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明清之间的诸大儒
《易经》的精神，
正变也罢，便成为适用于一般人陶冶性情、调剂身心å。恐怕未必能够尽遂人意，故只以《乐记》来说，纯粹是洁净心理、升华思想的文化教育。从科学中国古，
暂时搁置形而上，遗传、家庭、历史文，终归要成为过去的陈迹。但处在历史夹缝时代中的我们，内遭古今未有的巨变，外受西方思想风气的压力，仍然想要讲究“孝道”而谈家庭教育，由此再配合孔子手编的《诗。反变也罢。历史文化的演变，便是形成青少年们思想与心理的主要成因。其中忽略๓了任何一个问题，因此研究青少年问题。都可能会造成偏见与错误，随便笼统地涉及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等问题，未必尽是确论。自然归功到它的历史，
日本之所以如此，促成明治维新า的幸运。当时的日本，在政治方แ面，因有天皇万世一系的观念，别无民族或其他大问题的存在。所以君明臣贤，而建立了伊藤博文等不世的殊勋。在学术思想上，因有中国宋、明儒家以后王阳明理学的普及影响，化成日本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除了以西方的科学文明为用，仍以日本大和魂的民族文化精神为ฦ主。在国家的士气方แ面，因有强横霸道武士道的传统，特别容易与军国主义แ结合，于是一变就成为“大日如来”的帝国主ว义侵略思想。
现在要讲现代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而它与西来的“飘”风，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先要向大家述说我亲自经历的二、三个小故事，以便从侧面来透视它的正题。
一西方欧洲的文化，经过中古长期的沉闷以后，自然就引出反现实的历史行为ฦ，于是形成了十五、六世纪之间的“文艺复兴运动”。由“文艺复兴运动”所带来的欧洲历史的新境界，从此掀起了西方固有文化思想的自由主义แ和民主ว思潮，因而促成了法国等地的政治革命，形成了近世西方แ文化思想中民主和自由的新า观念。但由此一变再变，民主ว思想和崇拜英雄的心理，互相矛盾。自由主ว义แ和自私心理，夹缠不清。于是便又形成历史性反现实的行为，而产生西方历史文化的第一股逆流：如英、德、法、意等新型国家“外用强权，内唱公理”之军国主ว义แ的出现。同时又变更民主ว的专制为ฦ独裁，假借公理的正义แ为侵略๓。当此之时，受西方文化笼罩的欧洲各国的青年们，其思想大体上除倾向于“富国强兵”的光荣以外，纵然有不满现实的地方แ，也只限于反古求新，以及对少数社会和个人际遇的不满。
由于身历其境，而了解人们历史循环性不满现实的通病，进而探寻这种随时代年龄而生差异的思想与心理原因，便可知道人类的感情作用，经常会左右理智慧思的极限。人的感情，不但对个人私心事物有占有把握的牢固性，同时对于具有历史性的生活形态和精神思考的习惯、文化背景、时间和空间的惯适，都有浓厚的感情作用。每当历史随时代的推进而演变的时候，由于人们旧有历史的牢固习惯，只能ม接受渐变的推排，极难适应突变的打击。尤其对于眼前现实的精神生活，与耳目感官日常周遭事物引的感想，例如与社会秩序、家庭环境有关的道德规范，行为ฦ的善恶标准等观念，在历史文化变更的过程中，最容易引起青少年的心理反应和老辈子的伤感。尤其在二十世纪末期的剧变中，更为显著。站在我们这一代的立场，看到เ下一代的堕落和疯狂，真有不胜扼腕叹息之感。如果经过一番深思熟ງ虑，检讨历史文化演变的得失、前因后果，便可比较客观地了解青少年们思想与心理趋向的矛盾。在这个时代中，旧的过去了，新的还未产生，随着物质文明的展，如朽索之ใ驭怒马，他们失去了可循的准绳，找不到控驭自己的鞍辔，盲目自恣，陷于一片迷惘的境地。不但东方的青少年如此，西方乃至全世界的青少年，都已染上这种时代性的传染病症。其实，在这个ฐ时代的阶段中，真失去了道德的标准吗？完全没有善恶的意识吗？不然。道德和善恶，它永远存在于人心之ใ中ณ，它是人性中ณ自然具有的一种功能ม，它只有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作用，转变形态。在人类的文化史上，过去的道德观念，是基于宗教的因果观念而定；教育的规范由á此而教育，思想的习惯由此而思想，稳定社会秩序两、三千年。现代的道德观念，由于物质文明的达，工商业快展中的刺激反应，它逐渐接近以经济的价值观念而定，下意识的只有价值与无价值的辨别ี。过去的善恶观念，是以人性本应善良，对于心理和行为的善恶，具有宗教性的报应而定论。现代的善恶观念，由于科学促使物质文明的重要，同时曲解自由而又极度偏向个人的自私，几乎走向以需要与不需要来决定善恶的标准。这样的道德观念、善恶观念，虽然还未真正构成为现代人思想心理的定型，它的对与不对，是与否，实在是非常急切地等待着我们这一代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既不能ม凭历史文化的感情而一切陷于悲观，更不能徒凭时代的感染而盲从冲动，以致于忽略了随时偕进的理性思想。
一九七七年六月
如果是以读书考功名的，一开始，就很可能是读《论语》，其次《孟子》，其次《中庸》，其次《大学》。由六岁到เ九岁之间，关于以上所列的四书，必须ี要背诵得滚瓜烂熟ງ，以备应考“童子试”的初ม步考试。至于《幼学琼林》、《千家诗》、《唐诗三百》等，也是应读的课外读物，而且都须要背诵熟练，以备不时之ใ需。当时读书注重“背诵”，所以便养成读书人“朗诵”的工夫和本领，有腔有调，合板合拍，等于唱戏或唱歌一样的有趣。至于书本，像《启蒙》学生所用的二十篇《论语》等，虽然都是木板墨印，但是都有一篇一篇的散卖的薄本，即使撕烂了或墨涂坏了，还可以再买一篇回来。
如果只以读书认字为目的，一开始，便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增广昔时贤文》等等，各随所便，并不是规定一律。
因此，有些学生多的“家塾”，每天早ຉ上，老师各个分别的圈点教读了每个不同的书本以后，不管你懂不懂得意义แ，便由学生们自己去念读“背诵”，之ใ乎者也，哄堂叫读，不亦乐乎。从前有人描述“家塾”的散漫情形，便作过一打油诗，记述当时的实况，如云：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百家姓》。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三字经》完翻《鉴略》《通监史略》。《千家诗》毕念《神童》《神童诗》。其中ณ有个聪明者，一日三行读《大》《大学》《中ณ》《中庸》。
至于吟诗作对，那是“蒙”两ä三年后的必修功课。开始先学对对，初由一字一对，再慢慢地到达长篇长对。因此，李笠翁所著的《对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芎。雷隐隐。雾濛濛。日下对天中ณ。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ä曜斗ç西东。十月边塞，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等，便是当时学习韵对的范本。到了《四书》读完，大约十几岁的年龄，学会作诗，那是并不太难的事。至于是否能够作得好诗，却是另一问题。总之ใ，当时把吟诗作对与读书作文章，完全连在一起，因为ฦ从童子试的“考童生”开始，作诗是必须的一手绝活，等于现在考试中的英文，非要你学会不可。我们当时在十二、三岁便会作诗，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后来我碰到很多位前清遗老，所谓“秀才”与“举人”的老先生们，到เ老仍然作不出真有才气的诗，那也是司空见惯的常事。这正如赵翼所说：“到เ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一点不错。
4๒写字的“启蒙”
讲到“启蒙”时期的写字，更为有趣。起初ม开始练习写字，便要“描红”。那ว是在一张白纸上印好红字，用毛笔蘸墨去填写。一个ฐ六、七岁的小学生，连拿毛笔是怎样的拿，都不清楚，马上就要“描红”写字，真也是件不容易的事。于是老师和大人们，往往便为ฦ你“把笔”练习用自己的手握在学生的手上，帮他写字，那时开始“描红”的纸上，所写的红字并不太好，但是却是具有传统文化的历史权威的一词句，从宋代开始，便一直为ฦ“启蒙”入学时期的小学生们所应用，它的内容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这意义似通非通的词句，将近千年以来，应用得非常广泛。距今四十年前，我碰到一位学道术的人，他会画符念咒，大家都说他神通广大，法术无边。后来我和他接近以后，才知道他出卖的风云雷雨，完全靠一个ฐ很有效验的咒子。你说那是什么咒呢？原来他翻复所念的，便是这《上大人》。也等于另有一派专门替人画符念咒治病的术士，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的，便是“大学之ใ道，在明明德”的一章，你说可笑不可笑。
学写字，先“描红”，还不错。有的穷苦学生，连“描红”的《上大人》也买不起，只用一块木板，漆成黑白两面，用毛笔蘸墨在白色的一面上学写字。等到เ老师看不见时，便用一堆墨倒在白板上，用嘴吹它一口气，再来用指头东抹西画一番，便会变出一幅很有趣的画面，山水人物、虫鱼花鸟都有。所以我常常想到เ当时那ว些小同学的影像画，真够前进，也真够“抽象”，如果拿到现在来，一定是最时髦的作品。但是我们当时在“家塾”里的同学们，却并不时髦，因为大家书包里，都带着毛笔、墨、砚台和书本，在“家塾”里读了一天的书，东画ฑ西画，每个ฐ人的手上、脸上、嘴上，都涂ิ抹得一塌糊涂，都自勾成一个像京戏里丑角的面孔。
5塾师和家塾
讲到“家塾”，我们顾ุ名思义，一定都设在某一个ฐ人的家里啰？其实，并不尽然，除了殷实的富户人家，或者世代书香之后，可以有空房子，专门设立“家塾”，供子弟们读书以外，大多数的农村社会，都做不到有这样好的教育环境。所以多数的“家塾”，多半设立在某某宗祠的“祠堂”或寺庙里。因为ฦ这些地方，比较清静宽广，学生们还有活动的余地，荡秋千、踢毽子、叠罗汉、打小小的群架，那也是常有的事。但在偏僻地方แ的三家村里的“家塾”，情形又当别ี论。在此，我要声明，为什么一直要称它作“家塾”，却不用“私塾”的名称呢？因为“私塾”是在民国成立以后，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对于过去私家设立的“家塾”，依法称它为ฦ“私塾”。事实上，在六十年前后的“家塾”，并无所谓公立或私立的严å格差别。
至于担任“家塾”里教书的老师，说来真有无限的感慨。同时，也可因此而为ฦ古今中外从事教学的先生们同下一掬伤心而凄凉的泪水。大概我们都知道过去私家教学的风格和习惯，凡是讲到家里教书先生的代名词，叫做“西席”。老师们称呼主人的雅号，叫做“东主”或“东翁”。除了一般已经有了初步功名成就的子弟，再请一位有学问或有功名的“西席”先生来家专门教读以外。其他一般“家塾”所请的老师，不是落第的书生，便是穷而无奈的酸丁。表面上虽然表示尊敬，实际上，并不受一般社会所重视。他们生活的刻苦，以及报酬待遇的菲薄，真是不堪想象。那时，并非以月薪计算报酬，只是以年节计算实物，或者加上当时极其少数的货币银两或银洋，一年辛苦所得，也仅得温饱而已。至于以此养家活口，那就苦不堪言了。所谓“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的感慨，都是这种情况中所产生的悲哀。可是话说回来，碰到有些“冬烘”迂腐的学究，实在也会使人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可厌。凡事总有正反不同的两面道理，当然不能ม一概而论。但大体说来。当时多数的教书先生们，一言以蔽之，都在“清苦”中度过他的一生。所以清代的名士郑板桥燮，在他没有考取功名以前，也曾经做过教书先生，他便写过一足为千秋后世同声一叹的名诗，如云：
教读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
又相传光绪时，有李森庐者，以教读为业，某年岁除，不能ม归，作诗寄其妻云：“今年馆事太清平，新旧生徒只数人。寄语贤妻休盼望，想钱还帐莫劳神。”“我命从来实可怜，一双赤手砚为田。今年恰似逢干旱，只半收成莫怨天。”现在教书先生的情形，虽然没有完全像这样的惨痛，但是以“舌耕”为务的人，比较一般从事有关工商职业的，在物质生活的享乐上，到เ底还有很大的差距。过去是“一席青毡”，罚坐在冷板凳上。现在是一张聘约，罚站在冷柜台。况且一校一系一派，无形中各自形成圈圈，清儒童二树所谓：“左圈右圈圈不了，不知圈了有多少？而今跳出圈圈外，恐被圈圈圈到เ老。”古今中外，同此一例，这也正是人类思想和心理的一个重大问题。