公共权力一旦沦为贪官疯狂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这节那节、生病住院、婚丧嫁娶都成了敛财的最佳时机，至于“感”、“面子”不过是种噱头。
廉官、廉关、年关，为官者应当作出自己的抉择，看清了脚下的路，尤其在眼下的年关，用肮脏的“礼尚往来”将“年关”变成了自己的“鬼门关”，这是聂玉河的悲哀！“年关”是检验官员品性的试金石，但愿所有的官员都能过好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