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你的妈妈，
“这是我的妈，你是长，圆圆对爸爸话了。猜疑地监视着，很不放心。”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晚饭后。”她要赶爸，
钟书很窝囊地笑。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
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我当时没问，钟书说的什，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๐没人可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我们三个人中间，我是最笨的一个。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一下子就赢得女儿的友情，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反正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
她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圆圆在辣斐德路乖๔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ฐ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圆圆去世，六十岁还欠两个多月。去世前一两个月，她躺在病床上还在写《我们仨》。第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我把她的记事，附在卷末。
钟书这次回上海，只准备度个暑假。他已๐获悉清华决议聘他回校。消息也许是吴宓老师传的。所以钟书已辞去蓝田的职务，准备再回西南联大。《槐聚诗存》19๗41年有《又将入滇怆念若渠》一诗。据清华大学档案，1941年3๑月4๒日，确有聘请钱钟书回校的记录。据《吴宓日记》，系里通过决议，请钟书回校任教是1940年1้1月6日的事，《日记》上说，“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日记》vii，258页。钟书并不知道有“忌之者明示反对”，也不知道当时的系主任是陈福田。
陈福田是华侨，对祖国文化欠根底，钟书在校时，他不过是外语系的一位教师，远不是什么主任。钟书从不称陈福田先生或陈福田，只称f·t·。他和f·t·从无交往。
钟书满以为不日就会收到清华的聘约。“他痴汉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清华杳无消息。钟书的二弟已๐携带妻子儿女到เ外地就职，钟书的妹妹已到เ爹爹身边去，钟书还在等待清华的聘书。
我问钟书：是不是弄错了，清华并没有聘你回校。看样子他是错了。钟书踌躇说，袁同礼曾和他有约，如不便入内地，可到中央图书馆任职。我不知钟书是否给袁同礼ึ去过信。钟็书后来曾告诉我，叶先生对袁同礼说他骄傲，但我也不知有何根据。仅正清华和袁同礼ึ都杳无音信。
快开学了，钟书觉得两ä处落空，有失业的危险。他的好友陈麟瑞当时任暨南大学英文系主任，钟书就向陈麟瑞求职。陈说：“正好，系里都对孙大雨不满，你来就顶了他。”钟书只闻孙大雨之名，并不相识。但是他决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所以一口拒绝了。他接受了我爸爸让给他的震旦女校两个钟็点的课。
10月左右，陈福田先生有事来上海。他以清华大学外文系主ว任的身份，亲来聘请钱钟็书回校。清华既决定聘钱钟็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谈几句话。
我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
爹爹经常有家信，信总是写给小儿子的，每信必夸他“持家奉母”。自从钟็书回上海，“持家奉母”之外又多了“扶兄”二字。钟书又何需弟弟“扶”呢，爹爹既ຂ这么说，他也就认了。他肯委屈，能忍耐。圆圆也肯委屈，能忍耐。我觉得他们都像我婆婆。
我那时已为ฦ阔小姐补习到高中ณ毕业，把她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位大学助教了。珍珠港事变后，孤已沉没，振华分校也解散了。我接了另一个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教师，薪水不薄，每月还有三斗白米，只是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钟็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方แ凳妈妈”摸therthornton见面之后，校方立即为ฦ他增加了几个ฐ钟点。他随后收了一名拜门的学生，束总随着物价一起上涨。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ำ，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钟书的妹妹到了爹爹身边之后，记不起是哪年，大约是1้944年，钟书的二弟当时携家住汉口，来信报告母亲，说爹爹已将妹妹许配他的学生某某，但妹妹不愿意，常在河边独自徘徊，怕是有轻生之想。二弟家住处和爹爹住处仅一江之隔，来往极便。我婆婆最疼的是小儿小女，一般传统家庭，重男轻女。但钱家儿子极多而女儿极少，女儿都是非常宝贝的。据二弟来信，爹爹选择的人并不合适。那人是一位讲师，曾和钟书同事。钟书站在妹妹的立场上，妹妹不愿意，就是不合适。我婆婆只因为他是外地人，就认为不合适。钟书的三弟已๐携带妻子儿女迁居苏州。三弟往来于苏州上海ร之ใ间，这时不在上海。
我婆婆嘱钟书写信劝阻这门亲事。叔父同情我的婆婆，也写信劝阻。他信上极为ฦ开明，说家里一对对小夫妻都爱吵架，惟独我们夫妇不吵，可见婚姻还是自由的好。钟书代母亲委婉陈词，说生平只此一女，不愿她嫁外地人，希望爹爹再加考虑。钟็书私下又给妹妹写信给她打气，叫她抗拒。不料妹妹不敢自己违抗父亲，就拿出哥哥的信来，代她说话。
爹爹见信很恼火。他一意要为女儿选个好女婿，看中了这位品学兼优的讲师，认为在他培育下必能成才；女儿嫁个书生，“粗茶淡饭足矣”，外地人又怎的？我记不清他回信是一封还是两ä封，只记得信中ณ说，储安平当时在师院任职是自由á结婚的，直在闹离婚呢！又讥诮说，现在做父母的，要等待子女来教育了！这是针对钟็书煽动妹妹违抗的话。爹爹和钟็书的信，都是文言的绝妙好辞，可惜我只能撮述，不免欠缺文采。不过我对各方的情绪都稍能了解。
四婶婶最有幽默，笑弯了眼睛私下对我说：“乖的没事，憨的又讨骂了。”———“乖的”指养志的弟弟但他当时不在上海ร，“憨的”指钟书。其实连“乖的”叔叔也“挨眦儿”了，连累我也“挨眦儿”了。
钟书的妹妹乖乖๔地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结了婚。我婆婆解放前夕到了我公公处，就一直和女儿女婿同住。钟书的妹妹生了两个聪明美丽的女儿，还有两个小儿小女我未见过。爹爹一手操办的婚姻ี该算美满，不过这是后话了。
其实，钟书是爹爹最器重的儿子。爱之ใ深则责之严，但严父的架式掩不没慈父的真情。钟书虽然从小怕爹爹，父子之情还是很诚挚的。他很尊重爹爹，也很怜惜他。
他私下告诉我：“爹爹因唔娘多病体弱，而七年间生了四个孩子，他就不回内寝，无日无夜在外书房工作，倦了倒在躺椅里歇歇。江浙战争，乱军抢劫无锡，爷爷的产业遭劫，爷爷欠下一大笔债款。这一大笔债，都是爹爹独力偿还的。”
我问：“小叔叔呢？”
钟书说：“小叔叔不相干，爹爹是负责人。等到เ这一大笔债还清，爹爹已劳累得一身是病了。”
我曾听到我公公喊“啊唷哇啦”，以为ฦ碰伤了哪里。钟书说，不是喊痛，是他的习惯语，因为他多年浑身疼痛，不痛也喊“啊唷哇啦”。
爹爹对钟书的训诫，只是好文章，对钟็书无大补益。钟书对爹爹的“志”，并不完全赞同，却也了解。爹爹对钟书的“志”并不了解，也不赞许。他们父慈子孝，但父子俩的志趣并不接轨。
钟书的堂弟钟韩和钟็书是好兄弟，亲密胜于亲兄弟。一次，钟็韩在我们三里河寓所说过一句非常中肯的话。他说，“其实啊，倒是我最像三伯伯。”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对极了，他是我公公理想的儿子。
八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ำ之前。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
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如：“杜米要口口伐？”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
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ศ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篾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ศ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ม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ภ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ษ。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钟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有一个ฐ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决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เ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从前家里买西瓜，每买必两担三担。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ฦ他自豪。
圆圆的肠胃可以吃西瓜，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也让她吃了。钟็书爱逗她，惹她，欺她，每次有吃的东西，总说：“Baby，noeat．”她渐渐听懂了，总留แ心看妈妈的脸色。一次爸爸说了“Baby，noeat．”，她看着妈妈的脸，迸出了她自造的第一句英语：“Babຘy，ye色at！”她那时约六岁。
胜利前，谣传美军将对上海“地毯式”轰炸，逃难避居上海的人纷纷逃离上海。我父亲于一九四四年早春，带了我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苏州庙堂巷老家。
这年暑假，我七妹妹和妹夫携带两个儿子到苏州老家过暑假。我事忙不能脱身，让圆圆跟他们一家同到外公家去。那时圆圆七周岁，在外公家和两个表姐、四个表弟结伴。我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一群孩子在荒园里“踢天弄井”，只圆圆斯文。别ี人爬树，她不敢，站在树下看着。我小时特别ี淘气，爬树、上屋都很大胆；圆圆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很像钟็书自称的“拙手笨脚”。
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电厂已๐不供电，晚上只好用洋油灯。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圆圆却不知惧怕，表姐表弟都需她保镖。她这点也颇有父风。我是最怕鬼的，钟书从小不懂得怕鬼。他和钟韩早年住无锡留芳声巷，那所房子有凶宅之称。钟韩怕鬼，钟书吓他“鬼来了！”钟韩吓得大叫“啊！！！！”又叫又逃，钟็书大乐。他讲给我听还洋洋得意。
有一次，我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忽然圆圆不见了。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兵分三路”，分头寻找。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见道士头绾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这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吗？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圆圆抱着搀着，护得孩子失去了机灵。这点我完全承认。我和圆圆走在路上，一定搀着手；上了电车，总让她坐在我身上。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å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ว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ฦ什么从没坐过电车。
圆圆在苏州的一桩桩表现，都带三分呆气，都不像我而像钟书。
圆圆这次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就没有再见外公。我爸爸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在苏州去世，抗日战争尚未结束。
这时期，钟书经常来往的朋友，同辈有陈麟瑞石华父、陈西禾、李健吾、柯灵、傅雷、亲如兄长的徐燕谋、诗友冒效鲁等。老一辈赏识他的有徐森玉鸿宝、李拔可宣龚、郑振铎、李玄伯等，比他年轻的朋友有郑朝宗、王辛迪、宋悌芬、许国璋等。李拔可、郑振铎ດ、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
贫与病总是相连的。钟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胜利之后，一九四七年冬，她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这种病，中医称“流住”或“穿骨流住”，据医书载：“在骨节或骨空处，难痊。”大夫和我谈病情，圆圆都听懂了，回家挂着一滴小眼泪说：“我要害死你们了。”我忙安慰她说：“你挑了好时候，现在不怕生病了。你只要好好地休息补养，就会好的。”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维生素a、d，吃补养的食品。十个月后，病完全好了。大夫对我说，这是运气。孩子得了这种病，往往转到脚部ຖ，又转到头部，孩子就夭折了。圆圆病愈，胖大了一圈。我睡里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可是我自己้也病了，天天低烧，每月体重减一磅，查不出病因。钟็书很焦虑。一九四九年我们接受清华聘约时，他说：“换换空气吧，也许换了地方แ，你的病就好了。”果然，我到清华一年之后，低烧就没有了。
九
一九四八年夏，钟็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这时钟书、圆圆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随上海钱家人一起回到เ七尺场老家。
我结婚后只在那里住过十天上下。这次再去，那间房子堆满了烂东西，都走不进人了。我房间里原先的家具：大床、镜台、书桌等，早ຉ给人全部卖掉了。我们夫妇和女儿在七尺场钱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า盖的楼上。
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孙健汝”，得意非凡。
他偶在一间厢房里的床上睡着了他睡觉向来不分日夜。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子在他脚๐头，为ฦ他掖掖夹被，盖上脚，然后坐着看书。满地都是书。院子里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这女孩子却在静静地看书。我公公就问她是谁。圆圆自报了名字。她在钱家是健汝，但我们仍叫她阿圆，我不知她是怎样报名的。她那ว时候十一周岁，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正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她和钟书有同样的习性，到哪里，就找书看。她找到เ一小柜《少年》。这种杂志她读来已嫌不够味儿，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满地是书。
我公公考问了她读的《少年》，又考考她别ี方面的学问，大为惊奇，好像哥伦布现了新大陆，认定她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从此健汝跃居心上第一位。他曾对钟书的二弟、三弟说：他们的这个那个儿子，资质属某等某等，“吾家读书种子，惟健汝一人耳”。爹爹说话，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
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围城》出版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爱好者。我们的交游面扩大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ฐ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