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以血缘关系为ฦ基础建立起来。竟能长时期地存在，而在于一种以血缘意识为核心展出来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制度，ษ，问题不在于中ณ国古代的某种制度具有很强的血缘联系的色彩，而人际关系总是复杂的、
血缘意识的达乃ี是所有原始民族，礼所调整的是ต，又想到一些事。似有，没想到，工ื作量越来越大，最后，整部ຖ书稿都交我作统一处理。现在，因此，并对社&，
部分。于是，就写了这封“信前”的“信”。权利观念一度被，
致读者的信
在中国。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á于传统观念作怪。既然祖先遗训里没有权利之ใ词。人们是习惯于以民族的价值定向来，定是“西域妖魔”在此作怪。宪法中有公民权利的条款，白纸黑字，但是，不知此事的人大有人在。有一位基层领导听人说到“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แ的自由”之后，勃然大怒，要求追查散布此言之人，有人报告这是宪法条文规定，那位领ๆ导傲然一笑，冲口而出：“那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中国人讲法，总喜欢强调国家权力、整体利ำ益，限制个人自由。
“法是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也说过这样的话，但他们还强调“个人通过法律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人予以漠视、避而不谈的。片面强调法的整体意志性，要求个体无条件服从，法的功能ม仅仅归结为制ๆ裁，这只不过是用现代化语言表述了传统的义务观念。“文革”十年，“全面专政”，上至国家元下至平民百姓，个人权利丧失殆尽，实在是义务观念展的极至。
新中国将“人民”的概念引进法律，并且规定由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旨在提高社会中绝大
多数成员的法律在位。但是，只注意抽象的人民整体，忽略๓了个ฐ人权利，人民至高无上的法律
地位与公民个人权利不受重视，就会构成无法排除的矛盾。我以为，在法律上，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是以公民享有权利为前提的，人们只有充分认识并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才谈得上行使国家权力。就每个个人而言，他作为国家主人的法律地位先是通过个人权利体现的。没有个人权利，人民权力也不可能实现。所以，权利的观念应该成为最基本的法律观念。处于现代化进程中ณ的中ณ国人，要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先要变革观念，其中包括法观念。变革的前提在于认识传统，对传统的法观念进行再反省，使中国人从传统的义务模式中ณ挣脱出来。不过，我同时还认为，一个民族的法观念要完成根本性的变革，仅靠自身的调整是无法实现的。中国现代的法观念只能以现代化的经济、政治为基础，因而，它的建立应该面向世界ศ，不能ม依靠继承传统。传统的义务观念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也无法展成为现代观念。此间有一种说法，认为义แ务观念与权利观念仅仅是中国与西方法观念的分界ศ。这种认识用来说明古代法观念是言之有理的，但用于今天就有问题了。现在，权利观念与义务观念的对立已由á古代的空间差异展成为时间的差异，即传统与现代的标志。权利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แ法观念所否定的，而是具有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因为，商品经济必然要展，商品的运动也已经冲破了国界和洲界，它所创造的权利观念也不再是只属于西方แ人的“专利”。依我看，在这个问题上，大可不必担心招致“崇洋媚外”罪名。
中国的传统义务观念正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的、最痛苦的冲击。几年前，当一位年轻的改革者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呼唤法律保护的时侯，响应的掌声甚微；如今，寻求法律支持的声音已经在温州、苏南、武汉、重庆乃至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回荡。权利观念的兴起正在动摇着只讲义务的传统心理。虽然，冲突刚刚开始，但毕竟在传统的大堤上打开了缺口。打开这个缺口的既不是“圣贤”，更不是自然力，而是曾经被视为妖魔的“商品”。
权利观念之所以萌芽于古希腊、罗马，并非历史偏袒某个民族，根本原因还在经济之中。
权利与个人利益相联系，而独立的个人利益正是在商品交换中成为ฦ可能。现在民现，权利ำ观念确实是商品经济的一颗果实。希腊多山傍海，所以希腊ຘ人一开始就以从事航海业为主，靠商业维持繁荣。商业的达缔造了具有独立个ฐ人利ำ益的自由á民，由此形成了注重个人权利的法观念。法律不过是用来确立和保护个人利益。如果说希腊人的权利ำ观念源于商品交换，成于民主政治，那么，罗马人将法与权利联系在一起更是直接受益于当时达的商品经济。
事实上，罗马法中ณ最主ว要的并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它的私法部分，也就是直接涉及商品交换的法律。《查士丁尼法学总论》一开始就讲“私法是有关个人利ำ益的法律”。恩格斯将罗马法称训“商品生产者社会第一个ฐ世界性法律”，就由于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法律关系都作了“无比明确的规定”。委靡法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权利。权利ำ成为罗马私法的核心。于是，私人权利即成为ฦ罗马法观念的重要特征。
但是，你别以为ฦ我有意要夸大希腊ຘ、罗马权利观念的积极因素。我不否认，无论从什么เ角度来说，希腊、罗马的权利观念与中ณ国的义务观念一样，都属于古代社会的遗迹，就它们在当时的地位来说，不存在价值优劣之ใ分。况且，古代的权利ำ观念本身就带有不可克服的狭隘性。所言权利，仓库限于自由民，奴隶只是权利客体而无任何实际权利可言。
现代的权利观念毕竟是现代经济的成果，它的前提是“庞大的商品堆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都是权利观念的倡导者。洛克和卢梭将权利奉为人生而有之的东西，要求法律保护人的自然自由，希望在法律之下安静地生活和享受权利和保护。孟德斯鸠认为在一个
有法律的社会里，一个ฐ人能ม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
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ำ”。基于上述价值定向，美国《独立宣言》将权利说成是从“造物主ว”那边被赋与了并且不可转让的东西，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ำ。为了保障这些权利ำ，所以才在人们之间成立政府，制ๆ定法律。法国的《人权宣言》确认：“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其实，赋与人们不可转让的权利ำ的“造物主”并非自然，更不是神灵，而商品。只不过由于当时的诸方面条件限制ๆ，人们还无法认识到，法律与权利的大规模结合，正是蓬勃兴起的商品经济在做“红娘”。
现代社会的基础是高度达的商品经济。随着商品交换领ๆ域的扩大，权利观念愈来愈强固。科学社会主义แ的先驱马克思、恩格斯将权利电结为一切现实商品生产的共同要求。大规模商品交换要求交换主体有自主的权利ำ，作为法观念中权利，无疑ທ是商品交换要求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遗憾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人以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在商品交换十分稀少的古代中国，人们的行为和观念都被束缚在土地上，它的特征是人的依赖关系。商品交换于酚中国不但难以展，反而遭到诸家责难。这种状况直至几年之前都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在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社会中，很难设想会有权利观念出现。春秋战国之际，商品交换在中国略见端倪便使社ุ会上下大为恐慌。正在论争中的各路大军纷纷掉转枪口，一致声讨“妖逆”。法家惊呼，人乃好利ำ避害之物，必须以法去私，方可为安。儒家沿尚义，并将义与利对立，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于喻于利。”儒家认为，做事须当考虑此行为应该作或不应该作，而不应考虑个人利害。义成为ฦ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古人云：“天下将治，则必尚义แ也，天下将乱ກ，则人必尚利ำ也。”可见，在古代中ณ国，只有应该行为ฦ或不应该行为之说，
没有可以这样行为之ใ模式的合理存在。更有甚者，宋明理学张扬“存于理，灭人欲”一说，将
任何权利意识都扼杀在萌芽之中了。近代中ณ国，海禁虽开，但商品交换的展始终受到限制，无怪乎倡导权利者只能孤芳自赏，响应者甚少。
社会主ว义在中国取得胜利，本应大力展商品交换，倡导权利观念。但是，由á于闭知自守建立了一个ฐ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模式，权力过分集中，除了国家利益之ใ外，不承认其他利益的独立地位，于是，商品交换难以展，与之相伴随的权利ำ观念也难于在人们头脑中ณ确立起来。
亲爱的比尔，我对中国并没有失望，因为，事情正在起变化。与正在展的商品经济相呼应，中国人正在对传统的义แ务观念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它不再是历史上的那ว种自身调整，而将是一种彻底的变革。权利观念与传统义务观念的角斗刚ธ刚开始，不过，我深信，作为现代社会的客观要求，权利观念定会成为中ณ国法观念的主旋律。我时常寻思，哪一种法观念更符合社会主义แ。社会主义的法观念，我觉得就是能最好地反映人民权益的权利ำ观念。因此能确实保护和扩大公民权利的法律，才足以真正体现出社ุ会主ว义法律的优越性。
我以为，在权利先于义务的国家，人们才会真正自觉地服从法律，履行义แ务。在义务先于权利ำ的国家，法律的命运并不一定比重视权利的国家更有生命力。
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正在改革，传统的义务观念即将失去存在的根基。有理由坚信，权利ำ观念是中ณ国法观念变革的方แ向。
忠实于你的朋友sh
第九封信
“对于中国人来说，和谐的便是好的。这并非单纯的审美意识，而是他们关于人生、社会、
自然乃至宇宙的最高理想。当然，也是他们解决一切纷争的出点。懂得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ฦ什么中国人生来就嫌恶法律。在一个ฐ迅变化的世界里，这种意识正在瓦解。”
亲爱的比尔：你来信曾说，对我们社会如此之ใ多的诉讼表示担忧，并很想了解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中
国人与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在生争端后，很少立即拿到法庭去裁决。否则，不仅亲
戚、朋友、同事嫌弃他，而且终身结仇的情况也不少。你可能会问，法庭是解决纠纷的机关，生纠纷后不到法庭去解决，难道还会有别ี的途径去解决吗？
是的，有别的途径。中ณ国人所持有的共同诉讼意识来说：生纠纷后，当事人双方应先协商和解，和解不了时便通过有关的机关进行调解。
此外，也可以通过仲裁。只有在万不得已๐的情况下，才诉诸法院。你别不相信，下面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位朋友，他在中国一所着名的大学里学法律。由于邻居在他家门前盖了一个不小厨房，使他的家人出入颇็受影响，因此，他想通过法院的裁决迫使这个邻๑居拆掉小房。但他的父母坚决反对。他母亲说：“在我过世之ใ前，不许和邻๑居打官司。只要一打官司，两家就要结下世仇。”这样，我的这个朋友就打消了起诉的念头。起初，我对我的朋友讲述的这个故事的结局很不理解，但渐渐的我好象明白了一些。
在西方，法律被或多或少尊崇为神圣的事物，就象是众神和众人的女皇一般。法律调整着
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社会的良好秩序意味着法制第一。公民在生活中ณ应该守法，必要时应该为法的尊严而斗争；政府也同样要守法。没有法，就只能ม是专断或无政府状态，暴力统治或混乱。法庭的作有不仅在于适用法律，而且还在于经常地解释法律。数世纪以来，西方แ的法学家建立了一套对法律进行分析和综合研究的体制ๆ，并有大量着述，使法学理论不断趋于深化。
与此相反，远东一些国家不接受这种观念。他们并不把维持社会秩序和公正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法律。他们固然也有法律，但和道德力量相比，法律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只起辅助的作有。中国在精神和道德价值方แ面的成就，长期以来被传播到高丽、日本、安南、暹罗、缅甸等许多邻邦的文化之ใ中。中ณ国不是没有司法制度，但她所愿意认可的，仅仅是自然循序；而她所愿意称颂的也仅仅是道德规范。在中国，有着全能的宗族族长、行会脑、家庭尊长以及一般行政官员，这些人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规定了每个ฐ人的义务和责任，并根据公平原则、惯例和地方习俗，解决所有的冲突。这种状况，总是限制着法官解决纷争的权力。这里，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家”在整个封建社会中ณ，始终中个核心组织，用来维护“家”的“礼”因此也格外重要。关于婚姻问题、亲属问题、继承问题──一般民法中的重要问题的解决，都由传统的“礼”承担起来了。
政治社会的组织都是“家”的延伸，即以“家”为中ณ心而一点点扒推出去的。如“族”、“国”、“天下”都是“家”的扩大。“家”基于自然关系而组成，维系自然的基本价值则ท是“均”、“安”、“和”之类。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既然都是“一家人”，关系是自然展起来的，和谐相处就是必需的了。中国人当然不是对自然与历史中的冲突熟视无睹，但根据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均”、“安”才是正道，
冲突与矛盾则ท属变道。中国人认为，决定世界安宁和个ฐ人幸福的是和谐。和谐包括三个方面的
内涵。第一，自然与自然的和谐。如果你将来有机会到中国来，你就会现甚至许多建筑的构造也体现了这种思想。就拿北京城来说，北京的外城中有内城，内城中ณ有皇城，皇城中有紫禁城，并且都是左右相对称的结构。东边有东四牌楼，西边有西四牌楼；东边有东华门，西边就有西华门；东边有文华殿，西边就有武英殿。第二，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行为应该与自然秩序协调一致。为了避免瘟疫、歉收、水灾、地震，在进行私人的或公共的活动时都必须ี考虑四季的更替、星辰的位置以及自然界秩序的变故。当权者自己则更应成为生活和自然秩序协调一致的表率，这是他们最根本的职责。当自然界ศ保持良好的运行秩序时，也就象征着国家大治；反之，就表明维持自然秩序的当政者犯了某种过失。第三，人与人的和谐。在社会交往中，最应该讲究的是协调一致，解决争端的办法主要是和解。这种中庸和谐的民族心理，使得中国人不习惯于在法庭上面对面地争辩。由此带来的诉讼意识的淡薄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礼治”是赫然有序，而“法治”则是残酷暴虐，人民群众对于法律唯有恐惧之情，而绝不把它看成是维护自己权益的武器。办事人员的有意拖延，当事人的倍受屈辱，以及“赢了官司赔了钱”的现象的出现，都使中国老百姓视“衙门”为畏途，促使他们寻求诉讼以外的程序谋求争端的解决。
如果这还不能ม完全使你理解中国人不愿打官司的做法，我就要跟你谈谈另一个ฐ中国人固守的观念，那就是所谓“万事不求人”。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造成了社ุ会分工的不明显。这种小农经济不可能为工业展积累所必需的大量资金，而且，也不需要近代工ื业为ฦ之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é。这种经济制度反映到เ价值观上则表现为ฦ重近利ำ，无远见；重储藏，轻流通。最大的价值是家藏万贯而不是资本流通。“万事不求人”，长时间被人
们奉为ฦ理想。这种价值观念，同近代技术所需求的分工协作和加资本流通以及扩大再生产格
格不入。交往的贫乏，必然带来纠纷的稀少以及诉讼意识的淡薄。
在中国，礼仪、善意、正直的概念一向比强制与惩罚更受重视，和睦与调解一向被认为优于诉讼。这各做法为什么能在中国行得通，原因上面谈了一些，这里还可以提一点。那就是，由于中国社会具有的某种单纯性，大多数人具有单一的法律意识，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对中ณ国人来说，理想的法官必定是以这种共同的法律意识来解释和运用实体法的。在任何情况下，解决争端的办法不应完全拘泥于法律的框框，而要符合公正和人情。因此，应承担的损害赔偿的数目不应过应对损害行为负责的人的负担能力，不能使他本人及其家属因之ใ陷于绝境。中国的礼或人伦制序并不否定法律和制ๆ度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但却不以此为止境。法律和制度的对象是抽象的、通性的“个体”，因而只能ม保障起码的公平或“平等”。礼和人伦制ๆ序要求进一步照顾ุ每一个具体的个体。但要在法庭上公开无视实体法比较困难，所以才更加重视调解程序。在这种程序中，共同的法律意识起着支配作用，人们就以此为准则来衡量案件处理得公正与否。
中国调解制度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甚至在1980่年9月拟订了一项《调解规则》草案。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中国调解制度的文化背景，你就会对把它根植于西方国家土壤之中的做法信心不足。
西方国家多是由á各种种族文化和宗教构成的一种杂然共处的复合社ุ会。因种族文化和宗教的不同，价值观也就不同。生纠纷后也就难以找到妥协的途径。结果，除在法庭上通过法律程序弄清是非，解决纠纷之外，别无他样的信念：唯法律至上，任何事物都必须服从法律，除法律以外，不服从任何事物。
你如果以为中国人的诉讼观念会随着对西方的开放而轻易改变，那就错了。英国学者李约
瑟在谈到古代中ณ国和西方的科学技术交流时曾经说过：“中ณ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以及南方邻๑国之间的交往和反应，要比一向所认为的多得多，尽管如此，中国思想和文化模式的基本格调，却保持着明显的、从未间断的自性。这是中国‘与世隔绝’的真正涵义。过去，中ณ国是和外界有接触的，但是，这种接触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影响它所特有的文化以及科学的格调。”这对于中国古老的文明究竟是件好事还是坏事，那要具体分析。
当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相继衰落时，中国找到了在经济不达条件下的一种相对和谐的社会结构，使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展，成为古代灿烂的明星。然而，和谐也带来了保守，古代的繁荣带来了近代的落后。历史将表明，过去的一切，既ຂ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一个伟大的民族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在他未来的道路上都是有意义的。
中国文化传统中ณ有积极向上的内容，也有消极的落后的万分。其积极的方面既是中ณ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其消极的方面则ท可能成为中国人身上的包袱。新中ณ国的法律虽然与旧中ณ国的法律有着严格的区别，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历史传统的制约。因此，必须对中ณ国文化传统作出恰当的评价。
你知道，孔子的法律学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社全政治、法律、道德相互间的矛盾尖锐地交织在一起，他在企图解决这些矛盾进创造了一种“混合治理”的学说──伦理法律学，包含了某些对于现代“综合治理”有启作用的合理猜测。正象中国古代的中医学同现代整体医学有不少暗合一样。不过，儒学过分地夸大了道德的作用。孔子强调德教尽管有其认识伦方
面的原因和反对严å刑é峻法的用心，但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却有它严重的缺陷。中国人的权利意
识一向初ม被压迫在义务观念之下，这与儒学偏重于道德义务，而不重视法律权利的倾向直接有关。在中国除不具个ฐ人性质的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外，几乎没有人会为了行使法典规定的权利而诉之于法院。前不久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作者表了一篇论文，但编辑部一年多没寄给稿费。这位作者就很婉转地写了封信，提醒编辑部ຖ说，是不是稿费都寄给了每一位作者。报上的这篇小文章大力赞扬了这位作者的勇敢举动。其实，这们作者不过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ำ，但在中国，这就算作“勇敢”了。在中国，债权人往往是请求而不是强迫债务人履行约定的义แ务；意外事故的受害者也常宁愿自认倒霉而放弃他索赔的权利。你看，孔夫子的影响有多大呀！在政治生活和司法实践中，这种观念极容易导致忽视或无视公民权利ำ的结果。依我看，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极大提高，是中国进入法治社ุ会的重要前提之ใ一。
中ณ国人是不甘落后的，一场伟大的改革已使世界震惊。我想，中ณ国人的诉讼观念在这场改革中也许会生变化。理由之一，中国的产品经济正在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取代，由此带来的是充满生机的竞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员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人身的依附性越来越小。据报载，合同工的人数已高达350万。这必然会打破旧的中庸和谐局面，人情关系迟早要让位于法律关系，诉讼增加也是不可避免的。理由之二，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并开始倒向法律一边。最近我看了一部关于中国改革题材的电视剧《一山二虎》。剧的结尾写的是工厂的工人含泪目送他们的厂长被警察带上了警车。这位厂长被拘留是由于他打伤了工人，打人的理由完全令人同情，在道德上也无可谴责。这部电视剧说明，起码在编剧的观念中，道德力量已不能完全左右法律，否则，他就不会安排这么一个结局。理由之ใ三，中国正开始走向多样化，必然使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为多种多样的方式所取代。可以预ไ见，传统法律意识的独霸局面会被打破，彻底更新国民法律意识的日子就要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